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Elite系列第153号:二战澳大利亚军队-The Australian Army in WWII。原作者Mark Johnston，绘图Carlos Chagas，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中东战场上的制服、徽章和装备

虽然德国的报告鲜有提及澳大利亚军队并将他们与英军混为一谈，但在中东的澳军还是显示着他们独特的风貌。他们的大多数服装和装备以及所有武器都是英国式的，但却大多制造于澳大利亚，从而与英国的原版货有了细微的差别。

在一战时，澳大利亚的土黄色“毛毡帽”是让他们显眼的标志。这种宽边软帽适合所有级别军人，而军官在非阅兵和作战行动中才戴它。与大众流行的说法相反，中东的澳洲人几乎从没在前线戴过这种帽子；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围攻托布鲁克的战斗中记录说他们惊讶地瞭望到在飞机机关枪扫射的情况下，一名澳大利亚人仍悠闲地靠在栏杆边并挥舞他的宽边帽，这种愚勇行为着实少见。在叙利亚的最初战斗中，一些澳大利亚人还戴着宽边软帽，但这只是提示他们的敌人不要对他们开火；照片显示前线人员几乎无人使用这种帽子。

澳军通常使用澳大利亚造钢盔，它虽基于英国的Mk III式设计，但和Mk I式非常类似——它与英国版的主要不同是边缘平滑而不是串珠式边缘，脖带和内衬也略有不同。英国造钢盔有时也会看到，它们大多被新补充的兵员使用。直到1942年，野战中的钢盔上才开始涂上彩色反光漆，现实中士兵用沙子、泥浆、涂料、汽油或油脂将其涂污，以便减少太阳反射和降温。在托布鲁克、叙利亚和阿拉曼战场上，澳大利亚人通常用粗麻布裹住他们的钢盔，而用网子罩钢盔的则很少，尽管那些网子是1942年开始由澳大利亚制造的。

宽变软帽是这些澳洲佬们的标志物之一，而与之对应的还有茶色的皮短靴。在1942年7月撤回埃及的时候，第9师下令军人们去除身上所有显示他们自己是澳大利亚人的徽章，而他们独一无二的棕色靴子也被扔在了当地。

比之腰部长度的英国版战斗服，澳大利亚人更愿选择毛料常服。这种到大腿部长度的四个兜的上衣基于一战时期的设计，裤子的裤腿则用用纽扣扣紧的布制（后期是帆布织物制）护腿绷紧，这代替了一战时期澳大利亚军的马裤和绑腿。整个这身行头比战斗服显得肥大，而事实上，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人的制服更趋向于视觉感受而不是实用。另外，毛料制服往往与沙漠环境不相称，但在第一次利比亚战役以及在希腊和克里特岛战斗中，澳军确实是穿着它的。在托布鲁克围城战中毛料制服也在被使用，而那以后它仍然在寒冷的早晨被军人们穿着。毛衣和大衣则是对抗寒冷夜晚的装备。许多军官还穿轻便的“狩猎”夹克，这往往是私人裁剪的服装。

澳大利亚军在沙漠中的经典肖像可能描绘成士兵头戴钢盔、穿土黄色训练衬衫和短裤以及毛料短袜和靴子的形象。而在中东，英国37年版帆布装备也被使用。他们的装备和英国人比起来也有些许变化，比如训练服裤子、帆布护腿、绑腿、毛料袜筒、长筒袜和毛衣都是如此。短裤虽然也被频繁使用但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所以有时候澳军会选择使用所谓的“孟买灯笼裤”的训练服裤子，它的腰部采用松劲拉绳的设计，而且裤腿也可以挽起和穿短裤的感觉一样。

澳大利亚人的徽章也是与众不同。个别士兵在制服上衣和大衣上戴氧化铜制作的写有“Australia”字样的臂章铭条（在野战中有时候也出现刺绣的版本）。制服的纽扣上有澳大利亚地图的图案、上衣领子和帽缘左下部则佩戴“日出”图案徽章。中校以上军官和司机在常服大盖帽的前方也配戴这种帽徽；骑兵（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包括了坦克兵和突击队员）则把帽徽佩戴在他们的贝雷帽的左前方。部队的彩色徽章以及灰色背景的代表二战澳洲军团的徽章则佩戴在上衣的两只袖子上臂位置和帽子右侧（祥见图H介绍）。士官徽章则仅出现在右边的袖子上。

 

 

