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291号：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04年)-Republican Roman Army 200-104 Bc。原作者N Sekunda，绘图Angus McBride。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291号：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04年)-Republican Roman Army 200-104 Bc。原作者N Sekunda，绘图Angus McBride。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罗马军团，西班牙，第二次布匿战争

这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接近尾声时在西班牙的罗马军团。青年兵（hastatus，图Al）和成年兵（triarius，图A2）所使用的长椭圆形的盾牌在来自西班牙塔拉戈纳的罗马女神密涅瓦的雕像上出现。盾牌上的母狼头图案有可能是罗马军团的一种纹章。青年兵穿了一件胸披铠甲（pectorale），上面按早期的习惯装饰程式化的肌肉纹理。成年兵穿的是一件锁子甲，为了固定住它，锁子甲胸前带有挂扣，这是凯尔特人风格的锁子甲，并没有肩头的护甲。两名人物都使用单独一只护胫甲，这一点是依据格雷奥（Greau）收藏的一座小雕像的形象来复原的。波利比奥斯（Polybius，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告诉我们少年兵（velites，图A3）头戴“一种简单的头盔”，有时候头盔上会覆盖一张狼皮或其他动物的皮毛，但这位历史学家并未告诉我们轻步兵们是否使用的是一整张的狼皮。A2人物所戴的这种“简单的”头盔是意大利-科林斯式的，标枪根据彼得·康诺利（Peter Connolly，英国著名历史学者，2012年去世，译者注）以残存的公元前2世纪的文物为依据重建的资料复原。

没有信息显示西班牙短剑、剑鞘和剑带式样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这一时期罗马军团所使用的军靴应该是何种式样，所以整部书中所重建的相关细节都属于推测。上衣是天然的白色，帝国时期仍然保留了这一颜色。

 

B:骑兵，色萨利（Thessaly），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在色萨利地区执行侦察任务的两名骑兵正在从一名少年兵那里获取情报。依据库尔修斯（Curtius）浮雕描绘的图B1人物手持一只“popanum”式盾牌（共和国时期的一种形状像祭祀蛋糕的盾牌，译者注），根据瑟卫留斯（Servilius）硬币上的图案重建的图B2人物则携带一把中央带凸脊的希腊式盾牌。两者都穿着骑兵斗篷（sagum），这是一种颜色很深几乎为黑色的厚斗篷，其色彩可能是制作它们的极暗的深棕色毛料的天然色彩，它们也经常被作为丧服来穿着。普鲁塔克（Plutarch，古希腊传记文学家，译者注）告诉我们克拉苏（Crassus，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译者注）在公元前53年的卡莱（Carrhae）之战中用这种黑色斗篷替代了他自己的将军用的红色斗篷，这一做法当时就被部队看成是一个坏的征兆。推测起来克拉苏当年应该是一名骑兵军官才会拥有这么一件斗篷。

上衣保留了经漂白工艺的白色，两侧从肩头到裙边各有一条紫色窄条，这种装饰仅限于用以区别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骑士阶层。至于图中服装的其他颜色的绘制则都是无依据的。图B2人物所穿的靴子后来根据骑兵的条例变为了标准配备，而B1人物的靴子则是指示使用者为元老院成员的一种晚期式样。马具装饰着银色的圆扣饰（phalerae），李维（Livy，罗马史学家，译者注）曾记述坎尼（Cannae）之战后汉尼拔缴获了大量这样的装饰物。

图B3人物使用了与图A3人物类似的装备。在头盔上罩上一只动物面部的做法表面上看是继承自猎人的做法，因为格拉提乌斯（Grattius，罗马诗人，译者注）有猎人用獾皮做帽子的记载。当然，作为保留做法，罩住头盔也可以会是一只獾皮。盾牌的设计是以艾米利大圣堂（Basilica Aemilia）中的一件雕塑为依据的，但其色彩则纯粹是推断。

 

C:罗马步兵，彼得纳（Pydna）之战，公元前170年

以德尔菲埃米利乌斯·波鲁斯纪念柱为依据描绘的这些罗马步兵正在彼得纳之战中与马其顿青铜盾兵团（Chalcaspides）作战。护胫甲已经被完全省略掉了。一些士兵穿上了常见的锁子甲，而其他人则穿的是意大利的肌肉胸甲，这一点可以从其缺少护肩甲这一方面得到确认。图C1人物保留了意大利-科林斯式头盔，这点被一座毁坏掉了头部的雕像上得到验证，而图C2人物保留使用的是更通常的家族化的蒙特福尔迪诺（Montefortino）式头盔。

 

D:四大主力军团的标杆手

小普林尼（Pliny，罗马作家及元老，译者注）告诉我们马略（Marius，公元前157年-前86年，罗马军事家、政治家，译者注）在公元前104年他的第二个执政官任期中给予罗马军团以鹰型标杆。在老鹰作为第一徽章使用之前四支军团分别使用狼、人身牛头怪（minotaur）、马和公野猪作为自己的标志，他们被举在不同级别步兵（ordines）的队列之前。而这些不同的步兵级别可能就是指的普林尼所提及的成年兵（triarii）、壮年军（principes）和青年军（hastati），而四种不同的标杆并不足以明确区分上述三个等级。那么更好的解释就是这四种被普林尼所描述的额外的兵团标志是属于最初的四支主力军团的。Dl到D4表现了部署在意大利人定居区围墙之前的四大主力军团的标杆手的形象。他们在锁子甲外围着熊皮，腰带上则固定与少年兵（velites）使用类似的短剑（parmae）。图D5是一名青年军（hastati）小队中的标杆手，因其身份所以未穿护身甲。

