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Elite系列第118号：二战德军指挥官(1)陆军-German Commanders of World War II (1)Army。原作者Gordon.Williamson，绘图Malcolm McGregar。以下是该书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Elite系列第118号：二战德军指挥官(1)陆军-German Commanders of World War II (1)Army。原作者Gordon.Williamson，绘图Malcolm McGregar。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1:陆军元帅埃里
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lein），塞瓦斯托波尔，1942年7月

作为围攻塞瓦斯托波尔期间的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冯·曼施坦因穿着搭配将官用野地灰色野战帽的“新式的”M1938式野战制服。图中这种野战帽上装饰金色的将官用老鹰加卐字的国徽帽徽，帽顶接缝、翻折的帽边的弧形前缘和围绕帽章的倒三角区域边缘则装饰金色滚边。依据照片描绘的这种全野地灰色上衣（这里指没有领子上的布制深绿色徽章面饰）采用轻便材料制作，与之搭配的是军官用马靴和全灰色马裤——也就是不带制式的猩红色将官用马裤裤线镶边和两条裤边装饰条的款式。金色的胸前鹰徽、红底金色绳纹（Alt Larisch）式领章以及肩章都是将官专用的，其中肩章上的交叉的银色加农炮图案的徽章象征着陆军元帅的军衔。曼施坦因脖子上挂着骑士十字勋章（1940年7月19日，他作为步兵上将指挥第38军团在法国作战时获得），胸前别着的绶带是他在一战时期获得的带交叉宝剑图案别钩的二级铁十字勋章。人物右上方的克里米亚战役盾形章是当年7月25日颁发的，以奖给所有在1941年9月21日至1942年7月4日之间在前线参加过那场战役的各级别军人，而冯·曼施坦因在左上臂看不到的位置佩戴了这一徽章的金色版本。他的棕色军官野战腰带上固定着装瓦泽尔PPK半自动手枪的手枪套。

A2: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法国海岸，1944年春

作为西线总指挥视察海岸防卫的隆美尔手持着陆军元帅的临时权杖（Interimstab）。他的常服军帽（Schirmmutze）带有金色的将官用滚边和帽绳，而银色的国家鹰徽和带花冠的帽章则是1943年1月1日以前规定佩戴的。将官用野地灰色大衣带有深绿色的领子饰面和腥红色的下翻领饰面；外露的深绿色上衣领子则带有猩红色的将官领章，上面装饰的是简化版的红底金色绳纹式刺绣装饰，它只有两个“叶片”从而替代了完全版的三个。图中几乎完全看不到的是他的野地灰色马裤上的猩红色裤边装饰。隆美尔的脖子上系着带橡叶、宝剑和钻石装饰的骑士十字勋章，骑士十字勋章于1940年3月26日获得，剩下三样装饰分别于1941年3月20日、1942年1月20日和1943年3月11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下面挂的是1917年12月因为在意大利前线的卡波雷特（Caporetto）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而获得的功勋勋章（Pour Ie Merite）。

A3: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荷兰，1944年9月

盟军在进行“市场花园”行动时B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莫德尔戴着他那片标志性的单片眼镜，常服帽子上则套着英国造的防毒气“护眼”轻便风镜。他的帽子上带有1943年1月1日以后规定使用的金色帽徽，野地灰色常服上衣带有绿色领子，灰色马裤则按传统装饰两条猩红色装饰边条和一条猩红色裤线镶边。另外按照骑兵的式样，他的马裤在内裆部带有小羊皮的加厚设计。为了表示他的军衔他佩戴了制式的徽章，这包括了领章、胸前鹰徽和肩章。脖领位置他所展示的是带橡叶、宝剑和钻石装饰的骑士十字勋章，骑士十字勋章获得于1941年7月9日，三样装饰分别于1942年2月17日、1943年4月2日和1944年8月17日获得。莫德尔在纽扣孔上别着1941年-42年东线冬季战役奖章的绶带；左胸前佩戴一战时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它上方的二战时获得的同级勋章的挂钩，而这堆徽章中还包括了坦克战斗章和金质负伤章，后者代表他分别的5次负伤经历。

 