A:第6师，利比亚，1941年

A1:下士，第2/8步兵营

为了对抗沙漠夜晚的寒冷，在澳洲毛料常服外面军人还额外使用了毛料套头帽（很可能是澳大利亚战争基金会提供的）、围巾和无袖皮马甲。后者有时穿在外衣里面，但更多的是穿在外面。澳大利亚的“日出”徽章（见图H1）采用暗色金属材料，它们出现在衣领的领角上，而在上衣右臂上则有军衔徽章。下士的两只袖子上都有上白下红颜色的营的徽章（详情见图H的说明）。这一时期理论上按部队“资历”排列部队徽章颜色的做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废止，这要归功于旅的“三角形”组织徽章系统的实施。利比亚巴比迪亚的战斗后，一些部队士兵害怕继续系钢盔脖带的话，如果碰到炮弹掀起的气流会导致脖带对颈部造成损伤，所以他们选择将脖带绑在钢盔帽檐的或前或后的部位。图中下士系英国37年版武装带；腿上的织物护踝是澳大利亚造的（其他人可能使用布制护踝或根本就没有）；靴子则是强韧的澳大利亚茶棕色款式。他的武器是点303英寸口径SMLE MK III步枪，制造于澳大利亚利斯戈（Lithgow）。而17英寸的刺刀，由于澳大利亚人精于使用它，所以他们也以此为自豪。

A2:炮兵下士，皇家澳大利亚炮兵

以照片和战时文字记录为基础描绘了这名军人的形象。他正在第6师某团（该师有3个团）的观察哨上执行站岗任务。下士穿的大衣下面还可以看到他的训练服裤子，但是没有使用护踝或绑腿，那通常是作战时才使用的。和许多在这场艰苦的行军战役（从希腊到克里特岛）中的澳大利亚人一样，他也穿了双缴获的意大利军靴——一种带半月形鞋头从而形成明暗两色对比的棕皮靴子。在下士的大衣上臂和头盔左侧展示着第6师炮兵的彩色徽章（详见图H18），而一把制式的点38英寸口径Webley MK VI式手枪则塞在了缴获自意大利人的手枪套里，后者原来只是用来装9毫米口径Glisenti M1910式半自动手枪的。

A3:中尉排长，第2/2步兵营

这名中尉穿军官常服上衣和行军裤，上衣开领中露出了衬衫和领带；这种私人购买的用较好布料制作的制服与土棕色制服颜色略有不同。他的领子和肩章扣上展示着磨光的暗铜色“日出”徽章和军衔章，袖子上则展示了这个营的上紫下绿的彩色臂章。这名军官还穿了澳大利亚版军靴和织物护踝，他的军官用帆布武装带上固定着手枪套、弹药包和当时可以频繁看到的重新设计过的望远镜包。

第6师在前线留下了难以驾驭的坏名声。利比亚战役的末期第2/1步兵营的一名上尉写到：“我的人跑得格外的快，别指望他们能做什么，遭受攻击时他们只知道看他们的长官。”

 

 

B:第7师，叙利亚，1941年

B1:一号轻机枪手，步兵

这名士兵戴粗麻布包裹的头盔，穿训练服衬衫和长裤，而这里的军人很少有人使用护踝装备。在极热的天气士兵们会穿衬衫以及短裤或裤子，但在山区的夜晚他们却要面对极端寒冷的气候。图中机枪手使用的是布伦Mk I式班用轻机枪，它深受澳大利亚使用者的喜爱。装机枪用工具和备用件的包裹斜背在他的肩头。

B2:担架手

担架手在澳军中获得了广泛赞誉：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是杰克·辛普森，他在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中借助一头驴子一遍遍从战场上将伤员抬回来。在二战期间，这也是一份危险、压力大且极度消耗体力的工作，在叙利亚这些人则还需要接受酷热与高海拔的考验。穿训练服衬衫和短裤以及短袜和护踝的这名担架手扛着标准英国陆军版担架，右胳膊上戴着红十字袖标。他的肩头背着一只带口袋盖的医药包，包里面应该放着药剂、剪刀、吗啡和皮下注射器。一只较大体积的带水杯的医疗兵用水壶甩在身后。医疗包上出现圆形的红十字标识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在太平洋战场上，这类国际通用符号并不能为其使用者提供保护，在丛林中，只有身上的武器才能真正能保护他们自己。

B3:中校营长，步兵

这名军官戴土棕色毛料常服帽子，帽子上配暗色金属制“日出”帽徽。像许多军官一样，他拥有一件当地裁剪的私人购买的“狩猎”训练服；他穿行军短裤、长筒袜和浅棕皮军鞋，但没有使用帆布装备。中校身上唯一的徽章是绣在肩章扣的软皮上的他的军衔徽章和写有“Australia”字样的铭条；胸前的军功十字章和服役奖章的略章说明他的佩戴者曾在一战中的第一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中服役。厚重布料制作的浅土黄色常服上衣如果在更正式的场合穿着的话，上面还会佩戴黄铜色金属徽章。

 

 

