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79年9月，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线（之后在文中统称PFLP）共劫持了四架飞机，其中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被带往了埃及开罗，PFLP成员在全世界的媒体镜头前炸毁了该飞机，不过很幸

前言

1979年9月，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线（之后在文中统称PFLP）共劫持了四架飞机，其中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被带往了埃及开罗，PFLP成员在全世界的媒体镜头前炸毁了该飞机，不过很幸运的是无人伤亡，136名乘客和17名机组成员都在飞机被引爆之前给赶下到地面。他们怎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抗议埃及政府与以色列当局进行和平谈判。

其余的三架飞机则被强行飞去了约旦扎尔卡附近的皇家空军基地，当时作为在二战期间作为英国空军的战时基地，名为“Dawson’s Field”。之后PFLP并没有杀害屠戮310名人质，而是将他们作为筹码，以换来释放被关押在英国、瑞士的四名PFLP成员。PFLP成员在此机场召集了国际媒体，当着媒体面引爆了3架飞机。

飞机引爆瞬间

此举对于PFLP组织来说，这是“里程碑”的事件，能让自己能够更快的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但是这就让原本对这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抱有同情的约旦国王非常不高兴，认为这会导致自己权利处于不稳地的境地，于是下令全国戒严，并驱逐约旦境内的所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

经过此番折腾之后，PFLP的领导人认为，再这样劫持飞机，其结果肯定是弊大于利，这会让在国际社会上看待解放事业的目的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PFLP组织的“二当家”瓦迪·哈达德可不这么想，既然你不想干劫机，那我就出来单干。之后他就另外创立的新的组织—PFLP-SOG，这个组织一直讲劫机视为实现理想的有效手段，他们一直致力于劫持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飞机。

瓦迪·哈达德

由于以色列航空公司以及西方各国的航空公司在经历了多次劫机事件后，都对安全措施这一块看到非常重，哈达德决定使用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手段发起新的袭击行动。

1976年1月，三名PFLP-SOG成员手持英国签证入境肯尼亚，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入境的那一刻已经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给盯上了，三人随即在内罗毕国际机场的周边地区被肯尼亚安全部门下属的GSU分队给逮捕，之后经过搜查还发现了藏在车上的两枚SAM-7肩抗式地对空导弹，经过审讯，他们承认了要在当地实施对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的袭击，还说出了导弹的来源，由时任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提供。另一边哈达德迟迟没见肯尼亚那边传来“捷报”，这心一点都放不下，于是他又派出一对有着西德护照的夫妇前往肯尼亚探明消息，但是很快落地之后，又被摩萨德跟肯尼亚安全部门给抓获（这对夫妇经过秘密审判之后，被判处了10年监禁，再经过西德政府的抗议之后，以色列才公开承认。人是我抓的，但是这人我不能放）。

虽然在肯尼亚的袭击没有成功，但是哈达德并不放弃，决定策划另一次的袭击，这一次将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

第1天，1976年6月27号

一架从新加坡起飞，目的是希腊雅典的763号航班飞机在巴林降落等在中转。机上多了两名阿拉伯人，这两人都是PFLP-SOG的高级成员，Fayez AbdulRahim Jaber和Jayel Naji al-Arjam，前者是PFLP组织创始人之一，后者是PFLP-SOG的对外关系策划人。与此同时还有两名手持南美州旅行护照的西德人，Wilfried Böse和他的前女友Brigitte Kuhlmann。他们两人都是西德极端左翼恐怖组织“Revolutionary Cells”的成员，这次的劫持行动是一次联合行动，相当于PFLP-SOG和Revolutionary Cells组织的“外联活动”。此次劫机行动共有10人参与。

巴林的机场行李托运员并没有发现藏在行李的武器，就直接把行李送上了飞机。飞机抵达了雅典机场，夏日的热浪席卷着候机室，但是他们并不急躁，只是静静的等待着。

Fayez AbdulRahim Jaber和Jayel Naji al-Arjam

Wilfried Böse和他的前女友Brigitte Kuhlmann

在8点59分时，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空客A300B4-2C型139号航班从以色列特维拉夫的卢德机场起飞，经过雅典最终飞往巴黎。

11点30分，飞机降落在雅典，机上有38名乘客下机，另有56名乘客在雅典上机飞往巴黎。现在这架139号航班共载有246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

相信读者一定有疑问，为什么要选择在雅典的机场动手，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呢？因为雅典机场的安检工作可以说是烂透彻......机场有配备金属探测器，但没有人去使用它。行李X射线安检机时常无人值守，有人检查也很敷衍。所以这些恐怖分子非常轻松就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

12点20分，飞机起飞，升空很顺利，乘客们准备享受接下来美好的飞行之旅。7分钟后，飞机的头等舱发出的尖叫声。此时Brigitte Kuhlmann已经冲入并控制头等舱，另外两名恐怖分子负责经济舱。在驾驶舱的飞行员，同时作为该航班的机长Michel Bacos一开始以为机舱内发生了火灾，于是派飞机工程师Jacques Le Moine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打开驾驶室舱门之后，发现他正在直面一个男人，在一瞬间时，Wilfried Böse手持手枪和手雷立马冲进了驾驶舱，拿着手枪指着飞行员Michel Bacos的头。这是法航第一次遭到劫持，以前并无此类处理这种事件的经验，所以能做的就是乖乖听话。

飞行员Michel Bacos

随后Brigitte Kuhlmann使用机内广播对舱内的所以乘客宣布，这架飞机被切·格瓦拉精神派和PFLP接管了，现在飞机的新代号为“Haifa One”。

待在驾驶舱的Wilfried Böse命令飞行员将航线改为飞往利比亚，而在机舱内的Brigitte Kuhlmann对乘客大爆粗口和用手枪敲打那些不配合的乘客(包括配合的犹太人)。恐怖分子将炸药放置在过道中间和紧急出口前。在控制的全部机舱的人员之后，恐怖分子将所有人都护照和身份证都收缴了，并确保了没有一位乘客身上有携带武器。

机上有一名乘客是以色列空军的预备役飞行制导员，他将自己的军官证放在嘴里嚼称浆状，吐进空的可乐瓶中。

在飞机被劫持的几分钟后，在地面的以色列电子监测单位发现139号航班的讯号全部消失。这个消息立马被送往了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的办公室。同时位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防部也收到了消息，他们立马联系了以色列特种部队-总参侦察队（Sayeret Matkal），告知有一架飞机有可能被劫持了。

  下午14时58分，飞机降落在班加西机场。当地派驻的PFLP代表前往与利比亚当局商议。当地的气温非常的炎热，所有人都大汗淋漓，并且还在全封闭的机舱内。一位名叫Patricia Martel的乘客假装怀孕并又装作即将要流产的征兆，之后她就被放下了飞机。最后利比亚当局提供42吨燃料，飞机在地面待了7个小时之后又重新起飞。

将视野放回到以色列政府这边，总理伊扎克·拉宾立马组建了危机处理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当听到飞机曾降落在班加西，所有人都担心都成真了，这是一次劫机事件。小组组员外交部部长Yigal Allon认为这架飞机是法国的飞机，我们应该和法国外交部交换意见，让他们牵头与恐怖分子对话。另一边小组组员交通部部长Gad Yaakobi则与国际航空组织联络，获得乘客名单，与他们的家属保持联络。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安全部门则更为紧张，全部门上下保持着高度戒备，其中包括在卢德机场待命的总参侦察队。不过在听说飞机在班加西起飞后，并不是飞往以色列方向，而是向东南飞去非洲的中心，总参侦察队就退出卢德机场，回到基地继续待命。

