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军事收藏近十载，常常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惭愧。如果说二十郎当岁的时候“玩”军品，还有几分心安理得，年逾不惑仍沉浸于这种“小孩玩艺儿”，就有

        从事军事收藏近十载，常常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惭愧。如果说二十郎当岁的时候“玩”军品，还有几分心安理得，年逾不惑仍沉浸于这种“小孩玩艺儿”，就有点玩物丧志之感。“牧童拾得旧刀枪”，似乎是符合年龄心理的景致；而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还好意思拿把鬼子刺刀向人炫耀么？因此，多年来我为自己辩护时，常常引用杜牧的诗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并将其引为同道，连这个专栏也以“磨洗者说”来冠名。但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另类”实在寥寥。何况杜牧的主业并非研究“折戟”，很难说我不是艳羡人家的“诗名”而为自己的不良嗜好贴金呢。

“认前朝”有多种方式，我选择了比较尴尬的一种，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在抗战滇缅战场，美国将军和大兵常常向一线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索要他们缴获的日本太阳旗、千人针、军刀之类的战利品，甚至不惜以随身的值钱物件来交换，宋希濂等中国将领不但不理解，反倒在心里笑话人家“爱慕虚荣”；偶尔出于改善关系、谋求帮助的功利，将战利品投其所好地馈赠人家，可能心里未说出的潜台词是：“这些美国兵真傻，还以为他们感兴趣金条和翡翠呢，嘻嘻……”这是文化隔膜与“误读”的典型案例。

收藏，自然是感兴趣于器物文化。然而现在国内电视搞的那些“鉴宝”节目里，鉴的都是些瓷器、字画、青铜、红木家具之类；而归于所谓“杂项”的，大致是佛像、牙雕、紫砂、鼻烟壶这类东西。这才是中国收藏的主流，那些器物其实是“财富”的另一种形式，专家们按照市场原则给出的所谓“参考价”，在收藏者和艳羡的观众心里，多半迅速折合成了人民币；而高举的幌子，却是那些器物所代表的所谓“文化”。

有时也难免遇到“另类”。一次，“鉴宝”栏目走进齐鲁某地，一位怀抱一把日本九八式军刀的山东汉子，兴冲冲地将刀像受降仪式上呈交武器那样递到了那些专家面前，并介绍说此刀系从村里一位打过鬼子的老民兵手中购得。这显然给那些专家出了难题，但是专家的特点就是敢于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滔滔不绝：“嗯，这是一把好刀，其形制源自我们中国的唐刀……”专家们也就是靠这点“国粹”意识瞎扯，他们自然不知道鉴定日本刀先要从刀柄出拔出目钉，看看刀茎的铭文。看电视的时候，我自己都羞惭得低了头。自然，这把刀没有“入围”。而那位山东汉子，居然还给那些专家们敬了个军礼。

收藏据说属于文化行为，但不同藏品所蕴含的“文化”，竟然有了强势与弱势之别。军事器物，自然属于劣势，难登大雅之堂。我常常有个很没文化的思维纽结：那些蕴含在瓷器、字画、青铜、红木、佛像、牙雕、紫砂、鼻烟壶之内的“文化”，对于我们中国1840年以来的命运，到底发生过什么作用呢？那些玩艺儿里面的“软实力”，有没有让我们那怕赢过一次战役，少流过几滴鲜血？抗战时，曾有过著名的故宫南迁之壮举，那一次终于没有把那些国宝留给贪婪的鬼子。但是，此前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国宝，现在都流落在什么地方？既然这些“国宝”不足以让我们自保，那么，能保护它们不被人抢的军事器物和文化，为什么一直被人冷落？

自古以来，我们对军事器物的文化定位是“奇技淫巧”，不入流的东西。很多我们自己发明，且具划时代意义的东西，比如马镫、司南、连发弩机、火药及其衍生的“火箭”，都没有转化为革命性的现实成果。以至于到了1840年以后，我们终于被迫服膺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但新兴起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以为自己的文化、制度已经完美，只要买来或仿造一些西洋的“硬件”，就能一举打个翻身仗。结果一场甲午海战，把多年辛苦置办的硬件一流的龙旗舰队，瞬间埋葬于家门口的海湾。如今，很多铁甲炮舰的零部件，还作为人家的战利品在日本的博物馆陈列着。