C:第9师，中东，1941年-42年

C1:穿巡逻服的步兵，托布鲁克

甚至在巴拉迪亚的第一战役之前，澳大利亚部队就展现了他们在夜间巡逻中的熟练技巧。在托布鲁克他们同样赢得了巡逻专家的令人敬畏的荣誉。无论是侦查还是战斗巡逻，在这类隐匿行动中他们的表现都非常杰出。包围战导致淡水缺乏而造成的刮胡子困难反而起到了伪装的效果。为了防止出声，巡逻兵们穿着长袜，有些人甚至把袜子套在鞋的外面；还有一些人选择穿帆布和橡胶做的“沙地鞋”，路面的泥泞让这种鞋很难保持它原有的白色。巡逻用特种鞋类在托布鲁克和阿拉曼得到使用，它们包括小山羊皮沙漠靴和高帮皮马靴，获得自英军，尤其是英国坦克兵军官的手中。为了防止钢盔撞击的叮当声暴露自己，这名士兵选择“慰问人员制”毛线帽子，帽筒卷起让它戴起来非常温暖。他穿的一件式外套是澳大利亚制的所谓“杀人服”——不同的资料显示“土黄色外套”被用在了托布鲁克，一件式“土褐色锅炉工式”外套则在阿拉曼战役中被使用；一些人当时还穿一种被称为“傻笑”的服装。为了减少装备负重，这位步兵在腰间围着装50发步枪子弹的一次性背囊。在他的右胯部腾空了的防毒面具包里放着36号手雷，而手里正在检查的是一支缴获的MP40冲锋枪。

C2:下士，步兵

裁掉训练服衬衫的袖子是面对托布鲁克和阿拉曼的可怕的仲夏酷热普遍的权宜之计；同样的原因，这名士兵将短袜褪到脚踝的位置，而袜子由于沙子和石头的磨损而变得发白。澳洲人的洁癖让他们一有机会就更换服装或在海水里洗他们那些经常会变脏的军服。仅有的能指示出图中这位人物的班长身份的东西是他的武器——点45口径的M1928A1式汤普森冲锋枪。当时，这种枪一直使用50发装的弹鼓。但中东战场上，英国和英联邦军队的使用者是怎样携带这种枪的多余弹鼓的，由于没有图片证据所以还是个谜。他们是使用美国造的弹药包么，没有照片证据，而英国的档案也没有提及装这种弹鼓的任何（包括私人购买的）弹药包。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多余的弹鼓放在了防毒面具包里（图C1），当然这一点还是缺乏照片证据。

C3:机枪手

澳大利亚军团的四个机枪营和他们的Vickers式机枪出现在澳大利亚军队参加的所有战役之中。图中的人物取材自第2/2机枪营的军功奖章获得者Gus Longhurst中士的形象。1942年7月16日，在阿拉曼附近的Tel el Eisa，Gus Longhurst所在排的军人们躲在单兵掩体中面对铺天盖地的敌军坦克群进行着战斗，Gus Longhurst突然跳出壕坑追击一辆敌军坦克，在追过50码之后他将被称为“粘性炸弹”的74号反坦克手雷附在坦克上。最终，虽然这辆坦克并没能被摧毁，但在他回撤到他的Vickers中型机枪的阵位的时候，他看到另一辆坦克被反坦克炮击毁，坦克乘员逃生并躲藏在浓烟后面。非凡的力量让Longhurst中士能够提起总重达941磅（42公斤）的带三脚架的Vickers机枪，他在二等兵Selmes的帮助下向这些敌人怒射了大约150发子弹，最后，两人被击伤，其他人被俘虏。

一些照片显示在夏季的战斗中机枪手们穿着无袖的衬衫，据此我们重塑Longhurst中士的穿着，并与画着粗糙伪装色的钢盔和仅仅附着点38英寸口径手枪的手枪套和一个弹药包的武装带相搭配。被蔑称为“死肉票”的两块身份牌挂在他的脖子上：一只是已经退色的绿色八角形牌子，另一支则是砖红色。中士一只手拿着圆球形的“粘性炸弹”，一只手抓着刚刚从“粘性炸弹”上拔下来的带锡制标签的安全别针。“粘性炸弹”上部的玻璃球体中装满白明胶，表面还涂有黏胶，在安全柄弹开投掷出去5秒钟后保险丝就会熔断并发生爆炸，所以它的使用是非常复杂和危险的。

 

对日战争

澳大利亚人的制服和装备在最初的战役中被证明并不能令人满意。浅土黄色服装与远东的环境并不相称，短裤对保护士兵不受传播疾病的蚊子的侵扰也没什么效果，而37年版帆布装备具有容易浸水和摩擦灼烧皮肤的缺陷（第8师使用的1908年版帆布装备好像没出现过这类的报道）。此后澳大利亚军队忙于这类问题的解决，但问题的解决还是快速有效的。