如果出现利比亚决定庇护这架飞机上的恐怖分子的情况，以色列国防部行动策划部门也制定了应对措施，他们的计划是“总参侦察队联合以色列空军组成特遣队，进入利比亚对其进行惩罚性的打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当局还是没有弄清楚劫机者的要求和动机。之前提到的“假孕妇”Patricia Martel乘坐利比亚的飞机飞往了英国，在她一踏上希斯罗机场，英国苏格兰场和以色列大使馆很快找到了她了解了大概情况。

第2天，1976年6月28号

8月28号凌晨3点15分，139号航班降落在位于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飞机缓缓的停下来之后，瞬间遭到了多个探照灯的照射，从机场跑道旁边冲出了许多全副武装的乌干达士兵，他们很快对飞机进行了包围。士兵通过车辆将飞机移动至航站楼之后，全部人质才得以下机。经过了九个小时的飞行，许多人质的表情都非常的痛苦，再加上遇到这茬子事，感觉人生是多么痛苦。他们被全部赶到了旧候机室，在几年前以色列公司还对这里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不过旧的候机室非常破烂，灰尘漫天、肮脏破旧。随着所有的人质都被关押好之后，劫机的恐怖分子开始与在当地的帮凶进行会面。乌干达的士兵装备了多支AK系列突击步枪，以及大量的手榴弹。一名前黎巴嫩军官负责指挥调度现场，不过整体行动控制权则是远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哈达德控制。

在下午时分，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乘坐直升机到达机场。他走下飞机，看望了被关押的人质，并虚情假意的向人质问好，但一名人质称为“总统先生”时，阿明的表情很快就变了，他愤怒的说到“你要叫我阁下元帅博士伊迪·阿明大大”。阿明身穿着华丽无比的迷彩服，他当着自己8岁儿子的面，殴打了那名人质，并说道“你们只有满足他们（劫机者）的要求，你才能活下来”。这番场景，让许多人质都认为这家伙肯定不能靠他来帮助自己替恐怖分子交涉。

伊迪·阿明

在28号的一整天中，法国驻乌干达大使皮埃尔·雷纳德一直在不停奔波交涉，试图与劫机者搭上沟通渠道，但都无功而返。

以色列这边也在紧张的计划着，作为总参侦察队前指挥官，时任军事情报部部长埃胡德·巴拉克（之后他还是以色列第十任总理）负责研究跟策划特种部队行动。他根据此事件成立了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反恐指导计划小组。由于当时的总参侦察队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中校和作为副官的Yiftah Reicher都在西奈沙漠执行任务，无法及时赶来，所以只能叫副指挥官Muki Betser上校作为代表参加小组会议（此人曾在乌干达执行过撤侨任务，并且是通过恩德培机场离开的，这对未来的行动有着很大的帮助）。

根据Muki Betser上校之前派驻在乌干达时的经验，他认为乌干达士兵缺乏干劲，没有团队精神以及不愿意在晚上作战。随后以色列官方很快的找来了曾经为恩德培机场进行升级改造工程的以色列土木工程Solel Boneh公司的旧航站楼的工程蓝图。

同时以色列空军也在商讨非正式的营救计划，来自131“黄鸟”中队的指挥官Joshua ‘Shiki’ Shani中校曾计划使用C130运输机进入乌干达，在和其他士兵一起研究了飞行距离、燃料、最大负载、导航、天气等因素之后，发现航程超过了3542千米，需要两架KC130加油机的支援才能完成返航。不过在机舱内加装3000加仑的油箱，也可勉强完成，但有效负载则会大幅度减少。尽管如此，以色列空军司令Benny Peled少将对这个计划还是很感兴趣的，他是军中强烈支持对此劫机事件通过武力来解决的拥趸。

第3天，1976年6月29号

这一天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不同在尝试与劫机恐怖分子取得联系，但是对方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所以法国政府的进展基本在原地踏步。

那些恐怖分子在当地的坎帕拉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返回到关押人质的恩德培机场。

下午3点30分，劫机恐怖分子在乌干达国家电台发布了一则公报，上面列举了他们的要求：“释放关押在不同5个国家的53名恐怖分子，其中以色列40个、西德6个、肯尼亚5个、法国1个、瑞士1个”40。在以色列的40名恐怖分子要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恩德培机场，在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则要持有该国给出了签证到达乌干达。在乌干达集合完毕之后，飞机要把他们送回到中东去，并且法国政府还要支付500万美元来赎回飞机。所有的谈判只能交由法国外交特使和索马里驻乌干达大使哈希·阿卜杜拉来进行，以上要求要在以色列事件7月1号下午1点之前完成，不然人质的安全我们可不敢保证。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听完这些要求之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他审视了一下当下的情况：“极端的恐怖分子飞到了动荡不安的非洲，并受到了当地的独裁者的庇护，并且人质距离以色列本土超过3000千米，以色列很有可能会向恐怖分子妥协”。伊扎克·拉宾召见了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莫塔·古尔，问他现阶段有没有可行了军事营救计划。随后莫塔·古尔命令自己的副官立马通知位于在亚柯的行动策划部制定初期的行动计划。在此之前军事情报部部长埃胡德·巴拉克已经在和自己的特种部队同事在讨论一切可行的计划。当时在场的高级指挥官包括了Kuti Adam和Benny Peled。这两位都认为只有通过武力手段才可以解决这件事，Benny Peled认为以色列的空军能在24小时之内向恩德培机场投放1200名士兵和所需的装备，并不用担心来自乌干达防空部队的阻挠。经过心里有底，但是他的首选计划则是只使用4架C130运输机搭乘一支小分队进行突袭，而不是大规模的进攻。事实上，他这么想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空军只有四支C130机组接受过夜间起飞降落训练，所以前面提到的全天24小时之内运输如此大量的人员是不太现实的。

在高级军官会议中，Benny Peled就先提出了24小时运输伞兵的计划，在场的国防部长希蒙·佩雷斯就反问他一句:“你是去救人质还是去侵略一个国家?”，但在之后希蒙·佩雷斯回忆道，当时我很佩服他的勇气。

虽然莫塔·古尔作为国防军的总参谋长，但他还是对军事行动抱有怀疑的态度，毕竟他要对手下的部队负责任。因为以色列并不清楚人质的具体关押地点和其他细节的情报，所以回忆开到最后还是没有坚定作战决心。

整个晚上埃胡德·巴拉克都在与同事讨论着一切可行措施，并在天亮时给出了4套方案。其中一个的方案是“总参侦察营与海军特种部队Shayetet 13搭乘C130，空降到维多利亚湖，乘坐充气皮艇到达乌干达，之后直取恩德培机场，消灭恐怖分子，拯救人质后，向乌干达当局投降”。

第二个方案与第一个类似，在肯尼亚租一艘船，穿越维多利亚湖，到达恩德培机场。

第三个方案使用伞兵营/连直接空降到恩德培机场，将其攻克。

最后一个方案是使用商业飞机，谎称上面是被释放的恐怖分子，直接降落在恩德培机场，其实飞机里全是身穿囚服的总参侦察营的士兵。

其中的实施三个计划的大前提是乌干达当局同意这样做，并能保证不会对以色列人员出现攻击行为。此外还有一个成功实施计划的关键点，那就是人质具体关押在哪里？

让我们把视角转到摩萨德特工这边。当时一支摩萨德情报小组从伦敦飞往肯尼亚当地，从那里租了一架轻型飞机飞往恩德培机场，在抵达机场上空时，特工通知机场塔台飞机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所以要在机场上空盘旋几圈。之后特工拍下了旧航站楼的照片，随后他告知塔台不能在这降落，又飞回了内罗毕机场，并将照片带回了以色列，这些照片为随后的行动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摩萨德特工当时拍摄的旧航站楼照片