 

E:战争中的一名将军

以巴尔布斯（Balbus，凯撒时期罗马执政官之一，译者注）的雕像为依据描绘的El表现了一名元老院议员一级的将军骑马时的风貌。这一时期的执政官频繁统帅军队。在和平时期执政官穿白色宽外袍和装饰紫色条纹的上衣以及白色的靴子；战时白色宽外袍搁置一边代之以军用的斗篷（paludamentum）。普林尼提到过被称作“coccum”的猩红色色调的色彩被留作将官斗篷的专用颜色，作为佐证，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罗马执政官，译者注）曾说过罗马将军身穿腥红色服装披猩红色斗篷，当然，其他资料中还提到过将军们使用紫色或深红色的斗篷。文学资料指出执政官和其他元老院议员所穿的“元老院”靴或“贵族”靴的颜色为黑色或猩红色，并进而指出靴口是由黑色带子束缚住的。综上所述我们假定靴子是红色与黑色相间的。另外黑色带子还从靴底缠绕过来。将军的马的马具装饰金色圆扣饰（phalerae），这种徽章通常只是奖励给军事指挥官的，当然也包括执政官。

图E2描绘的是将军之前行进的12名扈从（lictors）中的两名。红色带子缠绕的代表权威的棒束（fasces）是一捆木棒加一支斧子的组合，它象征了地方长官具有从体罚到死刑在内施刑的权利。不同的资料都描述了扈从在战时放弃短宽外袍而改穿斗篷，但其他一些叙述则称扈从们穿着了红色服装。白色斗篷缠绕住红色服装的腰部的外观是根据一座建筑中楣上的彩绘来复原的，而新月形的象牙装饰坠在靴子上来表示等级。图中还展示了将军的书吏的形象（图E3和E4），他们依据在德国加姆利茨（Gamlitz）的一幅浮雕来描绘。作为非军事人员他们不必将上衣下摆卷起高过膝盖呈方便行动的样式。至于帐篷，是以C.van Driel-Murray博士的研究为依据复原的。

 

F:战斗

这是罗马军队旗前兵（antesignani）与希腊人联军的骑兵（图F2）作战的场景。旗前兵装备短剑和盾牌以替代他们本来所拥有的全套罗马军团士兵的装备。他们攻击骑手和战马，戳刺马的腹部和骑手的腿部。希腊骑兵的形象依据波利比奥斯（Polybius，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的一尊雕像和一件来自希腊中南部科林斯湾地区的彩绘陶器来描绘。

 

G:临近共和国时代末期的军队

这些共和国时代临近末期军队的形象以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圣坛为依据描绘。图G1表现的是一名罗马高级军官的形象。他的上衣是漂白色的，因为塔西陀（tacitus，罗马元老院议员，译者注）曾记述说公元69年维特留（vitellius，曾短暂成为罗马皇帝，译者注）的军队进入罗马城时，护民官和高级别的百人队长们穿着了漂白的服装（candida ceste）。G1人物穿着铜制的肌肉胸甲，戴头盔和护胫甲，但除服装之外的所有色彩细节，包括腹部带红色条纹的白色皮条子在内，都属于臆测。他的长矛上保留了装饰性的矛头，在帝国时代，其式样被作为一种军衔徽章来使用。圣坛浮雕上的头盔式样并不清晰，这里描绘的是带护面颊甲片的“皮奥夏”（boeotian，希腊一地区名，译者注）式样。

图G2这名骑兵（eques）穿军大衣（sagum）和带紫色条纹的白色上衣。伊特鲁利亚式靴子也在这名人物身上得到保留。他的“皮奥夏式”头盔带有黄色的羽冠。罗马历史学家阿里安（Arrian）记载了大约250年后罗马骑兵头戴装饰黄色羽冠头盔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直就是一种标准习惯。另外，金色戒指的使用是晚期罗马骑兵的身份标志。

图G3和G4人物使用了Kasr el-Harit式盾牌（在埃及发现的一种罗马盾牌，译者注），其边缘，凸脊和中心圆是不带金属物加固的毡子制品。其中的一名人物（图G3）戴了一顶蒙特福尔迪诺（Montefortino）式头盔，这种头盔在当时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化装备，但其他人物戴其他式样的头盔可能要归于艺术上的破例手法。

 

H:朱古达（Jugurthine）战争中的军队

图H1是一支萨宾人（Sabine，罗马中部古民族，公元前3世纪被罗马征服，译者注）辅助步兵中的一名百人队长，其年代可能正是朱古达战争期间。一些萨宾人社区可能并没有接受罗马人的公民身份，而是继续扮演辅助联军部队的角色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初。作为一名百人队长他穿了一件漂白色的上衣，头盔上则有标志性的红色冠饰。图H2所示的这名军团士兵携带一只装饰着几何图案的盾牌。有可能是以高卢人的图案装饰为原型的这类图案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文物中被大量发现。他所使用的其他装备则是参照了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圣坛上的雕刻复原的。图H3是一名骑兵军官。以塞克图斯·阿普列尤斯（Sextus Appuleius）纪念碑上所示为依据复原了他手持的盾牌，不过其颜色是假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