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在阿姆斯特丹王宫出席了王室安排的晚宴。见到图片或视频新闻报道后，也许是国人已习惯领导人在外事场合身着西装领带，故颇觉惊讶，有人因此分

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在阿姆斯特丹王宫出席了王室安排的晚宴。见到图片或视频新闻报道后，也许是国人已习惯领导人在外事场合身着西装领带，故颇觉惊讶，有人因此分析道：国家主席身着“中山装”体现了文化自信。

此说不确。其实，习近平的新式服装与中山装差异不小。按众多中山装起源说法中的一种，它更像中山装的母版——“企领文装”。

“企领文装”流行于民国初年的南洋华侨社会中，“企”在其中取站立之意，而企领的英文翻译为“Mandarin collar”，再音译回来则是：满大人领。所谓满大人领，即为满族服饰中的立领领口特点，满族的立领和汉族传统的交领截然不同。

这种中山装起源论大抵是：某洋服店资深裁缝黄隆生，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以“企领文装”上衣为基础，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构成了“立式翻领”，以代替西服套装中的衬衫硬领效果；同时又将上衣的三个暗兜改为四个明兜，且口袋被裁制成可以随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于是，有了后世的中山装。

按这样的叙述，习的服装，由于不再有紧闭的翻领，还能露出一点点白色衬衣；且四个兜改回三个兜，左胸衣兜露出黑底白斑点丝巾，下方的两个口袋改为暗兜，看上去不再像补丁，所以从整体上看更加类似母版“企领文装”。

涉外新式大礼服

“新式服装显示文化自信”的分析是一种过分解读。在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一世邀请的晚间国宴上，选择这种衣着其实是我朝礼制愈发完备的表现。

最正式的晚宴或其他宴会，在英文中有一个有趣的代称：“White Tie Party”，直接翻译过来是“白色领结宴会”。这也好理解——白色领结最能代表最正式场合中的部分衣着要求。

国宴在宴会的逼格划分中，自然是皇冠上的明珠。其要求相当细致：晚礼服的上装须为黑色，上装的前摆要齐腰剪平，后摆则较长，成燕尾状。所以人们也一般称之为燕尾服。上装外侧还要佩戴各种勋章和奖章，以示荣耀。上装内则要配置白马甲，浆硬白衬衫、以及白领结。下身则着镶有两道丝带的黑裤，系黑条纹皮带。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30年代，White Tie Party盛极一时，上流社会的贵族们高度依赖这样的聚会来扩展自己的朋友圈。时至今日，White Tie Party可能不再那么频繁，但我们依然能在重要的外事场合看到类似的图像资料。

通常，高级且正式的晚宴准备时间较长。组织发起的一方要确定宴会的主题、时间、地点、与会人员等，之后将这些信息体现在精美的实体邀请函上。邀请函上照例会有着装要求，如果没有按照要求赴宴，显然非常不礼貌。

1959年9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美。出席美方正式宴会时，没有身着晚礼服，而是简单的普通深色西装和浅色领带一穿了事，令东道主颇感不爽。此后，苏联大使为赫鲁晓夫访美举行答谢宴会，上次没有得到对等“礼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做出了降级，改穿晚间非正式活动时所需的小礼服，但赫鲁晓夫仍以一袭普通西装回应，再次挫败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险恶用心。

赫鲁晓夫的衣着在资本主义世界看来，自然是不讲礼貌；但社会主义阵营也确有政治忌讳——哪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书记、党主席穿过燕尾服？那东西也太“资本主义”了。

中国与之类似。改革开放前，中山装是外事场合的不二之选。1971年，乔冠华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周恩来还亲自交待：“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可是代表中国啊。”后来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参加铁托葬礼时，亦是以黑色毛呢料中山装亮相。

广义来讲，西服是“西方服装体系”的简称；而我们日常理解、使用的是狭义的“西服”，英语词汇为suit。自80年代初胡耀邦第一次身着suit亮相后，俗称为“西服”的上下同色同面料套装，成为立志改革的中国政治人物的标配。所以，无论是出访还是在中国驻外大使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深色西服套装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