尽管情况逐渐明朗，但是被关押的人质可不好受，他们所在的旧航站楼长20米×15米，却挤满了257人。他们躺在破旧的床垫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楼里浑浊的空气热的令人窒息。而恐怖分子则优哉游哉的躺在沙滩椅上，还配有遮阳伞。虽然处境如此恶劣，但是人质依然乐观的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

 阿明总统也曾来过几次做演讲，一些人质赞赏，而一些人质则觉得不可思议跟惊恐，觉得他就像另一位希特勒。在下午时分，乌干达士兵用大锤凿穿了一面墙，通往另一个房间。在晚饭时间，Brigitte Kuhlmann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前往那个新凿开的房间。这让其他人都惶惶不安，这个行为像是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前奏曲，而之前经历过德国纳粹执行大屠杀的犹太人则更感到害怕。一名曾在集中营幸存的人质回忆到，当他看见恐怖分子用枪下命令的时候，感觉像回到了二战时期。我以为纳粹被打败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与人质交谈的伊迪·阿明

第4天，1976年6月30日

从劫持开始到现在已经第4天了，尽管前一天的整个晚上在不同的讨论制定计划，但总理伊扎克·拉宾则对着4项方案并不看好，他指示以色列国防军要继续制定进一步的计划和评估新的选择。尽管以色列海军的电子通讯监控船已经到达了东非沿岸，但是并没有获取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此外，摩萨德同时也在辛勤的工作着，他们不断联系和会面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的线人，并一直协调当地情报资源以及情报评估的作业。

在西奈沙漠结束演习的丹·肖姆龙准将和特种作战分队下属的行动支队副指挥官Shai Tamari上校一同回到了特拉维夫。

随后一支先遣队搭乘以色列航空535号航班飞往肯尼亚，小队的任务是在当地尽可能的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援，并为以后的行动做好必要的支持，以及在扩大在当地的情报搜集规模。

尽管以色列认为使用空降奇袭的方式为选择的第一位，但还有要验证其他方案的可行性。比如尝试使用C130运输机投放橡皮艇到维多利亚湖，然后特种部队搭乘橡皮艇渗透进乌干达，但是在艇身接触水面的一刹那，橡皮艇炸开了，所以这个计划被pass掉了。

当肯尼亚政府发出的“不能使用我们的资源对乌干达下刀”的暗示越来越明显之后，在肯尼亚出发的计划也都泡了汤。

之后国防部长希蒙·佩雷斯会面了曾经在乌干达执行军事援助计划的退休军官，Baruch'Burka'Bar Lev上校，他也是伊迪·阿明的私人好朋友。上校曾给伊迪·阿明打过几次国际电话，如果阿明总统愿意为释放人质作出努力，那么就给他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来满足他的虚荣心。

Baruch'Burka'Bar Lev上校跟伊迪·阿明（乌以友好期时的照片）

国防部长希蒙·佩雷斯在经过了多方讨论，加上各种意见的影响，他越来越坚定武力解决是唯一的办法。

关于恐怖分子的要求，法国和西德当局都声明不同意释放囚犯，其他国家也没有多大的反应，进展在原地踏步中。当时以色列政府在赌，恐怖分子会不会因为他们的声明而延迟完成要求的时间。而且以色列内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都没有拿定一个主意，国防部也没给出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在这一整天里，以色列空军重新修改了行动计划的规模，只给出6架C130运输机来投送部队，空军司令Benny Peled之前提出1200人大规模伞降的方案被否决了。

这个计划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那就是如何驾驶毫无防御能力的C130运输机飞行3220千米进入有着基本防空力量的国家？

空军作出的编队计划是4架C130运输机加上2架波音707飞机的支援，一架作为指挥部，一架作为空中医院。但是令人头疼的回程燃油问题还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上，不过空军还是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方案，人质由KC130加油机运回，而其他三架C130运输机则使用恩德培机场的油库来补充燃料。

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由于伊迪·阿明越来越偏向恐怖分子，并对他们给予帮助，这导致了之前提出的渗透-攻占-解救-向当局投降的计划变得越来越无用。

丹·肖姆龙准将在了解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提倡组建一支规模更大的干预部队，来打下恩德培机场，并防止乌干达军队的介入。这个想法和空军司令Benny Peled高度一致。丹·肖姆龙准将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提出，由总参侦察营作为先头部队，降落在机场主跑道上，消灭在旧航站楼的恐怖分子，并救出人质，在取得机场的控制权之后，将有更多的后续部队跟进，占领整个机场跟建立防线，防止在人质撤离时遭到乌干达军队的干预。

虽然计划是那么的天衣无缝，但人质的确切位置并没有得到确认，这是致命的，这会让所以计划都不能得到实施。

人质们的情况在进一步的恶化，不过在想阿明总统提出了更换/提供生活用品的意见之后，伊迪·阿明很爽快的答应了他们，给他们提供毛巾和毯子，以及跟换了更新的床垫。但在墙的另一端的犹太人可没那么幸运，恐惧弥漫了狭小的房间。

在下午时候，有47名法国国籍被阿明总统释放，来表明自己是救世主的姿态，人质在法国奥利机场落地之后，由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部长Jean Sauvagnargues来接机。随后以色列国防部收到消息称，一些人质被释放了，赶紧派前总参侦察营副指挥官Amiram Levin中校前往巴黎，收集情报和了解当时情况，为以后的行动打下基础。

在巴黎当地晚间时分法国安全部门官员与以色列政府代表，拜访了几位被释放的人质。所有的人质都非常积极配合，被释放的人质有一位是前法国军官，被劫持的三天里，他一直记录着，他能说出关于劫机者的各方各面，他们拥有的武器、驻守在机场的乌干达军队的部署、心理状况。他的回忆带来大量高价值的情报，之前提到的致命问题-不能确定人质的确切位置，这次得到了完美的解决。而且他还说道，恐怖分子跟乌干达当局过于轻敌，他们不认为以色列当局敢在这种地方行动，所以警惕性都很松懈。

在这天的晚上时分，139号航班的机长Michel Bacos被告知，自己跟其他机组成员还有其他非犹太人人质即将被释放。不过Michel Bacos跟他的机组成员都拒绝被释放，他们每个人都愿意留下来陪着剩余的人质。在其余人质被带上回家的飞机时，一名来自法国的修女自愿留下照顾一名年迈的犹太人，但是她被粗暴的扔上了飞机。

如今还留在恩德培机场的人质有94名犹太人跟12名机组成员。

第5天，1976年7月1号

劫持事件进展到了第5天，原先的4个行动方案被筛选至1个，大概内容为营救队伍搭乘C130运输机。向恩德培机场发起突袭。但是如果消灭恐怖分子跟解救人质的具体计划还没有成型。不过总参侦察队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中校跟他的部下正在讨论着这个问题。