国民军士兵第一次与日军碰面是在与第7师的老牌部队第21旅协同行动的科科达小径的战役中。这些人穿的土黄色训练服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1旅第一天（1942年8月30日）的死亡率是他们在叙利亚的5周的战役中死亡率的两倍。随后到来的第25旅在巴布亚登陆后很快将他们的制服染成第一种所谓的“丛林绿色”。类似的做法也出现在1943年末，到达新几内亚的第9师将他们的训练服裤子也染成丛林绿色。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染出的颜色拥有各种不同的色泽，即便是丛林制服的生产和染色厂的工序越来越正规，限于专业技术的不成熟，产品的样式仍然多种多样。

1943年后，只有一部分澳大利亚人在野战中穿美国人字呢斜纹布裤子，但战后许多书籍都普遍提及这一点。

被称为“battle bowler”的帽子失去了它作为战斗用帽具的垄断地位。更轻更舒适的宽边软帽更能被军人们接受从而成为丛林战中的新宠。照片的证据也显示军官们设法让他们的部下们戴这种帽子去搭配各式的制服，而且它也能像钢盔一样插伪装植物。贝雷帽最初仅限于骑兵（黑色）、装甲部队（土黄色以及后期的黑色）和突击队（土黄色）使用，而绿色棉布版的贝雷帽则在1945年时装备给了国民军步兵和部分澳大利亚军团下属部队。它的使用解决了宽边软帽易被雨露湿气侵蚀的问题，但它的缺点是不能遮阳。

没有一种帽子能适应热带地区肆虐而有规律的暴雨的侵袭，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的部队用防毒面具罩加防潮布的方式来因应这一困难——防毒面具被证实可以有很多种功能，比如在巴迪亚的行动中士兵把面罩放在胸前做有限的保护，而托布鲁克的战役中，一些人用腾空出的防毒面具包装手雷。

西南太平洋战场的山区环境对于士兵脚踝的保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在中东战场上使用过的纽扣扣紧的布制护腿和带子固定的织物护踝实践证明与东方战场的潮湿泥泞环境并不相称，而且容易刮坏并且不防水蛭。美国造护腿（经常被裁剪过）被公认为是好东西，那些最前线的部队无视那些缺乏人情味的禁令而设法得到它们。这一阶段的战争的末期随着与美国军队联系的减少，这种护腿的利用率更高了。一款澳大利亚版的护腿在战争末期开始采用，但1945年的照片显示一些前线部队穿护腿时并不箍住裤脚，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让潮湿的裤子干燥地更快些。

英国的44年版帆布武装带并未被澳大利亚人采用，但他们从1943年开始改进了37年版武装带使它更轻便并搭配了更大的基本型弹药包。对于冲锋枪的弹夹来说也有多个口袋的弹药包在采用，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首选基本型弹药包。更宽的背带、新式的水壶带、匕首吊带、支撑带和饭盒也被采用，尽管使用它们的人员非常有限，装铲子、剪钳或弯刀的特种帆布套也同样有限出现。

在巴比迪亚和阿拉曼的战役中，军人负重沉重的弹药、工具和干粮，但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的负重更沉。太平洋战场的地形和部队往往分散行动让机械化运输补给变的根本不可能，这让士兵把所有的自己所需全放在他们的背包里。自然的，士兵们毯子、毛巾甚至牙刷都被切成一半以减轻负重，而其他所有多余的物品，比如闲置的服装都会被很快丢掉，而他们仅有的粮食包只用来放定量干粮。

独具特色的茶色军靴仍然保留使用，尽管1945年的报告说它们表现优异，但那是在“西南太平洋战场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的事了：地形和气候条件让它们损耗严重，光滑的鞋底摩擦力小，鞋钉容易生锈和脱落。一些科科达战役中的部队改穿大头钉鞋。新版的热带钉鞋在1945年初装备部队，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一个月里损耗掉三双都不为过，以至于一位在布干维尔的随军牧师在1945年5月愤怒的说道：“穿过两条河后你还能剩什么？就剩鞋的上半部分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种类的鞋能够彻底排除丛林战带来的不适。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类服装能够长久地抵挡住同样环境下的那些艰苦行动所造成的破坏，即便是1943年开始在丛林战中使用的带塑料纽扣的防腐衬衫也是如此——澳大利亚人对于热带条件下的野战装备的研究当时处于领先地位。1944年，军械总局的局长证实在新几内亚的战斗行动中，衬衫和裤子的耐用期只有14天至21天。参加1943年的军事行动的一名步兵中尉写给他的妻子的信成为了这一报告的基础性材料，在信中中尉写道：“上次提供的服装很快就报销了，它们腐烂成一块一块的，靴子尤其如此。”

