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田近雄《日本军队用语集》一书提到，昔日日本天皇对于陆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先是“恩赐”望远镜，后来是军刀。对于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先是“恩赐&r

 　　寺田近雄《日本军队用语集》一书提到，昔日日本天皇对于陆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先是“恩赐”望远镜，后来是军刀。对于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先是“恩赐”军刀，后来改为银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名列前六名的由天皇授予军刀。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军刀组”。2009年我参观日本防卫厅时，在旧日本陆军部的展室见到了一些当年天皇“恩赐”的军刀、银表和望远镜。

在日本防卫厅展室中陈列的梅津美治郎大将所佩军刀
 
明治天皇“恩赐”的银表
 
栗林中将的蔡斯望远镜

日本军队对于士兵，特别是特攻队或敢死队则“恩赐”香烟。战时日本与军队有关的纸质香烟盒我见的不多，而日本军队的各类金属香烟盒却见过不少。或许是便于其在酷暑严寒行军、作战条件下保存香烟吧。在我收集到的日军金属烟盒中，首先要提的是侵华战争重大事件为图案的烟盒。

 
日军军用香烟盒
 
笔者收藏的侵华日军“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烟盒

 

芦沟桥事变与淞沪抗战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史称“七·七事变”，日本人称“支那事变”。侵华日军为纪念这次所谓“支那事变”特意制造两种图案的铜制烟盒。一种是我收集到的日军占领当时的北平南苑29军军部，并有说明文字。另一种是日军飞机轰炸天津海河边上的建筑。
“七·七事变”的原由，即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日本大型历史画册《一亿人的昭和史》收录了日本历史研究者秦郁彦在《芦沟桥“第一枪的罪人”》一文中罗列了几种说法：1、支那驻屯军和特务机关及浪人的阴谋。2、a偶发说，中国军队第29军下级军官和士兵面对日军夜间演习因恐惧而开枪射击。b西北军阀说，反蒋失败的冯玉祥的阴谋……c中国共产党说，中共北方局指令……并说这是“日中战史最大的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由亲历其事的爱国将领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撰写的回忆录《“七七事变”纪实》中讲的明白无误，是日军借口进宛平城搜寻所谓失踪士兵，遭到拒绝后，围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我认为“七·七事变”谁先打的第一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上演习。试问，中国的军队驻在日本的富士山或习志野演习可以吗？

 
据守芦沟桥的中国二十九军士兵
 
日军第3师团福田部战车向上海开进

 

　　我收集到的另一种侵华日军重大战事题材图案的香烟盒，是一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瞭望战场，旁边有持枪日军士兵和一只腰负通信袋的军犬。从当年日本造币局发行的“七·七”和“八·一三”两枚铜制纪念币可知，这个烟盒图案，即是套用当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币的图案。可惜这个珍稀的战利品只有半边，幸好是保留有图案的半边。

笔者收藏的侵华日军“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烟盒
 
笔者收藏的日本造币厂制作的所谓“支那事变”纪念币

 
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与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在淞沪前线指挥所
 