尽管营救计划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但是人质的家属可没有看到，以色列政府在得知有一架飞机上的人质被劫持的不久之后，就立马先成立家属委员会，用来向人质家属通报消息。家属们在得知有非犹太教\以色列国籍的人质被释放的消息时，他们恐慌的情绪立马就“爆表了”。家属很快地自发组织起来，包围着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家属们都知道以色列政府的原则是不跟恐怖分子谈判，但是愤怒超过了理智，他们认为恐怖分子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亲属活着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但是总理伊扎克·拉宾更是向在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因为离完成恐怖分子要求的最后时限即将到来。在跟总参谋长莫塔·古尔谈话之后，莫塔·古尔表示需要更多的情报跟时间来制定计划。9点钟，18名内阁成员与伊扎克·拉宾进行一个简单的会议后，伊扎克·拉宾的打算是让法国外交部作为媒介，向索马里驻乌干达大使哈希·阿卜杜拉谈判如何交换人质。伊扎克·拉宾在内阁会议厅举行了一次投票是否应该进行谈判，这一次的投票没有弃权这个选择。投票的结果是一致支持进行谈判。距离最后时限还有1个半小时。

以色列政府通过Baruch'Burka'Bar Lev上校向伊迪·阿明通知了下一步的计划，伊迪·阿明回复也很干脆，叫以色列政府在中午1点收听乌干达国家电台。鉴于以色列政府已经向恐怖分子妥协，伊迪·阿明就把最后时限延长至当地时间7月4号星期天中午一点，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他可不想错过这个可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的机会。

虽然以色列政府打算满足恐怖分子，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可没有因为这个而停下脚步。各军种紧密联合共同制定计划，时间紧迫的程度到达了以小时计算。空军的相关一直在计算油耗跟负载的问题，空军高层指挥官一直在说服更高层的领导，只要4架C130飞机就可以足够完成任务，并不需要更多的飞机了。因为在与总参侦察营的讨论过程中，他们认为突击队应该一直保持紧凑的姿态来实现自己的战术目的，带更多的东西反而变成了累赘。不过就算只有4架飞机但还需要8名有经验的飞行员跟导航员，这样才可以在近乎黑暗的机场找到跑道。

不过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解决，原定计划是下飞机之后突击队在主跑道进行集合，然后前往旧航站楼，距离为1.6公里。但是根据最新的情报显示，途中会有数百名乌干达士兵驻守。如何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被乌干达士兵发现，以免惊动在旧航站楼的恐怖分子。这个问题就交给文章前面提到的在乌干达有着多年军事援助经验的Muki Betser上校，也是时任总参侦察营副指挥官。他的意见是开奔驰车。这是因为奔驰汽车在乌干达是权贵跟富人的标志，在乌干达近乎所以的高级军官跟政治人物都有奔驰汽车，所有基层士兵都会对此敬畏。

伊迪·阿明每次出行都有一支奔驰车队进行护送，所以Muki Betser上校建议用一辆奔驰轿车和两辆路虎作为突击队的障眼法来瞒天过海。

寻找奔驰轿车这个任务交给了摩萨德特工。

虽然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总参侦察营的队员则对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一旦被发现，那接下来就是一场恶战了，他们没有空中支援，也没有装甲支援，迎接他们只有全副武装的乌干达士兵。

时间不再等人，剩下只有几天要完成全部的工作。总参侦察营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进行了大量的准备，但是计划改了又改，让队员们都筋疲力尽的。随着以色列在被释放的人质的口中获得了越来越多有价值的情报，再加上在东非的摩萨德特工获得了乌干达军队的战斗序列跟部署情况，乌干达2.1万名士兵有将近一半的部队部署在了恩德培机场跟首都坎帕拉之间，距离恩德培机场只有35公里去，情况并不乐观。

为了防止乌干达军队对营救行动的干预，丹·肖姆龙准将决定再组织一支拦截部队，4辆M38A1C吉普车组成，车上搭载机枪跟无后坐力炮，由沙乌勒·莫法兹少校担任指挥官。他们的任务是使用携带的所有火力对友军进行一切可能的支援，阻止乌干达军队的反攻。

此外还有两支支援部队也被并入行动部队中，Matan Vilnai上校指挥的从第35伞降旅抽调的一支侦查分队（Sayeret Tzanhanim），负责夺取新候机楼、机场调度塔台、存放在地下的航空燃料罐。

另一支部队是戈兰尼旅下属的侦查连（Sayeret Golani）中抽调的小队，由Uri Sagie上校指挥，负责保护停在跑道上的C130运输机和协助人质撤离。

在下午4点钟，Kuti Adam少将打电话给丹·肖姆龙，问他是否有可执行的计划，丹·肖姆龙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随后他被交到国防部长希蒙·佩雷斯的办公室进行计划的叙述。

在听完他的演讲之后，希蒙·佩雷斯批准了这项计划，他任命丹·肖姆龙为地面行动部队指挥官，总体协调的任务交给了Shai Tamari上校，也是作为第二行动指挥官。

第6天，1976年7月2号

凌晨一点，总参谋长莫塔·古尔打电话给国防部长希蒙·佩雷斯，报告到“军方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准备着”。Kuti Adam少将命令部下，根据现有的情报跟照片，复制一个全尺寸的恩德培机场旧航站楼的模型，为了让模型做到了一个台阶都不能少，他们特意找了曾经负责改造恩德培机场的以色列工程师来指导。建造的材料为木桩跟粗麻布，放置这个超大尺寸模型的地点选在了总参侦察营的基地里，方便队员们进行训练。

随着计划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时，但还是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奔驰轿车还是没有准备好。摩萨德特工并没有找到跟伊迪·阿明同款的车型，只找到了相似外形的，并且还是白色款（伊迪·阿明那辆是黑色）。由于时间紧迫，只能最后只能先把汽车买下来先，拖回基地，然后总由参侦察营下属的开发特种武器部门的队员Amitzur Kafri跟队里的另一位汽车专家Danny Dagan负责对该车的改造。他们把车子重新刷了一遍黑漆，把4个轮胎全部换掉，最后再把假车牌跟乌干达国旗装在车上。

虽然计划搞的像大张旗鼓一样，但实际上保密工作还是做得很到位的。一些队员们当天回到基地报道时，被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每个人都在准备自己的装备，就像D-DAY那样。

计划策划官员深知这次行动会出现大量的伤亡，保守估计伤亡率达33%，作为这次行动的医疗小组主官Efrain Sneh上校认为恐怖分子一旦知道了以色列派军队进行武力营救，第一时间肯定会尽可能的杀害大量人质。这次行动的成功都取决于计划的保密性，如果不加以掩护地调用大量的血浆和血液的话，民众肯定会有所察觉，有大事要发生了！所以为了安全的救出人质跟保护突击队员们的姓名，国家宣传机构称，黎巴嫩北部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作为物资人员被调用的掩护故事。

早上8点，空军给出三架C130运输机用于预演。C130机组成员配合总参侦察营的突击队员们，一直在练习如何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将装备跟车辆全部卸下飞机。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中校跟Muki Betser上校作为这次的行动小队指挥官，他们整一天都在评估，推敲计划，确保计划是万无一失。另一边，两支支援部队也在不停的进行攻占目标点的演习。

计划里要求的4架C130运输机也全部到位了，空军还多调了一架，作为备用机。除了这5架飞机之外，还有两架波音707飞机将作为空中指挥调度平台跟机载医疗平台，这两架飞机将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名义作为伪装，其中担任医疗平台的飞机将停在肯尼亚的内毕罗机场随时待命着。飞行员要根据情报调整进场航线，了解关于当地机场跑道灯使用规则以及雷达覆盖范围。