B1:山地兵上将费迪南德·舍纳尔（Ferdinand Schorner），芬兰，1943年春

1943年四五月间在芬兰北部指挥着北方集团军群的山地兵上将舍纳尔穿了一身充满个人风格的野战制服。除了金色的纽扣外，野地灰色山地帽并没有指明他将官身份的标识；雪绒花帽徽则是山地部队各级别军人通用的，它佩戴在左侧上翻的帽边上，花茎朝前（图中模糊不见，细节见人物右上方的小图）。野地灰色上衣是老式的M1928式，绿色面饰领子的领边、上衣前襟和上翻袖口带有猩红色将官滚边。他的军衔徽章是传统式样的；右上臂上佩戴的是山地部队雪绒花徽章。在舍纳尔的脖子上展示着他作为第6山地师的指挥将官在1941年4月20日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和同隆美尔一样因为在1917年秋天的卡波雷特战役中的勇敢表现而获得的功勋勋章。在左胸口戴上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金色纳粹党党徽，这是授予该党的编号100000以内的党员的。照片显示搭配这位将军上衣的是比上衣颜色较浅的山地部队的瘦腿裤，裤子的裤脚掖在短靴里，而短靴则是带厚重底板的制式山地靴。

B2: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德（Gerd von Rundstedt），1944年秋

冯·龙德施泰德经常穿着这身制服照照片，这身制服强调了他来自帝德时期陆军的背景和他当时作为第18步兵团团长的引以为傲的经历。他身上呈现出与这个团有关的风貌并与陆军元帅军衔相结合：8颗纽扣的M1920式军官常服上衣上带有代表步兵的白色前襟滚边；代表团级军官的步兵白色绞合纹横杠装饰出现在领子上；陆军元帅的肩章采用了步兵的白色底衬，上面还装饰交叉的加农炮徽章和他原来指挥的团的数字番号徽章。帽子上仍然佩戴1943年以前的帽徽，而带裤边装饰的野地灰色马裤、骑兵靴、灰色羊皮手套和权杖则都是惯常式样的。他身上的勋章包括了一战和二战时期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带橡叶装饰的骑士十字勋章（骑士十字勋章在1939年9月30日获得，橡叶装饰在1944年7月1日获得）。

B3:陆军元帅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乌克兰，1943年春

这位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拥有一只箍在装饰1943年版帽徽的大盖帽上的摩托车手风镜。他的服装按照规章制度穿着，当然不包括加在他将官大衣上的皮毛领子。他的骑士十字勋章和其橡叶装饰分别于1940年5月15日和1942年2月17日获得。

 

C1:汉斯·胡贝（Hans Hube）中将，西西里，1943年8月

这位第14装甲兵团的指挥官最显而易见的特征是他那显得不够协调的左臂假肢——1914年时他失去了左臂。橄榄棕色棉布热带制服与白衬衫和黑领带的组合不同寻常，但在战时留下来的照片中却并不少见。他的帽子上带有各级别军人通用的简单款式的帽徽，但却装饰了将官用的金色帽冠滚边和前脸的一圈弧形加倒V字型的金色镶边。上衣的徽章和马裤都是符合标准的，黑底金色的胸前鹰徽则是装甲兵上将专用的。不同寻常的是胡贝只展示了坦克战斗徽章和他在1914年和1939年时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没有佩戴他的带橡叶和宝剑装饰的骑士十字勋章（骑士十字勋章于1941年8月获得，橡叶和宝剑装饰分别于1942年1月16日和1942年12月21日获得）。

C2:爱德华·迪特尔（Eduard Dietl）大将，苏芬边境，1942年6月

作为第20山地军的指挥官和拉普兰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迪特尔在制服上展示了眼花缭乱的徽章和勋章。他的基本型制服由野地灰色山地帽M1935式“带滚边的”野战常服上衣、石头灰色将官马裤和绑腿以及山地靴所组成。这一时期他的帽子不带滚边装饰，上面有银色的国家帽徽和钉在左侧的雪绒花帽徽。代表军衔的装饰物包括了肩章和佩戴在带有红色滚边的领子上的领章以及胸前的金色鹰徽，这一切都是符合条令的做法。迪特尔在1940年5月9日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并在当年7月19日获得了这一勋章的橡叶装饰。与雪绒花右臂章对称的是左臂上的纳尔维克战斗盾形章（细节见人物左下方放大图）。右胸口袋上钉着享有盛誉的山地向导资格章，这是一种荣誉徽章，这就如同他左胸前银色负伤章和两次大战中分别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旁边的纳粹空军飞行员/瞭望员资格章一样。最后我们要介绍的一个物件是他在纳尔维克战斗之后接受海军赠与的“荣誉短剑”，上面雕刻了纳尔维克分舰队的10艘驱逐舰的名字。