可以称得上例外的是2008年4月22日，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抵达爱丽舍宫，向萨科奇递交国书。当时有分析人士指出，此前的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时的风波，是孔泉大使穿着强调中国特点乃至民族主义气质的中山装的原因。

正是因为参加重大国事活动时，如何选择得体的服饰是一大难题。从2008年起，在西方文化中淫浸多年、获得英国太平绅士头衔的政协委员刘长乐提案建议道：

“按照西方传统礼仪，出席这些正式礼仪活动，嘉宾应着晚礼服（如男士着燕尾服、系领结等），但这些服装确与我国服饰穿着习惯和审美标准不相适应，目前我国领导人多以穿着西装出席，似有不尊重对方之嫌……因此建议今后中国领导人出席外国正式礼仪活动中，可穿着设计精美、质地考究的中式礼服，这不仅可以避免失礼，并可展现我国家领导人的魅力和风采，更是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六年后习主席访问荷兰的装扮，可视为这种有所追求的体现。

内外有别

中国的大礼服其实早有定例。在非涉外的极隆重场合下，最高领导人所穿的中山装，不仅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且与前朝一脉相承。

文章开头介绍到的那种中山装起源论，与“中山装日本学生服起源论”等说法同样不靠谱。中山装与其诞生时代的部分欧美军装，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如果不算肩章、领章和腰带的话，哪怕是被解读为东方特色的立式翻领，也是奉行“拿来主义”的结果。

中山装的起源发展究竟为何并不重要；而同样款式的服装，纳粹军官穿起来英气勃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却臃肿土气老掉牙，原因也仅仅是身材差异和缺乏其他装饰物点缀。

真正有趣的问题是：中山装是如何在中国推广的，以及流行时间极久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一切都要从鲍罗廷对国民党的改造说起。

当国民党被改造成一个列宁主义原则的政党时，它急需将自己不同于北洋及地方政治力量的特质展现出来。一切能承载并展示其特质、意识形态口号、提法的外在符号——无论是旗帜、发式、还是服装——都被赋予了政治含义。

保罗·康纳顿在其社会学名著《社会如何记忆》中写道：“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场合的主要坐标，成为文化范畴及其关系的复杂图式；代码看一眼就能解码，因为它在无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观念被嵌入视觉本身。”

中山装既是工作时的职业装，又是休闲时的便装，也是典礼时的礼服，更是革命军军装，平民实用风格契合国民党的左派基因；除了五枚纽扣的政治含义外，四个口袋则象征来自儒家传统的礼义廉耻；三粒袖扣表达着“三民主义”。附会（或者说将政治含义编码到服装中）只是第一步，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将符号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通过长期宣传灌输，让人们记住服装背后的“人造记忆”，进而认同服装代表的政治倾向。

虽然1927年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种指标上都算不得一流的极权政权，但在其能掌握的省份、大城市，身着毛呢料中山装的国民党大员，毫无疑问是中央意志的化身。在下级公务员群体和教育系统中，面料较次的中山装也被定为统一制服。国民党的中山装推广，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遭。

然而，人民并不总是驯服。如果人们觉得一个身材尚可的男子，穿着中山装也很丑，那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偏好。曾有台湾人回忆道：“国府来台接收官员多数穿中山装，当年中山装的口袋特别大，可以装很多钞票，因此中山袋就成为贪污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那时候穿中山装代表统治阶级。”

将中山装推广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力量，其组织并未衰颓（两岸都是如此），但中山装上附会的那套政治话语早已过时，社会成员抛弃它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两岸官场也早已不将其作为常服——除非它能被赋予新的含义。

这个新的含义就是权力，并往往意味着最高的政治地位。国庆当天登上城楼，现任常委身着中山装者仅有总书记一人。同在城楼上若有“撞衫”，那一定是元老。

即使今天中山装被当作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国家元首身着民族特色的服装也不是在强调文化自信，否则印度、巴基斯坦乃至阿拉伯世界国家元首身着传统色彩更浓厚的服装又该做何解释？

真要找一个刻意在着装上体现文化自信的国家元首，倒也不难找到，光着膀子的普京就是一个。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作者：潘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