早上10点半，总参谋长莫塔·古尔把营救方案计划书交给了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在读完这份计划书之后伊扎克·拉宾对计划中的救援飞机要在恩德培机场地面加油这个环节感到不安。他认为飞机如果在肯尼亚境内加油的话，可以更加的稳妥，但是肯尼亚官方并不会给出任何支援。伊扎克·拉宾也曾考虑过对肯尼亚给予一些政治“好处”来获得在当地的支援。

即使武力营救计划已经做出来，但是内阁在之前决定与恐怖分子谈判的计划方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军队不能直接动武。

军事情报部部长埃胡德·巴拉克随后立即动身飞往肯尼亚。他此行要去见的人有肯尼亚国家警察总警监Bryn·Davies、肯尼亚安全部门Geoffrey·Karithi、英国前SAS军官Bruce Mackenzie（他是作为肯尼亚总统的安全顾问）并一同商讨关于以色列飞机入境肯尼亚的问题。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曾考虑，如果肯尼亚政府坚持不允许以色列飞机的降落，那就直接强行进入肯尼亚空域，因为停留在恩德培机场加油，时间非常的紧急，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那以色列的飞机就是侵犯者，肯尼亚军队将会直接击落飞机，如果其中一架飞机载满人质的话，那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还会引发国内外的不满。

以色列这边的上午12点时，所有参与行动的部队集合，准备在丹·肖姆龙准将面前进行一次行动的预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这次行动的关键点，如果行动过程中，有任何惊动恐怖分子跟乌干达士兵的举动，对于行动来说是毁灭性的。

当时以色列军方自己绘制的恩德培机场地图

营救部队编制：1、机群的第一架编号为4X-FBA/102的C130运输机作为领头羊，率先降落。该机搭载的是“李鬼”奔驰轿车以及两辆作为护卫的路虎越野车，跟由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中校领导的29名总参侦察营小队，还有52名第35伞降旅士兵、丹·肖姆龙准将和跟随他的指挥小组。作为营救队伍，他们将第一梯队抵达现场。第一批部队要抽出10名队员，他们的任务是要在机场的主跑道上放置着便携性陆指示灯，防止当地的地勤人员关闭跑道的着陆灯。

2、第二架编号为4X-FBB/106的C130运输机也随之降落，这架飞机上搭载了两辆M38A1C火力支援吉普车，跟一辆丹·肖姆龙准将专用指挥车，还有驾驶/操作车辆的戈兰尼旅下属侦查连的队员，以及另外的17名第35伞降旅士兵

3、第三架编号为4X-FBQ/420的C130则装着另外两辆M38A1C火力支援吉普车以及驾驶/操作员，跟30名戈兰尼旅下属侦查连的队员和另外一辆运输车辆

4、第四架编号为4X-FBT/435，也是最后一架C130，上面搭载的装备则是最少的，因为它将作为运输人质的飞机，所以不能带太多的东西。它搭载了两辆标致的404型皮卡车，其中一辆装有便携式抽油泵。以及一支来自空军的10人加油小组跟10人的医疗小组，以及20名戈兰尼旅下属侦查连（Sayeret Golani）的队员负责守卫在地面上的C130运输机。

尽管这次行动缺乏时间装备，并且情报又不充分，但是行动上的执行至少是可行的。万事开头难，如何在不被肯尼亚军方雷达侦测的情况下，安全通过肯尼亚领空，这是行动规划人员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然而军事情报部部长埃胡德·巴拉克那边也没有任何谈妥的消息。

在这一整天里，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忙的前脚贴屁股。这一次的行动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每名队员身上都压着“超重”的负担，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完全从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恢复元气，国内上下的士气都在渐渐恶化，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群众乃至领导层都会受到强烈的精神打击，有可能以色列再也一蹶不振。一些队员曾表示，自己并不怕牺牲，而是怕任务失败.....

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在傍晚时分先观看了C130运输机在夜间降落的演习，感到非常的满意。之后他观摩了行动的预演，但是这次的预演出现了问题，奔驰轿车不能正常的启动，只能最后用路虎将它推出舱外。尽管些小问题出现，但是这并不妨碍莫塔·古尔的好心情，他很快地批准了这个计划，随后和131“黄鸟”中队的指挥官Joshua Shani一同飞往了南部的空军基地，去视察另一项演练。

尽管领导已经离开，队员们并没有因此松懈下来，而是跑到射击场检查所有武器，这一天是以色列的安息日，射击场旁边就是基布兹工业社区，各种枪声响彻了整个社区，导致许多居民跑到当局去投诉，因为之前军方曾与居民约定安息日只使用手枪射击

第7天，1976年7月3号

凌晨时分，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召集了所有关于这次行动的指挥人员开最后一次的计划会议。在这短短的30分钟的会议里，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中校被问及是否有把握成功完成任务，他简单而又自信的说到：“只要第一架飞机能成功降落在跑到上，这次行动就能成功”。悬在莫塔·古尔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新一天的太阳渐渐升起，照射在总参侦察营队员们身上，但队员们并没有感到多少的惬意，每个人都在给自己的武器做最后的检查，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考验。

同样，以色列政府这边也没有感到有多轻松，总理跟其他内阁成员都在为是否采用武力营救讨论着，他们都很清楚，以色列当前的局面，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振奋全国上下，如果失败了，不仅付出的是士兵的生命，军队的威信，还会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出现政府下台的局面，导致以色列从上到下的崩溃，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可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如果向恐怖分子妥协的话，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这让以色列政府两头都不是人。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限制了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想法。这次行动是否违反了美国人定的规矩——美援武器只能用于合法的自卫行动，一经发现有违反的行为，则回收所有美援武器并停止之后的一切武器援助。

上午11点，伊扎克·拉宾召集了全部内阁成员开了一次会议，一直开到下午都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

与此同时，在飞机准备的同时，丹·肖姆龙准将从摩萨德特工那收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情报，关于旧航站楼的最新照片，这样丹·肖姆龙更加有信心的去完成任务。所有飞机起飞后都将开启无线电静默，是为了避开在地中海进行监视任务的苏联监听船，不过他们的行踪还是被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发现，当时的航空公共广播系统一直在播报着这些“不同寻常”的军机。在中午1点20分时，第一架C130飞机从卢德机场起飞，其余4架飞机每隔5分钟就起飞一架，所有飞机都将前往西奈半岛最南端的空军基地——Ofira基地。

抵达Ofira基地，由于天气炎热，一架C130运输机上全是队员们的呕吐物，还有一名士兵中暑。全部C130运输机将进行最后一次加油，一共将近8小时的航程。在飞机加油的同时，参与行动的队员们全部都换上了乌干达军队的迷彩服跟贝雷帽作为伪装（以色列之所以有乌干达军队的制服，是因为这些制服都是以色列生产用来援助乌干达的）跟AK47突击步枪，并且每人都发了一条白色布条，用来识别友军单位，但是最后大部分人因为在行动中打得太兴奋，都没有带上。

“李鬼”奔驰轿车正在装车

营救队员在出发前的一张合影

尽管丹·肖姆龙准将的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好并待命中，但他还是不能命令飞机起飞前往恩德培机场，因为以色列政府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行动批准命令，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决定先命令部队飞往恩德培机场，他们将在空中等待着命令。