C3: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约1943年-44年

我们选择描绘了古德里安将军身穿装甲部队黑色特种制服的形象，而这身服装上带有代表将官身份的识别装饰，并且这一形象所取材的照片罕有地展现了作为检阅装甲部队的将官身份时的珍贵影像。他所戴的大盖帽带有1943年以前的帽徽，代表他军衔的其他识别标志只有胸前的金色鹰徽和肩章，而按照规定他佩戴了各级军人都使用的带粉红色滚边的装甲部队骷髅头领章。除了坦克战斗徽章，两次大战中授予他的两个不同级别的铁十字勋章展示在这位将军的身上，纽扣孔上别的是二级铁十字勋章的绶带，左胸前则是一级铁十字勋章。

 

D1:装甲兵上将路德维格·克吕威尔（Ludwig cruwell），利比亚，1942年5月

作为隆美尔不在时担任非洲装甲军临时指挥官的克吕威尔将军，其在图中的形象取材于他刚被英军俘虏不久的照片。被风镜遮挡勉强可以看到的是他的热带野战帽上的代表将官的金色滚边。上衣和短裤的色彩不一，经常漂洗的热带棉制服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在脚上，这位将军穿的是皮革和帆布制作的第一版的高筒系带热带靴。他身上的所有徽章都是常规式样的，右袖子上的“AFRIKAKORPS”（非洲军团）字样的袖带在1941年7月18日开始采用。在他的脖子上围着的是带橡叶装饰的骑士十字勋章，其中骑士十字勋章于1941年5月4日获得，橡叶装饰于1941年9月1日获得。另外，在腰带扣上方可以看到他的单片眼镜的绳带。

D2:装甲兵上将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阿登，1944年12月

这位第5装甲军的指挥官戴着流行的“老式军官野战帽”，它不带帽绳，装饰金色滚边，帽檐是软皮革制作的，但是非正规的戴花冠装饰的金色金属帽徽替代了正规的平纹织帽徽。军衔领章在战争末期的野地灰色上衣的领子上经常能被看到。有时候会展示“GD”字母组合（“大德意志师”的缩写）徽章的这位将军的肩章现在装饰在了他私人购买的皮大衣上，而在右袖口上方，冯·曼陀菲尔异乎寻常地展示了两条袖带——纪念性的“AFRIKA”（非洲）字样的袖带和“Grossdeutschland”（大德意志）字样的袖带，前者代表他在非洲战场的服役经历，后者则代表他原来所在的大德意志师。他的骑士十字勋章和橡叶以及宝剑装饰分别于1941年11月17日、1943年11月19日和1944年2月22日获得。

D3:尤利乌斯·林格尔（Julius Ringel）少将，克里特岛，1941年

作为第5山地师的指挥官，我们可以通过这位将军的标志性的胡须来确定他的身份。图中林格尔戴着M1930式野地灰色山地帽，帽徽采用一片式设计（鹰徽仍然是银色的）并加上了帽子侧面的雪绒花帽徽。相比马裤更显褪色的橄榄色调的上衣在不同的照片中出现了两种款式，除了图中这种无装饰物的开领之外还包括闭领并且领子上加将官用领章的款式。前者很可能是尤利乌斯·林格尔在1941年6月13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之后开始穿着的，那样可以把挂在脖子上的这一勋章显露出来。这身上衣上装饰着军衔肩章、钉在右胸前的金色金属制鹰徽、右臂上的雪绒花徽章、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负伤章以及一长串的勋表，这些勋表展示了绰号“老爸”的这位将军在德国和一战时期的奥匈帝国所获得的嘉奖。

 