对于服装的抱怨油然而生：1943年6月的一份政府报告对新几内亚战斗行动中所使用的服装的质量、重量和舒适性提出了批评。野战中的士兵报告说衣服扣子很容易掉。这迫使他们用绳子或电线当裤腰带系。袜子在新几内亚也倍受诟病，缩水使它们褪到了脚后跟。战争的最后一年一种尺寸较大的裤子的使用引来更大的不满；这种裤子的使用部分基于丛林训练课程中的一项要求，即宽松的裤子更易于空气的流通。

绿色棉布训练制服以“多功能”作为设计基准，行军和日常活动中都能适用，它们舒适而且只分简单的几种尺码，这是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既有库存。然而，它们的外观真不怎么样，尤其是美国的出行制服在澳洲的城市中出现的时候。最后的权宜之计是这种服装在外观上稍作了改进，因为重新生产一种专为出行而用的制服显然超出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财力承受能力。

徽章：丛林战中他们的徽章并不显眼，这可能是日本狙击手造成的恐惧的结果。即便是能带来自豪感的团队帽章在作战行动中也不再使用了（偶尔也会在帽筒裹着的围巾上出现）。佩戴军衔徽章的做法只有那些访问前线的愚蠢的将军们才会干，而几乎所有的军官们都使用步枪以防自己身份的暴露。

1943年年中奔赴前线的澳大利亚士兵的典型穿着是他们的丛林绿色制服、宽边毡帽、折刀以及系索、身份牌、背带、装在上衣左口袋里的应急干粮罐和装在右口袋里的野战急救包。在他们身体右侧背着水壶，左侧则是干粮包，在里面放着一罐应急干粮、一个野外行动口粮包、一份一天用口粮（一般是罐头牛肉加饼干）、餐具袋（装饭盒、杯子、勺子或者刀叉）、防蚊乳霜或液剂、阿的平抗疟药片以及洗漱用品。在战斗以外，他们还背装一双备用靴子、两双袜子、一到两件衬衫、几件内衣裤和裤子以及蚊帐的背包。防潮布包裹的铺盖卷加毯子固定在背包上方，头盔也可以绑在上面。每名步兵至少携带50发子弹和一枚36号手雷，此外还可能有他的排的2英寸口径迫击炮的24发炮弹中的一枚以及6发枪榴弹。以上所属都为基础型装备，实际中则变化各异。

 

 

D:第8师，马来亚，1942年

D1:狙击手，第2/30步兵营

基于照片描绘的这名士兵戴粗麻布覆盖的头盔，穿训练服衬衫和卷起裤腿的“孟买灯笼裤”式训练服长裤。他背37年版帆布装备中的基本型，在马来亚，它刚刚取代了老式的08式装备。代表士兵所在营的紫色/金色短袜彩带出现在短袜上，它是“战争基金会”在1941年制造和提供的。士兵携带一支带瞄准镜的P14 Mk I三号步枪，这是澳大利亚狙击手们普遍使用的武器，直到朝鲜战争时也是如此。

D2:火炮分队指挥官，皇家澳大利亚炮兵第4反坦克团

第4反坦克团中操作发射2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的炮手们在马来亚赢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他们的穿甲弹对于当时的德国坦克装甲来说没什么穿透力，但是对于日本坦克来说，它可以穿透它们的装甲甚至从另一侧再穿出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巴克里（Bakri）的炮兵们将炮弹改为了高爆弹。没有佩戴任何军衔徽章的这名中士手持一份要交给急件派送员的最新战报。他穿着外观笨拙的“孟买灯笼裤”，出于实用的原因裤腿并不挽起。为了凉爽，裤口的松劲绳并不拉紧，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短袜袜口也卷起来。帆布腰带上的基础性弹药包替代了两个口袋的弹药包成为许多非步兵部队的标准装备。

D3:摩托车急件派送员

澳大利亚的急件派送员通常出现在中东和马来亚的战场上；随着无线电通讯的不断发展，他们成为了维持前后方通讯的重点，在那些机动作战中尤其如此。跨着一辆诺顿（Norton）摩托车的这名摩托车手戴标准的带皮脖带和面罩的摩托车手无帽檐钢盔，在左臂上八成佩戴着蓝底白色图案的信号兵袖章，虽然这缺乏照片证据。他穿着高高卷起裤腿的“孟买灯笼裤”、长筒袜子和令人惊讶的底腰皮鞋。第8师并没有标准的武装带类装备，照片显示摩托车手的腰带和手枪套都是旧式的军官用棕皮版本。

 

 

