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头戴船形帽的步兵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55式军服下发后，解放军战士按照规定着装。 195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换着55式军服，

 

1955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头戴船形帽的步兵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

55式军服下发后，解放军战士按照规定着装。

 

195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换着55式军服，规定陆军、空军男士兵夏季佩戴船形帽，海军男士兵为无檐大顶帽（俗称水兵帽）。

当时谁也没想到，围绕船形帽的佩戴问题，竟引发一场涉及全军的争论。这种流行国际的军帽在我国“水土不服”，很多人不予认可。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年美国大兵和国民党兵歪戴船形帽、穷凶极恶的丑态，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大家都十分讨厌。二是船形帽需要“歪戴”，即稍向右倾斜，这种戴法不符合中国人“正衣冠”的传统审美习惯，给人的感觉是吊儿郎当、滑稽可笑。

1957年5月14日，27名士兵代表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船形帽不仅不适用，而且不好看。“戴正了，像和尚；歪着戴，像流氓。”有的战士宁愿光着头，夏季戴冬帽或是戴过去的旧式军帽，也不愿戴新配发的船形帽。

5月30日，解放军报以《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为题选登了3封读者来信。一石激起千重浪，几乎每天都有战士投稿写信建议改革船形帽，使船形帽的话题成了全军关注的一个焦点。

如3402部队政治处下士唐天祥在报纸上刊文：“为戴船形帽我在部队受过几次处分，为戴船形帽也引起母亲的生气，说我不像个样子，为此我也很难过，我应征入伍服兵役，却没想到为船形帽出乱子”。

下士任兰品的署名文章《第一次戴船形帽的遭遇》，则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反映了地方群众对解放军战士戴船形帽的不理解。

围绕我军士兵戴不戴船形帽引发如此大的争论，让领导机关和设计部门始料不及。但到底要不要改革船形帽，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毕竟船形帽是在中央军委军服改革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多次研究、设计、修改后审定的，由1955年国务院第18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制式军帽。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审查过服装样品。据《军服史话》一书披露：1955年8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再次审查军衔服装样品。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边看边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当走到陆军战士模特跟前时，毛主席手指船形帽向贺龙问道：“你们说船形帽好吗？”贺龙答：“世界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形帽，它的好处是观测目标时不影响视线，戴钢盔时可以当内衬。”毛主席说：“你们都说好，那就戴船形帽吧。”

24日，军服改革领导小组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关于军服制式的报告》，在服装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中有一条为“军士、兵的船形帽，须要很好的解释教育，否则不习惯”。周副主席认真阅读了报告，并在该条后批注“应加解释”4个字。由此看来，当初在55式军服样式确定前，有关部门就已经考虑到士兵戴船形帽有可能不习惯，只是没有想到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其实，船形帽并非美军和国民党军的专利，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军队的标准军帽。苏联红军从1935年起就把船形帽正式列装，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戴船形帽。为做好船形帽的宣传解释工作，解放军报曾在1956年全军部队基本换着55式军服后，专门刊发《新制式服装的优点》一文，说明船形帽有四大优点。

与此同时，我军的高级将领也利用各种时机主动当船形帽的“模特”，以身作则对战士进行宣传教育。

1958年1月13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队与士兵见面。座谈中，张爱萍提到船形帽问题，指出：许多义务兵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家不习惯，尤其是这种帽子美国兵也戴，大家更觉得不喜欢。所谓“习惯”，那就是久习才能惯的。比如我们抗日战争时代，由红军的帽子、衣服改为和国民党军一样的帽子、衣服，才开始时大家也不习惯，但是过久了，也就习惯了。不论戴什么帽子，我们还是人民的军队。我个人认为军人应该执行国家的规定。我军的服制是经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国家要我们戴这种帽子，就应该戴。希望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花费脑子，应该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学习！

仅仅5天后，即1月18日，国防部发布关于修改部分军服和肩章、领章的命令，但对争议颇大的船形帽暂不作改变。

这时，为密切官兵关系，全军开始逐步实行干部当兵代职制度，一大批高级将领、军师团领导、机关干部下到基层连队，当普遍一兵。他们主动摘下大檐帽，戴上船形帽，给战士们作出表率。

40多年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将当列兵》，回忆了当年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到驻重庆某团红二连当兵的情况。文中写道：当连队的战士与韦杰合影留念时，韦杰问大家在着装上有什么不符合上级规定的？韦杰的话使战士们在着装上相互查看，并同时将目光集中在韦杰的身上。此时已是炎炎夏日，重庆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火炉，只见他55式士兵夏服仍穿得整整齐齐，扣着风纪扣，帆布腰带扎得紧紧的，就连那顶船形帽，都一丝不苟地戴在头上，并略向右斜。战士们会心地笑起来，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韦杰将军在批评他们没戴帽子呢！等重新聚拢起来时，战士们个个都戴起了船形帽，与韦杰留下了永恒的瞬间。

然而，尽管做了如此多的解释和示范，基层要求更换船形帽的呼声还是不绝于耳。

1958年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军服式样再次进行修改，终于明确陆军、空军士兵取消船形帽，改为解放帽。考虑到船形帽尚有大量库存，如立即停止使用，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于是计划再使用两年船形帽，自1960年开始更换为解放帽。

很有意思的是，翻阅当年的解放军报，还能看到《军需工厂节约运动蓬蓬勃勃》《某仓库充分利用废旧军需物资》等多篇文章，反映后勤单位利用库存的船形帽，改制手套、加工成挂包小袋或士兵冬常服的上衣兜等，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事实上，船形帽的废止比原计划提前了不少。2002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郎万瑞撰写的回忆文章《元帅与士兵》，文中披露：1958年秋，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到大同原195师视察，专门召开了战士座谈会，征求战士对部队建设和生活的意见。战士们向彭总提出意见，说他们不喜欢戴船形帽，老百姓也不喜欢。有的战士还说这帽子像美国兵戴的帽子，看着不亲切。大家都愿戴解放帽，老百姓也喜欢。彭总立即明确表态说，我赞成大家的意见，很快咱们就改过来，还是戴咱们的解放帽，让红星帽徽在我军建设的新时期放射出更加鲜艳美丽的光彩！

1959年的那个春天，经国防部批准，陆、空军士兵夏季改发解放帽，不发船形帽。改发解放帽后，陆、空军士兵一律不再戴船形帽。

至此尘埃落定，船形帽也成为我军历史上佩戴时间最短的制式军帽。

 

（本文作者李涛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军事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