E1:装甲兵上将海因里希·艾伯巴赫（Heinrich Eberbach），法国，1944年8月

这位第7军的指挥官是少数几位在晋升到高级军衔之后仍然保留使用黑色坦克兵制服的装甲兵将军之一。图中这种黑色制服类似于最初的M1934式，它带有极宽的粉色（装甲兵兵种色）领子滚边和制式的各级军人通用的领章。黑色版本的新式军官用“M1938”式野战帽前脸带有包围住帽章的倒V字形装饰。将官军衔通过肩章、胸前和帽子上的金色鹰徽以及帽子的金色滚边来表现。他身上的勋章包括了别在翻领纽扣孔上的1941年至42年的冬天的东线冬季战役奖章、带1939年版挂钩的1914年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坦克战斗章和银色受伤章。艾伯巴赫的面部留下了在1915年战争中严重受伤的证据，虽然他的鼻子做了部分整容手术。

E2:西奥多·舍雷尔（Theodor Scherer）少将，白俄罗斯霍尔姆（Cholm），1942年初

德国高级军官中很少有人蓄胡须，舍雷尔是其中的又一位。为了应对俄国的冬天，他穿了一件宽松加厚的M1934式“警卫穿”长大衣（Ubermantel），一条宽羊皮内衬的领子加在了上面，肩章则展示了他的军衔。舍雷尔的“老式”军官野战帽带金色滚边和制式的平织银帽徽。“提尔人式”的帆布护腿则对他的制式滑雪鞋起到保护作用。1942年7月1日，这位将军获得了为参加霍尔姆包围圈战斗的老兵设立的战斗盾形章（详见人物右上方小图）。

E3:弗里茨·拜耳莱茵（Fritz Bayerlein）中将，诺曼底，1944年6月

这位装甲教导师的指挥官头戴M1943式“通用野战帽”，战争的最后两年，这种帽子在高级军官中变得日益普遍；本图人物所戴的这种帽子缺少将官甚至一般军官拥有的帽子滚边装饰，只是帽子上钉的取自常服军帽的金色鹰徽透露了拜耳莱茵的身份。他的常服制服是完全符合惯常的条例的，只不过在肩章上展示代表教导师的“L”字样的徽章（详见图F中的小图）。这位将军在1941年12月26日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当时他是在北非的隆美尔的参谋长；骑士十字勋章的橡叶装饰则是在1943年7月6日他在意大利期间获得的。

 

F1:少将弗兰茨·贝克医生（Dr Franz Bake），东线，1945年4月

图中所示的黑色坦克兵制服和M1943式军帽都带有金色徽章或滚边，尽管我们的主人公是在战争的最后2周才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前线被晋升为少将并成为统帅堂（Feldherrnhalle）第2装甲师（原第13装甲师）的指挥官的。然而，一些展示他作为第106统帅堂装甲旅上校旅长时的照片显示他以前穿的军服带有棕底银字的袖带和荣誉铭条。他身上最值得注意的也是在高级军官身上少见的徽章是三个右臂上的袖章，每一个都代表一次个人使用手持武器击毁坦克的记录，而这些击毁章都是他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获得的。除了铁十字勋章和1941-42年冬季战役勋章的绶带，这位将军还展示了代表一百次交战记录的双金属材料坦克战斗章以及代表5次或更多次负伤的金色负伤章。他的骑士十字勋章和附带的橡叶与宝剑装饰分别于1943年1月11日、8月1日和1944年2月21日颁发。

F2:豪斯特·尼马克（Horst Niemack）少将，鲁尔，1945年3月

这是又一位在战争的最后几周获得将官军衔的著名的上校。1945年2月5日，尼马克从拜耳莱茵将军手中接过装甲教导师指挥官的工作，但在任职这一岗位不久后的4月2日，他就再次负伤了。本图中他穿了身十分传统的M1936式常服，但是骑兵马裤是有裆部的皮革加厚设计的；代表装甲教导师的金色“L”字母徽章（细节见人物头顶上方的小图）钉在他的肩章上。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展示负伤章而只是佩戴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带橡叶与宝剑装饰的骑士十字勋章。

F3:赫尔曼·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Hermann von Oppeln-Bronikowski）少将，西里西亚，1945年初

出身贵族骑兵的这位第20装甲师的最后一名指挥官穿着带金色徽章和滚边的黑色坦克兵制服，肩章上的将官军衔章是他直到1945年1月才收到了。他在身上展示着常见的奖章和战斗章，而右胸口袋上别的则是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