我们曾有过鲁班，但他在“墨攻”里是个被嘲笑的人物。公元前450年他就发明了云梯，但两千年后他的子孙仍然在用简陋的竹梯攻城。在抗战滇西战场，如果没有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远征军不可能攻克松山；如果没有美军“飞虎队”轰炸开建造于明朝的城墙缺口，远征军也不可能攻克腾冲。作战时，各级指挥官都把这些“奇技淫巧”看得比什么都重，但打完仗总结的时候，拿出来吹牛的仍然是统帅部的运筹帷幄、排兵布阵之类的“兵法谋略”；而那些所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与战争的实际进程对比，完全类似于江湖算命之术：既不会绝对不准，也不会绝对准，完全看你事后怎么瞎扯。与儒释道法墨诸家的高论相比，兵家的孙子本来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末流；但到了近现代，我们夸夸其谈的仍是“兵法谋略”，而不是军事工程和技术。

在中国兵家中，笔者最钦佩的军事家是戚继光，但他一直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另类”。其时，被我们称为“倭寇”的小股专业军事土匪，手持颀长锋利的日本刀，配合以令人生畏的小分队战术，竟纵横驰骋中国南方，令一个庞大帝国的官军“卫所”武装望风披靡。二十郎当岁的戚继光，居然以自行招募训练的私人武装，亲自设计克制倭刀的“狼筅”和相应的“鸳鸯阵”和“三才阵”法，开历史先河地引进使用“佛郎机”火器，终于彻底平息倭患。而后奉调蓟州总兵，又改造长城防御工事，设计配备火器的装甲战车，在任期的16年令明朝不再为蒙古铁骑担惊受怕。其军事功绩，完全是再造军队、再造国家，即便孙武、诸葛亮之类以哲思见长的军事谋略家，也难以望其项背，虽然《纪效新书》看起来像练兵操典和兵器说明书，不如前者的著作玄妙。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会因其在政坛失势寂寞离世而感叹：随着戚继光的将星西陨，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实现军事近代化的机会。

戚继光这样的军事人才，注定会被我们的文化“过滤”掉，而这样的历史似乎总会一次次重演。

在朝鲜东线战场的长津湖，志愿军第九兵团三个军九个师，以十倍兵力突然性地包围了美军一个陆战师，可以说，兵法谋略运用几乎已臻化境，但就是打不下、吃不掉，最后让煮熟的鸭子从锅里飞了。以坦克为支撑点的环形防御、保持制空权以飞机转运伤员与重装备、应急空投造桥装置敷设便桥，美军就是凭借这些“鲁班式”的军事工程技术，让我们构想中的歼灭战成了泡影。他们成建制地逃出了铁桶般的包围圈，没有丢弃阵亡者遗体和伤员，甚至连重装备能带走的也都不想留下资助我们。布下“口袋阵”的我们伤亡逾万，人家的伤亡数字是六百。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后来成为我军首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对于现代军事科学的理解，恐怕没有人比他更有切肤之痛了。

朝鲜战争之后，我们懂得了后勤司令部的价值，军事工程和技术院校数量渐渐超过了传统的参谋指挥和步兵学院。但是，也就是到1964年“大比武”为止，大批“军事教条主义”给刚刚烧热的一锅水釜底抽薪，“突出政治”的口号又让我们回到了对所谓军事思想、精神因素的无限膜拜之中。那位本以战术家闻名、曾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大战术原则的副统帅，居然在治军思想上将技战术问题弃如敝屣，摇身一变成了高谈“政治挂帅”的阴险政客。我们的文化生存环境，就是如此顽固地一次次将我们从“器”与“术”，拉回到“气”与“道”。

笔者以为，军队是器，应有器的思维。然而，传统的说法却是“君子不器”，就连将领们也多喜欢“论道”。笔者以为，打仗固然要有决心，但更重要的是有办法。但所有的战争影视剧却热衷于表现指挥部运筹，让那些将领们一个赛一个的英明；所谓战场镜头，就是一个愣头青抱着轻机枪跳出战壕一通乱射。国外战争大片中，常常能让人看懂战争的战术、技术表现，而我们的影视片大都是义和团念着刀枪不入的咒语冲向密集弹雨的翻版。我们的战争片里有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精神文化，独独看不到军事文化和科技文化。不是我们没有，在战场上我们的战士曾被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性地总结出很多战术、技术，但是，打完仗这些东西都是随用随丢，没有进入军事学术的范畴。因为那些“土办法”不上档次，不够格，不如“注经派”的大块文章那样堂皇高妙。

