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时，中国海军幸存的舰只总吨位仅剩下数千吨，为了恢复振兴海军，一方面接收日本赔偿的军舰，一方面派出官兵赴英、美训练，准备接收英美捐赠的战舰。然而就在百废待举之际，自清末以来主导中国海军的闽系军官集团遭到冲击，首领人物陈绍宽辞去海军总司令职务，蒋中正撤销海军司令部设置，改设海军署，全面改组海军削弱闽系势力，以加大对海军的控制力度。

    配合海军的改组，1946—1947年间，南京政府海军陆续开始启用了一套新的军服制度。新军服制度大体上与南京政府此前的海军军服类似，另外加入了大量美式军服的设计元素，抗战中关系愈走愈近，被南京国民政府倚为靠山的世界强国美国，此时已取代英国、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建设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海军军官服仍然和此前一样，分为大礼服、礼服、公服、常服等名目，各项礼服的样式完全没有改变，军官大礼帽、大檐帽以及帽徽也与此前相同，变化较大的主要是海军军官的常服和军衔设计。

    海军军官常服仍分为春秋冬季和夏季两类，夏季常服上衣是白色立领样式，衣襟前钉一排5颗铜钮扣，配套戴肩章不戴袖章。和上衣一样，军裤和皮鞋也是全白色，军帽上罩白色帽罩。军官的春秋冬季常服变化最大，上衣深蓝色，式样一改以往立领暗扣的设计，变为西服领双排扣(每排3颗钮扣)样式，袖口缝金线袖章，与美国海军军官常服相仿。春秋冬季常服的军裤也为深蓝色，配黑色皮鞋，与以往的着装制度不同的是，大檐帽也和夏季常服一样，套白色帽罩。

    1946年军服上出现的军衔标记和此前南京政府海军的军衔符号相比，变化较多。以下分肩章和袖章分述。

    军官服的肩章主要配用在夏季制服上，其中将官肩章的设计仍保留着南京政府前套海军军服上的很多痕迹，主要由十二角白日星徽和双锚符号以及区别军衔高低的将星符号3部分组成，十二角白日星徽和双锚符号不变，从海军代将(类似西方的准将)至海军上将，将星的数量分别为1—4颗。

    海军校官以下的军衔标记已基本美国化，肩章上除一个青天白日图案外，剩余用金线的宽窄、数量区分军衔高低。海军上校为4中道金线，中校为3中道，少校2中道1窄道，上尉2中道，中尉1中道1窄道，少尉1中道。海军士官的军衔符号是在1中道内再分隔出数量不等的竖窄道，海军一等佐3竖窄道，二等佐2道，三等佐1道。

    春秋冬季军官服上的袖章仍然是欧式海军的传统，以金线的宽窄和数量区分军衔，另外在金线之上装饰一个金色嘉禾圈。将官的袖章为1宽道金线和数量不等的中道金线的组合，从海军代将至海军上将分别为1宽道加1-4中道金线。海军校官以下金线的样式和肩章相仿，海军上校为4中道金线，中校3中道金线，少校2中道1窄道，上尉2中道，中尉1中道1窄道，少尉1中道，其他如海军士官的也与肩章相仿。

    除上述的军服之外，1946年之后的中国海军中，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军官便服，直接选用的是美国海军的棕黄色西装领军便服，主要用于作训时使用。选用这种服装或许是为了实用需要，亦可能是从美国过剩的军需物资中便宜获得的，其真实原因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探讨，另外穿着这种军便服时，会在西服领上佩戴领章。

    抗战后新军服中的水兵服较之抗战前基本没有变化，唯有的区别是臂章的设计有所修改。水兵的臂章底子颜色与制服的颜色匹配，即春秋冬季穿着深蓝色制服时，臂章的底色就是深蓝色，识别图案为金色，夏季白色制服时，臂章底色则是白色，识别图案为蓝色。其中练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的臂章符号与清末北洋海军时期的图案相仿，练兵为2个圆圈，和北洋海军的练勇类似，上等兵至二等兵分别为3—1道金线，与北洋海军的水手类似。兵之上，上士、中士、下士臂章的主图是交叉的2个海军锚，区分级别的符号是海军锚上方的星徽，下士为1颗五角星，中士是2颗五角星，上士是1个十二角白日星徽图案。

    伴随抗战胜利、海军改组而出现的这套海军服装制度颁行未久，中国海军刚刚在复兴之路上蹒跚起步，便被卷入了内战的漩涡。1949年2月13日凌晨，1艘用树枝稻草遮盖伪装的军舰悄然抵达连云港解放区，宣布起义，由此原民国海军的一些人员、舰只接连起义，投向新生的人民军队，他们身着的军服也逐渐变为人民海军军服。剩余的民国海军则跟随节节败退的南京政府，最终驶向了孤岛台湾，1946年后诞生的这套海军军服在海峡对面仍然延用了下来。中国海军的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