G1:瓦尔德马·冯·甘岑上尉（Waldemar von Gazen），高加索，1943年1月

作为第13装甲师第66装甲掷弹团战斗群的指挥官，冯·甘岑在图中头戴“老式的”野战帽，身穿带布面领子的摩托车手胶皮大衣。帽子和军衔肩章分别展示了绿色的兵种色滚边和装甲掷弹兵的底衬。他的带橡树叶装饰的骑士十字勋章挂在脖子上。

G2:海因茨·冯·布雷泽-维尼亚里（Heinz Wittchow von Brese-Winiary）上校，立陶宛，1944年9月

本图描绘了这位刚被晋升并指挥“大德意志”师装甲重步兵团（事实上，它简直就是这支大型师的第二个机械化步兵团）的上校着礼服的情况，他所展示的勋章几乎就是一部德国步兵的作战史。1939年在波兰，他得到了他的二级铁十字勋章；40年在法国，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41年-42年的那个冬天在俄国的战役为他赢得了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他的骑士十字勋章是在他指挥一支战斗部队参加完43年春天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之后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的橡叶装饰代表他指挥一个团参加了1944年4月的切尔卡瑟（Cherkassy）包围圈的战斗。整个个人生涯中，他还赢得了颁发给机械化部队的铜质步兵突击章、金质的近战别扣章以及一枚金质负伤章——冯·布雷泽受伤的次数不下于9次。

G3:奥托·雷莫（Otto Remer）少将，东线，1945年春

新近被晋升为元首护卫师（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上是一支遭受重创的旅）师长的这名狂热的纳粹军官正在行纳粹礼——1944年7月2日，在他帮助镇压叛乱之后，所有军人中，老的军礼被这一举手礼强行取代。和冯·布雷泽上校（图G2人物）一样，他的部队也是“大德意志”军团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他在肩章上佩戴有GD字母组合（大德意志师的缩写）的徽章；和新调入这个师的冯·布雷泽不同，在该师长期服役的雷莫在右袖子上还佩戴了这个师的袖带。雷莫的制服和徽章都是传统式样的。他身上的勋章包括了因为1943年5月在哈尔科夫指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团半履带式装甲车一营而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以及当年11月因为指挥这个团的表现而获得的这一勋章的橡叶装饰。他身上展示的其他徽章包括了铁十字勋章、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和银色负伤章以及二级铁十字勋章、1941-42年冬季战斗章和4年作战服役奖章的绶带。

 

H1:威利·耶德（Willy Jahde）少校，列宁格勒前线，1944年3月

依据照片描绘了第502重装甲营虎式坦克营的这位指挥官的形象，他在黑色坦克制服外面穿着羊皮夹克。臂章军衔系统，也就是黑色背板上画着绿色短杠和橡树叶图案的徽章在1942年2月开始采用，这种全布制徽章在不佩戴肩章的前提下使用；实际上，战时的照片中很少看到它的出现。

H2:彼得·弗兰茨（Peter Frantz）少校，东线，1943年春

图中描绘了“大德意志”师突击炮营的这名指挥官在当年3月那次该部队著名的战斗之后在休整期时的形象，而这时他已经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突击炮乘员所穿着的野地灰色“特种制服”显然是惯常的服装，但该师的袖带却装饰在右臂子离袖口较高的位置。弗兰茨的肩章采用了炮兵的红色兵种色底衬，上面装饰GD字母组合（大德意志师的缩写，细节见人物右上侧小图）的徽章，领章上的银色绞合纹横杠装饰搭配上了红色的“剑条”。他的M1938“新式”野战帽最不同寻常之处是它的军官用银色滚边延伸形成围绕帽章一圈的编织体装饰带式镶边。

H3:约瑟夫·布里曼（Josef Bremm）中校，鲁尔包围圈，1945年春

这位是多次负伤且受到极高嘉奖的军官中的典范，这么说的原因是：他是最后一位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军人，时间是1945年5月9日——24小时之后二战在欧洲战场上结束。我们重建了这位第277人民掷弹师第990掷弹团的指挥官的形象，他戴没有帽徽的头盔，身穿野地灰色皮大衣，大衣上加上了他的中校军衔肩章，肩章的底衬是步兵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