日军轰炸上海市区
 
日军第5战车队侵占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大本营陆军部》中《从华北事变扩大到中国事变》有以下记载：
陆军方面虽然希望事变局限于华北，但7月中旬以后，上海对日气氛逐渐恶化，进入8月更加骚乱。
国民政府由去年末即违反1932年的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使非武装地带要塞化并配置军队，事变发生后，上海周围中国军队的集中更为显著。进入８月以来，伪装成保安队的中央军连夜在闸北方面演习，加剧了不安气氛。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于6日指示日侨退入租界。当天，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对官兵训示：“以彻底之长期抗战歼灭日军，目前乃最好时机。据专家估计，日本的作战仅能维持六个月。”这一天，日本政府向长江流域全体日侨发布了撤退命令。
参谋本部力图使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上海、青岛，但８月９日发生了大山勇夫海军中尉被中国保安队枪杀事件。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要求南京政府撤走停战协定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在10日的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大将说明上海方面情况后提出，虽须查明真相，进行妥善处理，但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杉山陆相对此表示同意，内阁会议再次确认就地保护侨民的方针，并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
8月11日以后，上海局势急速恶化。首先是中国方面拒绝我第3舰队司令长官就大山事件所提出的要求，公然向上海集中军队，12日其兵力已有中央直系3万及其他2万名。我陆战队仅有4000名，当夜进行了紧急戒备。13日我陆战队同中国军队终于发生冲突，14日受到优势中国军队包围攻击。局势发展到双方空军相互反复轰炸的地步。
杉山陆相于10日阁议同意陆军部队动员出兵原则后，遂将中岛总务部长及石原第一部长召至官邸告以上述情节。石原少将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主张“陆军不能出兵，上海侨民可由海军保护”。但是考虑陆相的颜面，决定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保护侨民。但极力反对向上海前方进攻或积极攻取南京。当时梅津次官也在座，他和石原部长的意见大致相同。于是决定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
与此同时，蒋介石8月15日下达全国总动员令，设立大本营，亲自就任陆海空总司令，并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采取了纯属全面战争的体制。毛泽东的红军也宣布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照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称第18集团军），中共与此相呼应，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现国共合作，完成了中国人民总奋起的态势。
上述日本军方史料中提及的石原部长，即为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有陆军中的“天才”和“异类”之称，是“满蒙生命线”理论的发明者，他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起“满洲国”，因与东条英机不和被转为预备役，战败后自告奋勇要当战犯，美国人不受理。还有，文中提到的梅津陆军次官，为梅津美治郎。
日军史料中提到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仅有4000名。这与当时中国掌握的情报相符。据《郭汝瑰回忆录》记载“蒋介石准备沉船封锁江阴的长江航道，使日本长江以内的舰艇部队无法逃走而将其全部歼灭。殊不知汪精卫行政院的主任秘书黄某，将此消息秘告日军。日军得此消息，一夜之间，即将江阴以上舰艇及汉口日租界海军陆战队撤至上海，致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兵力增至四、五千人之多。”时至今日，我读到这段文字，仍为当年计划为汉奸泄漏而未能全歼日本在长江上的舰队而扼腕。

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不是预定的战场——匆匆草就的兵要地志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编写者认为，用两个师团能保护上海日侨的最大错误，是对敌情与地形判断错误所致。如果判断准确，恐怕未必同意出兵。其中，对地形判断错误，则归结于当时日军调查编印的兵要地志。日军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上海的敌情侦察很不可靠，海军曾说能占领江湾镇一线，但在其间完全为敌军。实际上，出兵时敌已到达吴淞镇。此外，据兵要地志班判断，在第11师团登陆的附近，10月底以前为一片泥泞，无法作战。实际上却能完成作战。”另外，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中岛中将，后来曾对亲王竹田宫大尉说：“8月23日，虽命上海派遣军在海军的协助下，迅速在上海登陆，但由于中国军队已占领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登陆作战产生困难。加以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火炮，致使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原中国驻屯军，仅配备有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缺一个大队）及迫击炮一个大队。但实际地形可以使用更大的兵力。而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意外坚固，以致陷入极度苦战”。
我研读过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这本只有24页、2张附图的薄册子。其中《用兵的观察》一章对登陆地点的描述为“该地海岸线为扬子江、钱塘江沙土堆积，浅近海岸地形亦多沼泽沟渠。易于登陆地点极少，唯乍浦附近（金山卫）可以登陆，但该地为要塞地区，最近增强了防卫。扬子江沿岸土质泥泞、草丛密，且陆上地形湿地沟渠多，登陆后行动困难。加之长江的水路经常变迁，昨日适于之地，今日泥泞没人马之足。因而事前侦察最为紧要。”日军兵要地志《水网地带作战》还提到：“本地带内的村落、竹林、墓地及堤防、土堆作为攻防据点价值颇大。支那军队在该地村落防御中背水为阵可顽强抵抗。”
日军兵要地志的判断没有错。战争开始后，据亲历淞沪之战，时任国民党军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我下级官兵又缺乏战斗经验，凡遭敌强烈炮火袭击，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去藏，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敌人将所有的炮都对准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弹巢，往往伤亡很大。”从日军的兵要地志看，日军早就注意到这些明显目标。日军兵要地志中还提到：“携行轻渡河器材十分必要，可在现地征集竹筏和小木船。遇水壕可用树、草填埋，作业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野战重车辆即可通过。”客观讲，日军兵要地志并无明显错误。我国战史提到，恰是日军在淞沪作战中携带轻型渡河器材，在水网地带克服障碍进展迅速。侵华日军将领由于自身判断错误，将“事变”初期战场兵力火力投送不足归结于兵要地志，实是可笑。这种将战争失败、战役失败的原因推卸给兵要地志调查不足的例子，我在日本战后的史料中已见到数例了，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瓜达尔卡纳岛之败。
值得重视的是，日军这部《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是1937年8月16日，也就是日军下达总动员令并派遣第3师团和第11师团开赴上海的第二天印发的。其中，对乍浦附近（金山卫）预定登陆点，中国军队加强防卫等语，是日军引用当时最新的情报资料。另外，我见到日军《平津地方（河北省北部）兵要地志概说》是其参谋本部1937年8月20日，即“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一个半月后印发的。日军视兵要地志是制定作战计划的基础资料。我认为，从日军这两本匆匆搞出的“急就章”般的兵要地志也可以看出，“七·七”芦沟桥和“八·一三”上海两处所谓“事变”，都不是日军领率机关事先选定的战场。