但是就在下一刻，总理的秘书“暗示”丹·肖姆龙，“总理要让你们把人质接回家”。（实际上正式的行动命令是在机群飞到埃塞尔比亚之后才收到的）

当时的气温高达37℃，飞机机舱内装满着人员和装备，发动机在咆哮，它们撕开沙漠炎热的空气，冲向天空。

机群秘密进入沙特阿拉伯的空域，之后一直向南飞，穿越红海跟其它敌视国家。机群采用松散的队形，并将飞机的飞行高度定在30米左右来避免雷达的探测。这样的飞行让飞行员非常的劳累，要时不时的确定飞行高度表，修改航线以及要监控附近的船只，避免被人目视发现。在离开埃及跟沙特阿拉伯的雷达站的侦测范围内之后，机群继续向南飞，前往埃塞尔比亚，在这里机群可以飞高至600米左右，这样既可以在轻武器射击范围外，有可躲避当地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探测。

在C130机群起飞后的数小时后，两架波音707飞机也从卢德机场起飞，它们的速度更快，能跟C130同时抵达肯尼亚。

C130机群在非洲大陆上咆哮着，人质们则不安的等待着，他们不知道下一刻将发生什么，只有年轻人乐观的用着旧可乐罐当足球踢着。

还有30分钟，之后机群将抵达恩德培机场，所有人员将进行最后一次的装备检查。飞机上的部分队员相信，这次任务很快会取消，但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乌干达的空域。很多队员都没有补充睡眠，大家都很亢奋，尽管他们身经百战。

晚上11点，飞机低空掠过维多利亚湖，进入乌干达内陆。与此同时，波音707空中指挥部也抵达了乌干达，机上搭乘了Kuti Adam将军和空军司令Benny Peled以及其他参谋人员。第二架波音707也降落在肯尼亚内毕罗机场，准备着救助伤员（这是肯尼亚政府唯一同意入境的以色列行动飞机）。

这次行动的往返航线全程

突袭

在距离恩德培机场3公里外，第一架C130运输机正在靠近中。机场的跑道指示灯并没有预先中的那么亮，但是依稀可见。由于跑道距离并不能完全够C130运输机降落（因为所有C130都携带了超过正常范围重量的装备），只能使用飞机制动器来减慢速度，但不能用反向推力，因为这会带来很大的噪音，在着陆后，机组立马关闭了发动机来进一步减少噪音的产生。飞机安全着陆之后，负责放置便携式着陆灯的队员立马跳出飞机，为了后续部队“铺路”。

机上的奔驰轿车跟路虎越野车提前启动，为之后的进攻做准备。C130运输机缓缓驶向旧航站楼在一定距离并停下。随着尾部舱门完全放下，三辆车依次驶出，营救队队员全部把武器设为单发模式。所有车辆以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驶向旧航站楼。但是车队发现前方250米处有乌干达士兵从道路两边靠近，内塔尼亚胡中校命令司机将车辆向右偏，他和另外一名队员用.22 cal带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向乌干达士兵射击，但是这种小口径子弹并没有干掉他，这名士兵从地上痛苦的站起来用AK47向路虎越野车开火，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晚。负责操作路虎车上的通用机枪的军士Amnon Peled向他开火，可惜并没打中，随后他再来了一次长点射，干掉了。

内塔尼亚胡中校，这张照片是在行动不久前拍下的

内塔尼亚胡中校知道秘密行动是已经不可能了，他命令车队加快速度赶到旧航站楼。在距离目的地还有50米，总参侦察营的队员跳下车，由于事发突然，计划全被打乱了，营救队伍混乱的挤在一起并一边压制在二楼露台的士兵。作为指挥官之一的Muki Betser上校在抵达旧航站楼的门前发现了一名恐怖分子，但是在他瞄准的时候就逃进了航站楼里。在Muki Betser上校进入建筑后，又发现了他，但是大部分子弹都用在了压制在塔台的乌干达士兵，只剩几发子弹还在弹匣里，很可惜，几发子弹全部射偏了。这名“幸运”的恐怖分子是Wilfried Böse，他大喊着“乌干达士兵反水了”（因为以色列士兵都身穿乌干达士兵的迷彩服），并将枪指着人质们，而此时隐藏在建筑角落的Muki Betser上校正在忙换着弹匣。

Muki Betser上校

在航站楼外面，内塔尼亚胡中校正在重新整合队伍，在第二辆路虎越野车到来之后，一名叫Amir·Ofer下士，他误以为自己的队伍已经冲进了旧航站楼的大厅里，误打误撞，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关有人质的大厅的队员。他在大厅与一名恐怖分子面对面的碰在一起，随即两人立刻开始了交火，在7米的距离互相射击了几轮，最后Amir·Ofer下士趁着空挡，冲向那名恐怖分子的掩体将他干掉，之后他发现整个大厅就只有他一人。

Amir·Ofer下士晚年照片

Fayez AbdulRahim Jaber成为这次行动第一个被干掉的恐怖分子。

但是让Amir·Ofer下士万万没想到的是，Wilfried Böse跟Brigitte Kuhlmann就卧在他左边的地板上。当这两货打算将枪口瞄准Amir·Ofer下士时，就在那个瞬间，Amnon Peled军士把大厅门给踹开，用全自动模式开火，将他们打成筛子。

在旧航站楼外，内塔尼亚胡中校受伤了，他的胸部跟手臂都被子弹击中，小队医生和指挥小组队员将他拖离交火现场，在检查伤势后，情况并不乐观。但是队伍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根据内塔尼亚胡中校之前的命令，继续向前进攻。

Muki Betser上校与另一位队员Amos Goren军士长一同冲进主大厅，躲在混凝土柱子后面的一名恐怖分子举起了AK47步枪朝他们射击。但是Amos Goren军士长抢先一步开了枪，子弹刚好打中这名恐怖分子AK47步枪的枪管，恐怖分子GG。

交火中，两名人质死亡，他们是56岁的Ida Borochovitch，52岁的Pasco Cohen。

随着枪声渐渐消失，突然一个身影突然从地板站了起来，随后立马遭到营救队队员的射击。这位不幸的人是一位19岁的人质，名叫Jean-Jacques Maimoni，而另外一名人质Yitzhak David打算去帮助这名年轻人时，也被神经紧张的队员用子弹打中了肩膀，弹头飞进了肺部。

Amir·Ofer下士跟Amos Goren军士长见状立马拿出携带的扩音器，大声的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喊着“所有人都趴下，我们是以色列军队”。人质们似乎并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感觉就好像在做梦一般。

4名负责看守人质的恐怖分子被悉数击毙，从第一架C130运输机降落到交火结束，整个过程只用了4分钟。

之后Muki Betser上校使用无线电跟指挥小组取得联系，“人质已解救，我方人员无伤亡”。但是指挥小组回复的消息却并不好，“约纳坦倒下！”

与此同时，其他的突击小组也在有条不紊的对其负责的目标进行进攻。由Amos Ben-Avraham中尉跟Danny Arditi上校带领的突击小组迅速攻进了恐怖分子居住区域里，他们发现了桌子上堆满了以色列护照，但是并没有想到这里有可能关押着其他的人质。另一边Danny Arditi上校的小组在清房时在过道遇到了两名男子，他们手上并没有发现有武器（被误认为是人质），当队员打算让他们通过时，却发现了其中一人携带手雷，随即两人被瞬间打倒。但一颗已经拉开保险的手雷滚了出来，幸运的是，恐怖分子的尸体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波，其中一名队员仅仅是脸部被破片给割伤，并无大碍。之后在后续的搜索中，又发现了一名恐怖分子的尸体。