E:科科达小径（THE KOKODATRACK），新几内亚，1942年

E1:步兵，第39营

这是支志愿民兵部队，并没接受过合适的训练和装备，但却在欧文斯坦利山脉遭遇了最初的日军的攻击，并创造出传奇般的战功。图中人物以Menari村留下的一名军人（9月6日仍然坚守这里的180名士兵中的一员）的著名照片为部分蓝本。他戴软毡帽，帽筒上围着一圈与帽子同样材质的带子；当时各营大多首选宽边软帽而不是钢盔。这位步兵没有穿衬衫，他的衬衫可能已经撕坏了，取代它的是一件破烂而且缩水的毛衣，雨水和汗水（尤其在夜间）已经沁透了它。所谓的“孟买灯笼裤”裤腿卷得高高的并用扣子扣紧，其他一些人则会选择将裤腿裁掉。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军专属的一战遗物——轻骑兵式皮护腿，它最早被第39营所使用。37年版战斗用武装带最初在照片上出现时的样子略带暗色。这个营的第1连装备一门布伦机枪和8挺刘易斯轻机枪，所以我们将这名士兵描绘为布伦式机枪的2号枪手，为此他携带着装备用枪管的袋子。和中东战场一样，丛林战中布伦式机枪的使用也相当普遍。

E2:步枪手，第21旅

1942年8月，每个看到到达巴布亚的21旅的人都会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尚武精神印象有佳。莫尔兹比港一名战地记者被他们的肌肉、自信以及热忱所感染，但也为他们的负重过多以及他们的训练服制服和武装带颜色与当地环境的不相适而担忧。图中士兵就是使用这样的武装带，但好在他得到了一对美国造帆布护腿。新几内亚的战役中澳大利亚人都穿这类护腿。Buckler上尉——一位驾驶卡车参加战斗并切断日军后防线的指挥官报告说美国护腿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它支撑了他的靴子扣带直到两个月后才磨断。这位上尉还报告说当地使用短裤要比使用长裤的情况更普遍，后者更容易裹上泥水。和许多这场战役中的士兵一样，图中这位军人也用粗麻布包裹他的钢盔，但Buckler上尉却写道军人们并不喜欢在他们的钢盔上附着其他东西，其原因是出于对“这样做会导致子弹不能被弹射出去”这句话的信仰。

E3:下士，第25旅

虽然在1942年末，宽边软帽已经成为在前线的许多澳大利亚人的首选帽具，但图中这名军人仍然保留使用了他的钢盔。第25旅的部分军人成为首批获得丛林绿色制服的人员，这些服装中大多数是匆忙重新染色的训练服制服——在这批使用者到达莫尔兹比港以后，这些服装有时还滴着颜料，其结果是这身衣服显得非常不专业，色彩也非常不均匀。我们的主人公穿着长裤和美制护腿；其他一些人会使用帆布护踝，而军人们的裤腿或者垂下来，或者卷起，或者被裁掉从而变成了短裤。帆布武装带也被染成绿色。和图C2一样，这名班长不佩戴军衔V字章，他的身份通过他的汤普森机枪来体现，这种枪使用晚期版本的20发装弹夹（与之搭配的基本型弹药包也在图中出现）。虽然潮湿肮脏的环境让汤普森机枪故障连连，但它仍不失为一款在近距离遭遇战（这也是这场战争中最常见的作战形式）中价值连城的武器。中士还背着作为战利品的日军挖壕铲，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澳军的挖壕铲供应不足，如果没有缴获的铲子可用，很多士兵往往只能用他们刺刀、钢盔、空餐盒甚至徒手去挖工事。

 

 

 

F:新几内亚，1942年-44年

F1:中尉，独立连，1943年

这名军官戴突击队独有的缝着布制帽缘的土黄色毛料贝雷帽，帽子上配戴“日出”帽徽。图中，中尉将1943年采用的澳大利亚的丛林绿色防腐棉制服中的衬衫与一条不搭调的裤子相配，而他手中将要投掷的是一颗制式36号人员杀伤手雷，这是一种因为杀伤力大而颇受欢迎的武器，以至于一些美国部队都渴望通过交换得到它。携带一支缴获的日军水壶的他身背放步枪子弹的50发装一次性棉布弹药背囊，这代替了基本型的弹药包。三颗以上的手雷别在他的腰带上，手雷的安全针都已经被拔掉，而手雷的安全拉柄则挂在腰带上——这种习惯经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照片证据显示这种做法仍然非常普遍。这名军人并没有携带干粮负重，但我们知道在丛林中独立连喜欢使用体积更大的08/37年版背包，而且他们的食物需求都是半自给自足的。（第6师拥有自己的丛林训练手册，其中包括了怎么用M型绳法来扎巡逻包和防潮布这样的项目。）