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

 

　　此外，淞沪之战中国国民党军第98师587团，在8月30日攻入孙家楼日军阵地时，曾缴获《陆海协同作战》、《街市战研究》、《支那军战斗法研究》三本教材，封面上有“昭和十二年七月第22联队翻印”，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这也说明，日军自“七·七事变”之后，匆匆开始了对华的应急作战训练。“八·一三”淞沪抗战，虽损失惨重，但中国军队将主力用于长江方向，迫日军主力由华北平原转用于华中湖泊山岳地带，展开持久战，争取数月时间，达成沿海物资内迁的战略目的。
日本一向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国之一，每个年度参谋本部都要订制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准备应付万一。陆军是以俄国，海军以美国为假想敌而进行准备。而对中国并未过多考虑，认为万一事态发生，以陆海军一部即可胜任。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1935年、1936年的对华作战设想中：其二“对华用兵虽可设想如山东出兵，济南事变及上海事变，为保护帝国权益及日本侨民而出兵……”其四“满州事变后对苏作战准备极不完善，而形势要求必须对之严加警戒。因此，对华作战之规模需要极力加以限制，即必须以最小的兵力达到作战目的。”其七“虑及对苏、对美之关系，必须排除万难，力避从局部战争发展为全面战争……”
而当“事变”发生时，“愤青”般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青年将校和参谋们极力推动日本当权者扩大事态，“惩罚”中国，最终导致全面抗战爆发。与之相反，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这个阴谋家似乎是个“明白人”。他在“七·七”和“八·一三”两次“事变”中，都反对扩大战争。俞天任在《军国帝僚》中精辟总结石原莞尔对华战略思想：“主张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州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然后和美国进行最终的战争。”时至今日看到这个战略构想，我依然不寒而栗。所幸石原莞尔与当权者意见不和而辞职，其后转入预备役到大学教国防战略去了。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参谋堀场一雄大佐战后的著述《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说：日本统治集团各派系在侵华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侵华的方法与具体步骤上，却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堀场一雄把这些派系大体归纳为两大派：一派是以政府中的强硬派和大本营的作战部门为代表；另一派是以大本营的战争指导部门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为代表。堀场一雄指出在侵华战争中，前者处于当权地位，一手决定侵华战争的各项方针政策。
战后，日本一些当事者在反省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追悔莫及。就是日本发动的，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七·七”和“八·一三”将日本拖向了全面战争，继而将日本军国主义送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