对于军队兵器服制装具的研究，在西方军事史学领域可以说是另开辟了一个天地，并占有颇为重要的分量，但在国内却几乎是一片荒地。很多学者认为所谓军队“旗章服制”只是一种偏门的历史题材，不具学术的价值，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兴趣与嗜好。西方的军事出版物中有大量兵器、装备及其运用的专著，甚至能为刺刀、军服、钢盔、军靴“立传”，我们哪里会感兴趣这样的选题，做得出来这样的图书。

众所周知，军事现代化，是中国百年来至为重大的课题。然而，我们常常将“化”理解为花钱买东西，一次次陷入“洋务运动”的思维窠臼。没有发自内心的对于军事器物的热爱，没有将军事器物所蕴含的“理”与“术”转化为文化思维，很难设想会有真正的军事现代化。如果我们能像热衷于给电脑、手机、MP4升级换代那样，着意于我们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刷新，也许我们才能期待军事现代化的早日到来；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再只是仪仗和道具，而能在演习场和战场上赢得货真价实的喝彩，那才能避免这些国器再次进入别人博物馆的噩运。

笔者曾琢磨过军事收藏的价值，个人体会最深的大致有三个层面：

其一，培养军事人文情怀。比如，一部抗战史，除了许多关键的重要历史人物外，根本就是成千上万的小人物在战场上面对死亡与伤痛，抗拒着战场上的恐惧，挨冻受饿、忍受着精神煎熬，用人类最脆弱的力量去承担无法抗拒的大环境压力，所共同谱写出来的雄浑史诗。而军服、徽章、符号、个人武器、随身携行的装备等等，正是那些亲身参与的人们最贴近的个人物件，可以说就是那些战士们最具体的代表与象征。不去了解这些基本的个人物件，我们将很难去体会这一份最人性、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怀和感觉；否则一部抗战史对我们而言，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段冷冷的文字叙述而已，我们将无法深沉地去体会其中的实质意义和蕴藏的丰富人性感动。

其二，作为学术基础和历史佐证。比如，考证历史照片，在西方学界已经是一个相当盛行的工作，但在国内却不那么重视。许许多多的历史照片未经过严谨的考证，就被解读人员任意随便地“看图说话”，其中穿凿附会、自我想象的成分居多，于是不免时空倒错、错误百出。虽说，很多谬误乃是起因于国家机器对历史照片特别赋予了政治性的宣传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照片图说被有目的地诠释和恣意解说，也有可理解之处。但是当时空环境全然改变，政治的因素已然消蚀，而应当还原其真实面貌时，我们应当如何入手呢？比如，抗战时期的照片，大部分记录的是军队的战斗生活，这时，就需要对于当时军队的穿着、装备的佩挂情形有所了解，然后再根据这些线索配合历史事件去推断该照片的可能真实时间地点。至于一些人收藏到的日军“侵华罪证”，比如笔者手中的谷寿夫手书“踊跃破南京城”、九一八事变后多门师团剿杀义勇军时手绘的“匪贼位置要图”、日军为进攻川陕的“五号作战”而测绘的1/5万兵要地志地图，当然是连国家博物馆也没有的重要历史文物。

其三，军事历史研究的入门路径。当我们对于军事历史发生兴趣，而欲进入研究之门时，军事收藏无疑会产生极好的引领作用。由藏品而追求藏识，再进而了解某段历史的局部或全貌，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对于任何一门学问，从可以触摸的感性进入，都是一个容易激发热情和动力的途径。笔者在收藏军品三四年后，即踏上了寻访抗战遗址遗存之旅，在怒江西岸看到保存完好的松山战场，心知难以把这座大山收藏进自己的家庭陈列室，也无力筹集到资金在那里建一座国家抗战纪念馆，但量力而行地为松山战役写一本书的想法，正是在那一刻萌生的。我理解这样的工作也是为历史树碑立传，虽说是纸质的。收藏者与一般研究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实证精神的顶礼膜拜，真正的藏家总是渴望了解藏品背后的一切，且绝对拒绝任何演义和传奇。由此过渡为书写者，我就不会满足于“文抄公”式地搬用史料，而要靠收藏所沉淀的军事知识积累，以再现战争原貌为目标，在精密编织的时空经纬中将一个个可信的历史碎片准确地镶嵌在应该的位置。沉浸于这样的“战史拼图”游戏中，相信任何军友都会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