澳大利亚人的秉性和无规则的丛林战非常相称，而突击队连的成员也以他们自己的特殊性而自豪。他们的一些人选择通过一些奇异的装饰物来展示自己独特的身份，这些物品包括了样子可怖的近战军刀、色彩各异的领巾甚至是串着野猪獠牙的项链。像12天长的巡逻这样的长期孤立状态让突击队员们经常变得胡子拉碴。

F2:坦克驾驶员，第2/6装甲团，布纳（Buna），1942年12月

这支部队的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被证明是盟军在布纳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即便这种武器与当地地形并不相称且损失惨重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图中，坦克驾驶员戴这场战争中各级别坦克兵都经常使用的配有“日出”帽徽和皮制帽缘的土黄色毛料贝雷帽。两件式战斗服制服是为澳大利亚装甲部队特别设计的，它们以英军粗斜纹棉布战斗服为蓝本，但材质更好更光滑，且拥有很多使用方便的兜，纽扣则是隐藏式设计以防止在坦克车内剐住东西。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服装在实战中的表现远不如预期——大多数坦克乘员觉的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下它太沉了。坦克驾驶员和火炮装填手也发现除非他们的上衣和裤子非常合身，否则系紧扣子的腰带会妨碍他们在坦克中作不可避免的弯腰动作，因为站着的话，炮塔上共轴机枪弹出来的炙热的弹壳就会烫伤他们。这些坦克兵还要在车内戴钢盔；一张照片显示有人在钢盔下顶了一片土黄色的手帕，这可能是裁自废弃的衬衫或者本是一条围巾。驾驶员的脚也要忍受酷热：长时间的低速档让加速踏板和离合器过热，超过4个小时就能把驾驶员的脚煮熟，这成了官方报告中所谓坦克部队“失效”的重要原因。图中驾驶员穿一双美军的橡胶底人造革野战军鞋，这种鞋能有效地克服上述困难。后来的战役中，大多数坦克乘员为了舒适首选穿着标准步兵版衬衫和裤子。独特的长带子悬挂的手枪套在布纳（Buna）战役之后就很少见了。

F3:前方侦察兵，第7或第9师，1943年

在新几内亚，战争的双方都要依靠狭窄的丛林小路进行机动和补给，因此，执行领路或巡逻任务的前方侦察兵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在冒着死亡的风险，也因此，这些人在工作中永远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图中的侦察兵手持澳大利亚设计的9毫米口径欧文式冲锋枪，这是一种强悍而高稳定性的武器，除了枪托急速折叠与枪身相撞时容易走火以外，它被证实与严苛的丛林战场环境非常相适，这也让它在1943年成为了汤普森机枪的替代者。狭窄的地形和持续的高潮度让宽变软帽变了形，这让个别侦察兵违规将帽子该型为“斯泰森式牛仔毡帽”（stetson）或“潘乔维亚墨西哥式帽子”（pancho villa）的样式。丛林霉菌往往让澳军士兵才有资格戴的帽子上的浅色带子以及脖带腐烂（国民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应的对策同时也是被规定禁止的是使用皮制帽带。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麦凯（Mackay）将军认为即使澳大利亚人的宽边帽不如日军的野战帽舒适耐用，但它仍然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图中军人的衬衫和裤子被染成深绿色，而现实中，这种颜色被染地深浅不一。为了减少蚊子传播的疟疾带来的人员伤亡，1943年末，穿短裤的做法在前线地区被禁止，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澳大利亚部队仍承受着疟疾和其他热带病所带来的困扰。大多数澳军都使用美制护腿，但我们的主人公却使用一种相当少见的大尺寸护腿。最后，一种由来已久的军事传统也在他的身上得到展现——一只系在他脖子上的手帕。

 

 

G:最后的战役，1944年-45年

G1:中士，第1巴布亚人步兵营

由志愿澳大利亚军官和士官领导的这些部队精于侦查作战，他们为丛林战作了极好的注脚；从科科达战役直到新几内亚战斗的最后行动中他们一直在战斗。图中这位主人公展示了这类部队人员的典型形象（当时有两个新几内亚步兵营），他是基于卓越操行奖章（奖给多次行动中均有“异常英勇”表现的人员，它是除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外义务役军人所获得的最高荣誉）的获得者William Matpi中士的照片来描绘的。土著士兵在野战中的穿着经常只限于颜色往往为土黄色的苏格兰方格裙式的lap-lap式或rami式裙子，其中一些人还会穿衬衫和短裤——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时的阅兵场合下或通过蚊子传播的流行病肆虐的地区时。37年战斗款帆布武装带包含了几个相当大的基本型弹药包，它们在1944年开始采用并成为战争末期澳军的标准装备。这些弹药包里正好可以放欧文式冲锋枪的32发装弹夹以及其他的军需品。