行动进展到现在，突击小组共“找到”7名恐怖分子的尸体，另外三名恐怖分子当时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过夜，暂且保住了小命。突击小组将7名恐怖分子的指纹和样貌都进行取样拍照。

另外一边，Yiftah Reicher上尉领导的小队把在旧航站楼二楼跟入境大厅的乌干达士兵全部给消灭干净，共有 11名乌干达士兵被击毙（其实在突袭刚刚开始的时候，大约有60名乌干达士兵从二楼跳窗逃跑了）。当小队抵达楼顶时，他们目睹了在外围的路虎越野车上的FN MAG 58机枪正在吐着耀眼的火舌，子弹倾泻躲在瞭望台里的乌干达士兵。

Yiftah Reicher上尉晚年照片

此时还有一支由Arnon Epstein（没查到此人军衔）带领的支援小队，他们打算跟着Yiftah Reicher上尉小队后面一起去肃清入境大厅的敌人，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上楼的楼梯，只好做罢，但是他们消灭了一伙之前没被Yiftah Reicher上尉小队发现的乌干达士兵。最后小队退到外面的跑道上待命，并在瞭望台外围建立防线，防止乌干达士兵向这个制高点增援。

在机场跑道的尽头，丹·肖姆龙准将和指挥小组在等待着第二架C130的降落，因为机上搭载着他全部的通讯装备跟指挥车。在第一架飞机降落之后的一会儿，第二架也落下在了恩德培机场。这个时候机场上的可见光源全部被熄灭。沙乌勒·莫法兹少校带领着两辆火力支援车跟丹·肖姆龙的指挥车迅速从飞机上卸下。在接到通讯装备之后，指挥小组迅速与空中指挥平台建立联系，另外两辆火力支援车辆则直接动身前往旧航站楼，而Sayeret Tzanhanim的队员则奔向目标点。之后跑道上又陷入了寂静中，静静地等待第三架C130的降落。

丹·肖姆龙准将

过了一会，第三架C130降落在跑道上，由于旧航站楼已经开打了，所以不用在意噪音管理，机组成员直接打开推力反向器，另外两辆火力支援车辆被及时的卸下，之后快速开往旧航站楼前去支援。

截止晚上11点08分，全部4架C130运输机全部安全降落在恩德培机场跑道上。

来自Sayeret Tzanhanim的队员迅速夺取了新航站楼、机场塔台、燃油储存区、相关的机场设施等（实际上并没有遇到抵抗），但一名叫做Surin Hershko的中士，他在搜索顶楼的时，与一名乌干达警察和一名平民不期而遇，警察手持手枪在一米多的距离向他开了两枪，其中一枪打中了他的颈椎，不过他即幸运又不幸，他最后成功活了下来，但全身瘫痪。

Surin Hershko中士跟改变他一生的那颗子弹

在完成对机场塔台的占领之后，跑道灯被重新打开，以便C130之后的起飞。随后加油小组使用便携式抽油泵为4架C130加油。

回到旧航站楼这边，瞭望台里的乌干达士兵仍在顽强反抗，阻挠着人质的安全撤出。这时沙乌勒·莫法兹少校带来了两辆火力支援车，车上搭载的强大火力就像一把铁锤，狠狠的“敲击”着瞭望台里的乌干达士兵。另一边，另外两辆火力支援车负责看守军用跑道跟切断机场北部的道路，阻击乌干达从首都坎帕拉调来的救兵。

与此同时，受重伤的内塔尼亚胡中校被队员用路虎越野车送到第4架C130旁边，机上搭乘了医疗小组，但是内塔尼亚胡失血太多了，亚伯拉罕也无回天乏力之术，最后他牺牲在医疗小组组长Efrain Sneh的怀里。

终于，瞭望台这个“硬骨头”被敲掉了，之后16名Sayeret Golani队员跟第4 架C130运输机负责第一批人质的撤退。他们在距离旧航站楼150米处等待着，但是主大厅里的人质都乱成一锅粥，尽管营救队要求他们立马动身，但还是有人质希望能把自己的行李也带上，甚至有一名人质要求找回自己的免税商品，这导致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被浪费。

在人质们走出主大厅时，突然瞭望台上又爆发了枪战，一名法航空姐被弹片划伤，虽然并不严重，但她出现了神情失智的状态，这在枪林弹雨的环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Amir·Ofer下士被指派带她离开危险地带，Amir·Ofer下士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历史上唯一一位在战场中扛着一位半裸女性的士兵。（由于当地天气炎热，所以她只穿了件红色内衣）。

全部的路虎越野车都挤满了人质，Amir·Ofer下士不得不踩着人质的身体，到达驾驶室。

撤离

两辆标致的404型皮卡车负责运输所有的重伤员跟尸体到飞机上，他们被安置在驾驶室后面的货舱里，之后其他人质慢慢挤满这架C130。飞机已经在旧航站楼附近停留了26分钟，枪声仍在响彻天空，机组成员一直在祈祷，希望不要有任何的子弹飞向这架脆弱的飞机。舱内挤满了105名人质，一点点的损伤都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之后，飞机被允许起飞。负责运送人质的C130从降落到起飞，只耗时51分钟。

飞机在维多利亚湖上空快速爬升，航线转向肯尼亚。机舱内，人质们都得到了用来御寒的铝热毯，同时它也用来遮盖尸体。

回到恩德培机场，两辆火力支援车在完成对瞭望台的火力压制之后，便加入另外两辆火力支援车的队伍里，一同负责阻击乌干达援军。其中一辆火力支援车确认了机场南边的军用跑道上有乌干达空军的5架MIG-21以及北边跑道的3架MIG-17，车组成员认为这些飞机会对C130造成巨大的伤害，于是向指挥小组报告，但是最并没有等到具体的命令。最后车组成员决定自己动手将这8架飞机全部使用车上火力将其摧毁。MIG飞机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夜空，这也为其他三辆火力支援车带来了便利，可以拥有足够的光源进行对未知地区的搜索未被找到的人质。黑漆漆的主大厅内，遍地都是被丢弃的衣服跟餐具，床垫跟毯子被到处乱扔，与之陪伴的还有恐怖分子的尸体。

在北边连接机场的道路上，乌干达援军正在接近，但是以军早有准备，在距离乌干达车队180米处，拦截小队率先对其开火，乌干达军队增援行动被成功挫败。

随着行动队伍的慢慢撤出，在瞭望台上唯一一位幸存的乌干达士兵又再次开火了，虽然已经毫无准头可言，但是行动小组对他的勇气表示致敬，并没有开火还击（伊迪·阿明最后还对这名士兵进行了嘉奖）。

四辆火力支援车仍在机场周边进行警戒，同时在地面的C130继续在缓慢的加油中。之后奔驰轿车跟两辆路虎越野车也登上了C130。在00:12分时，肯尼亚政府允许所有的飞机到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进行加油，其余的C130运输机也准备起飞，负责警戒的部队采用交互掩护的方式撤出。

最后一辆吉普车也已抵达C130运输机的货舱里，00：40分时，全部C130运输机在便携式着陆灯的指引下，飞向天空。（可能会有人问：“之前不是已经打开了跑道灯了吗，怎么还要靠便携式着陆灯”......那是因为火力支援车把供电房给摧毁了）

负责运送人质的C130运输机已经接近了内毕罗，伤员得到了治疗，医疗小组依然没有放弃对内塔尼亚胡中校的抢救，虽然这是在做无用功。在整个飞行途中，机舱内并没有欢声笑语，每个人都表情严肃，人质们都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仍在思考着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在做梦。大家都在为逝去的生命感到悲伤。

在飞行途中还发生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一名女性人质坐在飞机的座位上时，感到屁股被一个椭圆的东西给搁着，很不舒服。于是她往身后摸了摸，竟然拿出了个白磷手榴弹出来......

