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三○年式”陆军弹药盒 日军“三○年式”陆军弹药盒及刺刀日军陆军“三○年式”弹药盒由两个前盒和一个后盒组成。后盒还附带一个枪油

日军“三○年式”陆军弹药盒

 

日军“三○年式”陆军弹药盒及刺刀

日军陆军“三○年式”弹药盒由两个前盒和一个后盒组成。后盒还附带一个枪油壶（图1）。前盒每个可容纳30发子弹，后盒每个容纳60发子弹。前盒加后盒共计可携行120发子弹。在侵华战争的中后期，日本由于皮革短缺，日军的弹药盒有不少用人造革制的代用品，我手中的这个人造革弹药盒印着“昭15”字样，是1940年制造的。此外，日军还有“三○年式”骑兵用弹药盒，以及海军弹药盒。海军弹药盒与陆军“三○年式”弹药盒差别不大。

人造革制的后弹盒

说到日军的弹药盒，使我想到清末保定速成学堂的一则故事。1903年以后，日本急欲影响中国陆军的发展，所以积极向中国推荐日本军制和日本教习、教官，当时一些中国官僚也认为日本离中国较近，日本在现代世界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比西方列强更接近于中国实际。所以清末民初的中国各军事学堂逐渐形成以日本人代替德国人充当教习的势头。袁世凯创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聘用日本人多贺长雄为步兵总教习，黑川为马科总教习，木堂为炮科总教习，近藤为工科总教习。这些聘用的日籍教官在一些关键的军事问题的讲授是有所保留的，不肯将全部军事知识教给中国学生。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步兵总教习多贺长雄任教一年多，深为中国学生的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在回国前夕，他热泪滂沱地对中国学生说：“我的良心的没有”。他难言的苦衷是作为一个教官没有把自己的知识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多贺长雄在校期间曾给学生讲授了步兵佩带的三个弹药盒的用法。远距离射击时先用后弹盒，中距离射击时用右边的弹盒，近距离射击时再用左边的弹盒。也就仅仅因为这一点，多贺长雄回国后被日本天皇赐死。

昭和13年制侵华日军背囊

背囊是军人在野战中背负单兵装具的基本携行具。日本陆军的背囊在明治和大正时期是牛毛皮制作的，据说这种牛毛皮是出自朝鲜。昭和5年制定所谓“昭五式”背囊是用防水的帆布与皮带制作。由于物资不足，特别是皮革的短缺，昭和13年，即1938年出现帆布与帆布带组合的背囊，我收藏的日军背囊就是这一种。这是“昭五式”背囊和“九九式”背囊的过渡型。这个背囊是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的父亲，原军委工程兵副政委严庆堤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缴获。单兵的装具，如军毯、携行帐篷、饭盒、小圆锹等全部用背囊上的帆布带予以捆扎固定。至昭和15年，即1935年又列装了“九九式”背囊，形制与昭和13年制造的帆布背囊大致相仿。“九九式”背囊的携行总重为：背囊1个1.470公斤，衬衣衬裤1套1.604公斤，袜子2双0.134公斤，工具1套0.87公斤，携带口粮2日分1.704公斤，雨衣1件0.912公斤，军毯1条2.500公斤，合计总重8.411公斤。

日军军官背囊

此外，日军还有被称作“杂囊”的单兵装具，也有所谓“旧式”和昭和13年制定的“新式”和昭和19年以后的“战争末期”杂囊，主要用以携行卫生牙具之类。上述几种杂囊形制与我军挎包大致相仿。

我的日军单兵装具收藏中还有一个双肩背的牛皮制军官背囊，就其体积而言，充其量是个大图囊而已。

日军“九八式”步兵锹

日军步兵圆锹，锹头和木柄分离携行，使用时装配。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曾告诉我说，日军在作战中非常注意防护，只要一停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挖工事。无怪乎每一个日军步兵都有一把圆锹。而“圆锹”这样的单兵装具，竟还作为一个条目上了《日本陆海军事典》。我翻阅手头日军1941年版的《步兵教练参考》，日军在防御作战中，其步兵的工事的构筑首先是步、机枪、掷弹筒的掩体，其次是交通壕，再次完成掩蔽部，弹药屯积处，以及用单兵携行的帐篷（方块雨布）搭制防化学的掩蔽部，并对完成的工事进行伪装。

日军的“九八式”圆锹锹头上有两个平行的小圆孔，其作用我多少年不得其解。后读日本《帝国陆军战场衣食住》一书才知道钢制的圆锹可在阵地战中作为防护面部的防盾之用，而上的两个圆孔是作为观察之用。我举起手边的圆锹试了一下，果然圆锹上两个圆孔的距离正好是两眼的瞳距（图5）。我不禁叹息：“鬼子”就是鬼啊！

日军陆军军毯

 

侵华日军用“携带天幕”搭制的多人用帐篷

 

明治至昭和时期使用的携行帐篷

军毯与日军称“携带天幕”即携行帐篷同为单兵装具。我手中的日军陆军军毯是中国探险协会秘书长季长春所赠，这块军毯是他父亲、抗日老战士，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季铁中与日军作战时缴获。所谓“天幕”实际就是边长1.5米的方块防水帆布。用这种方块防水帆布可搭成1人用、2人用、直至38人用的帐篷。用24块幕布、8根立柱，组合而成。这种“天幕”还是日军单兵防化的遮帐。我手中缴获日军的“天幕”有两种，一种为明治时期，一种为昭和15年（1940年）雨衣状的“九五式携带天幕”并有防寒作用（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