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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快半夜了，以研究抗日战争“微观战史”而闻名的陕西“愣娃”余戈背着他那只有睡觉才卸下的抗日战争缴获侵华日军的军用图囊跑到北京宁夏大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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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快半夜了，以研究抗日战争“微观战史”而闻名的陕西“愣娃”余戈背着他那只有睡觉才卸下的抗日战争缴获侵华日军的军用图囊跑到北京宁夏大厦我的住所，小心地从旧牛皮图囊中抽出他的新著，三联书店出版的《1944：松山战史笔记》（图1）。书中余戈提到，我送给他龙陵、腾冲、辛街、施甸四幅当时松山战场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图2）。我作为一个曾经做过21年出版工作的老编辑，拿到学术著作，首先看书尾的参考文献，以及注释。我要知道这本书是作者查翻多少史料写出来的，随后才会翻看目录和正文。余戈这部《1944：松山战史笔记》参考资料及注释达900条。我信任余戈这部书，更喜欢余戈作为一个军人，对待战史和我军战利品的态度。他那不离身的战利品——缴获侵华日军的图囊就是对中国军队战争历史和战绩的肯定和崇敬。

 

 
图2

地图和战斗文书对军官来讲，比武器还重要。因而，日军军官和下士官每人都有一个装军用文书和地图的牛皮图囊，行军作战左肩右肋与手枪、军刀、望远镜一起作为战斗装具披挂在身上（图3）。日军除了大图囊，还有可钩挂在裤带上的小型军官图囊，（图4）。我在日军进攻上海的历史照片中发现了携带这种小图囊的日本军官（图5）。昔日日本军官的图囊与枪套、望远镜盒、军官皮背囊等军用皮具是自费购置。这些军用皮具，1937年日本军内的偕行社购置价为40日元。当时一个日军少尉的军装品费是350日元，其中包括军装、军刀、手枪和望远镜的购置费用。而日军下士官的图囊和手枪及枪套是所谓“官给品”即由军队配发。抗日战争中，日军图囊我军缴获甚多，直至抗战胜利，在中国战场日军携来的图囊连同其武器一样几乎全被中国军队所获。当时我军的参谋人员，特别是首长的警卫员、通信员，驳壳枪（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是卡宾枪）和牛皮图囊，十字披挂，几乎成为标配的“行头”。

 
图3
 
图4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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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缴获侵华日军图囊（图6），常引起我对战史的思索。我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杉坂少佐座机事件》看到，1941年12月1日，一架由台北飞广州的日本飞机中途在大亚湾失事。机上侵华日军司令部的杉坂共之少佐的图囊中携带有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决定向第23军秘密下达关于攻占香港的572号命令草案。从这份命令中还可判明日军将偷袭马来西亚的作战企图，同时还有密码本。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以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十分惶恐，全力侦听破译该地区中国军队搜寻这一失事飞机的无线电报告，从中国军队发往重庆的报告中未发现该密件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三天后知此机密文件已被杉坂少佐烧毁，日军战史中庆幸的称“此皆天佐之结果”。　　
还是在《大本营陆军部》一书《常德作战及确保常德问题》中看到，1943年11月，侵华日军第13师团参谋樱井在常德作战时被我国军队击毙，初时日军只发现樱井的乘马，未发现其尸体。据说樱井在该部队以“认真”出名，即使在中国作战时也研究该师团预定的作战方向太平洋的马利亚纳群岛，他的图囊内装满了这项作战的机密文件。对此日军十分紧张，唯恐失密，迅速派人搜寻。后在杨家坪找到三具尸体，樱井的图囊和文件原封未动，惜未被我国军队发现。
我和《1944：松山战史笔记》的作者余戈一样，认为军用品就应该亮闪闪的。我常常一边擦拭这些作为抗日战争战利品的日军皮革图囊，一边感慨，当年它们盛载了多少已淹没在历史中的军事秘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