经过煎熬的飞行后，4架C130运输机全部安全的降落在内毕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包括作为空中指挥平台的波音707。全部飞机的引擎都连续运转了10个小时以上。

在地面等待多时的医疗机”波音707上，Surin Hershko中士跟一部分的妇女孩子被送上这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飞往以色列。所有的队员在那里被告知了内塔尼亚胡中校牺牲的消息，一名队员忍不住前去查看，他看见内塔尼亚胡中校的作战背心有两个弹孔，一个在手榴弹顶部，另一个打在弹匣上。

由于高度敏感的政治因素，以色列飞机从落地开始就被大批肯尼亚士兵跟肯尼亚安全部门给严密监控中。以色列飞机也不打算在这里长待，Kuti Adam将军命令所有飞机在加完油之后，立马起飞回国。

在凌晨2：04分，第一架C130运输机重新起飞，稍后，其他飞机也按照顺序起飞。整个机群向东飞行到印度洋，然后转向北方飞往非洲之角，穿过亚丁湾跟曼德海峡，到达红海，最后回到家—以色列。之所以选择这条航线，是因为机群不用经过任何一个敌视以色列国家的领空。

在以色列国防部参谋长办公室里，几名长官正在打开香槟庆祝，不过他们在这时并没有收到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就连总理伊扎克·拉宾的政敌梅纳赫姆·贝京听到行动成功的消息之后，都“冰释前嫌”一同跟伊扎克·拉宾干了杯酒。随后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跟人质家属代表通报了人质解救成功的消息。在深夜，全国的电话线都史无前例的被大量使用。

经过人质以及被解救，但飞机仍在空中飞行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群还在沙特阿拉伯跟埃及空军的拦截范围内。于是以色列空军决定派出F4“鬼怪”战斗机对其进行护航。当然这次行动不可能瞒得住有着“狗鼻子”的记者，一名法新社记者在得知恩德培机场发生了枪战的消息之后，立马动笔写了篇报道，这则新闻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群终于抵达了以色列境内。当飞机低空飞过埃拉特港口上时，发现街道上跟海滩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9：43分时，搭载人质的C130运输机降落在诺夫空军基地，在那里，所有人质被告知回家之后不能透露任何关于这次行动的细节。其余三架C130运输机也随后降落，在总参侦察营的队员们走下飞机后，等候多时的伊扎克·拉宾总理跟希蒙·佩雷斯国防部长上前进行了亲切的问候。

伊扎克·拉宾总理跟希蒙·佩雷斯国防部长问候人质

兴高采烈的人质们

行动结束后的总参侦察营的队员准备返回基地

行动结束后，总参侦察营队员的合照

队员经过10几小时的高度紧张跟睡眠不足，也在这一刻放松了下来，每个人都如释重负。但他们现在并没有时间庆祝，所有的总参侦察营的队员将所有装备打包好送上车，包括那辆奔驰轿车回到属于自己的基地内，进行后续简报，清理跟清点武器的日常工作。几个小时后，总参侦察营的新任总指挥官上任，由之前总参侦察营副指挥官Amiram Levin中校担任。在处理完白天繁琐的任务之后，队员们也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内塔尼亚胡中校的作战背心被交到了Amiram Levin中校手里，他在一块土地上挖了个坑，背心被放在坑里，并放上了PE4炸药，Amiram Levin中校决定销毁它。夕阳照耀在橄榄树上，拖出了长长的影子，随着一声巨响，“落雷”行动最后一幕结束。

回家

人质们在诺夫空军基地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之后，飞往卢德机场。家属们早已迫不及待，等着见到自己的家人，当C130运输机的后舱门被打开，人质们走下坡道就被热泪盈眶的家属给包围着。但是对于其中一些家属来说这一天是悲伤的，那名被以军误杀的人质Jean-Jacques Maimoni的家人当时看着其他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亲属时的欢声笑语，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听到机场广播报出“请Maimoni的家人前往XXX房间等待”，不祥的预感突然就涌到Maimoni的家人心上，在房间里，他们被告知Jean-Jacques Maimoni死亡的消息，Jean-Jacques Maimoni的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失控的大叫起来，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没有向其他人一样活着回来，Maimoni的母亲则直接晕倒在地，房间外充满着人们见到家人的喜悦笑声......

Maimoni的父母手持儿子的照片

两天后，内塔尼亚胡中校的葬礼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军事公墓举行，数千人参加了仪式，由国防部长希蒙·佩雷斯发表悼词，虽然在行动之前，民众并不了解他的情况，但是一夜之间他就在民众心中占据了不可亵渎的分量，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为了纪念这位内塔尼亚胡中校，这次的行动代号最后改为“Yonatan”行动。

后记

“煮熟的鸭子”就怎么被以色列人给救走了，伊迪·阿明当然是颜面尽失，他先抓来了三名当时在机场值班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将他们抓到军营里，三人被判处了死刑，行刑者用锤子敲死，并将他们砸的血肉模糊，导致后来家属认不出来哪具尸体是亲人的。伊迪·阿明并没有善罢甘休，为了报复肯尼亚政府对以色列的帮助，他在1978年时还邀请了英国前SAS军官Bruce Mackenzie，他当时任命为肯尼亚总统的安全顾问，访问乌干达，最后他死于伊迪·阿明下令放置的炸弹。

伊迪·阿明最后的结局因为他的作恶多端，肯定不可能是good end，他在2003年因为身患三级梅毒而导致的多器官衰竭而死。

在恩德培机场营救事件之后，乌干达曾“不要脸”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色列政府赔偿乌干达政府在这次“入侵”中的所有损失。

以色列政府可以不会有任何的示弱，以色列在安理会对乌干达的议案嗤之以鼻，在这场“辩论会”中，以色列政府准备充分就像在恩德培行动一样，最后乌干达提出的议案被否决。

回到以色列国内，这次成功的行动，让民众重新燃起了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信心，并摆脱了赎罪日战争所造成的阴影。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给以色列国防军福利基金捐出自己一个星期的工资，在以色列海发，商人们自己出钱请了当时参与行动的队员们免费在海上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

对于总参侦察营来说这次的行动可以分散民众对之前失败的行动的注意力，如果这次行动也搞砸了，不仅民众对总参侦察营这个“金字招牌”彻底失去信心，对以色列的打击不言而喻。

在这次行动中，很好的反应了军队跟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良好协调，行动成功的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部门的专业技能跟精心策划。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至国防部长下至营救队员，他们各司其职，很好的完成每一步的工作，为接下来成功的行动打下坚定的基础。

对于PFLP-SOG来说，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以色列人竟然会千里迢迢的飞行上千公里到达乌干达来营救人质。（他们之所以选择乌干达，就是在赌以色列人不可能到达怎么远的地方）

故地重游的军士Amnon Peled（左）跟Amir·Ofer下士(右)

左边是131“黄鸟”中队的指挥官Joshua ‘Shiki’ Shani中校，右边则是当年被挟持的人质Michal Varshevski，他们在旧航站楼前的留影

毋庸置疑的是，“落雷”行动将作为特种作战行动史里辉煌的一笔留存在人们心中。这次行动将会在军迷口中广泛流传。

以色列人成功做到了“犯我犹太者，虽远必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