G2:上尉，步兵

带着步枪和沉重负重，身上并没有军衔徽章的这名军官会被人误认为是名士兵。从最原始的，比如说弯刀，到最精妙的，比如说美制SCR-536电台，这些差异巨大的工具的出现对1943年末之后的步坦协同作战是非常有效的。袋子包裹的水壶用绳子悬绑在背包后面从而为腰带部位提供了空间。指挥员要努力地挣得自己的威信和士兵们对他的服从而不是在身上炫耀自己的军衔，这一澳大利亚部队的传统从图中军官外观的简洁性上得到了极好的反映。

G3:国民军步兵，巡逻服，布干维尔岛

1945年时，澳大利亚军团招募的步兵大多在布干维尔岛服役，他们所在的营很多先前是国民军部队，但澳大利亚的官方历史学家提出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这些军人的士气远高于老牌的第6师。图中士兵穿战争晚期版的丛林装和左腿部有口袋的裤子（从未出现过照片证据）。丛林绿色棉制“贝雷帽”和热带版英国软帽与一种在远东的部分印度部队广泛使用的帽子非常相像。在最后的那些战役中，这种帽子成为了这些原国民军各营的军人的标志，而伪装植物可以插在（但很少见）帽边上缝制的条带上。士兵身前右侧的弹药包是1944年版基本型弹药包的其中一种扩大版，左侧则是6个口袋装欧文式机枪弹夹的弹药包。这两种弹药包有时会被同时使用，并留下了照片证据。在布干维尔岛，军人的服装长时期处于潮湿状态，甚至造成它们的腐烂。像靴子这样的皮制物件经常挂满绿色的污泥。图中士兵还穿削减版的美国护腿，这类东西在当时很短缺，这让在巴干维尔岛的很多澳大利亚人重新使用了织物短袜。从1943年开始，巴比合金制的更耐久的统一款身份牌则成为标准配备（图中士兵戴在脖子上）。

 

H:徽章

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所谓“日出”徽章（图1）佩戴在常服上衣的领角和软毡帽卷起的一侧帽边上，并具有氧化发黑的色泽。臂章铭条（图2）由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人员佩戴；图3则是与众不同的常服纽扣图样。车辆上的蜡贴标记代表了澳大利亚军队的4个步兵师，其中袋鼠代表第6师（图4）、笑翠鸟代表第7师（图5）、鸸鹋代表第8师（图6）、鸭嘴兽代表第9师（图7）。图8是澳大利亚第1军司令部的通用标志。

在本土、中东和欧洲，图中代表各部队的彩色徽章佩戴在两只袖子的顶部和软边帽帽筒带子的右边。这些徽章通常是缝制上的毡布材料，而二战中澳大利亚军事力量所使用的徽章至少有1200种，我们这里只能选择其中一些重要的和能显示他们的设计理念的代表作加以展示。这些徽章系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战时期澳大利亚军队的徽章系统，当时澳军使用三角形徽章，比如图9（第1兵团）、图10（第2/4机枪营）和图11（第2/1工兵营）。兵团内部，不同形状（矩形、菱形、水平椭圆形和圆形）的徽章代表了最初成立的4个师，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二战时期，图12到图15就分别代表了第6、第7、第8和第9师师部，图16的T型徽章则是1942年12月起新采用的第9师师徽。每个师各部队的彩色徽章也采用这个师师徽的形状，比如图17到图19就分别表现了第6师的骑兵、炮兵和工兵部队，图20到22则代表第7师的通信兵、陆军服务兵团和医疗部队。

步兵部队的各旅和营采用“资历色”系统是继一战之后的再次使用。最早成立的第6师的三个旅分别用绿色、红色和天蓝色代表自己，因此图23就代表了第16旅的指挥部，而这个旅是第6师的最老资格部队。这一传统并未被其他后来成立的师所完全采用，这些部队中，徽章等分的下半部展示的是各个旅或各个州的代表色，上半部分则是各营的“资历色”，1营到4营分别是黑色、紫色、棕色和代表最初成立的营的白色。从上述可知图24代表了第16旅的第一个营——2/1营，图25代表了第22旅的第一个营——2/18营，图26代表了第17旅的第二个营——2/6营，图27代表了第18旅的最初的营——2/12营。

根据英军习惯在1940年2月开始采用的“三角形徽章组”引发了混乱，数量庞杂的“白顶式”彩色徽章不断衍生出来。更为混乱的是，1941年各师的师徽上的颜色被倒置过来，但也只有第6师和第8师严格按照这一规定去设置自己的徽章，其他部队则只能用一团糟来形容。在第7师，图28成了第2/14营的徽章，图29代表2/16营，图30代表2/27营。在第8师，图31代表2/21营，图32代表2/40营，图33代表2/29营。

这种混杂现象是1942年12月莫谢德（Morshead）将军在他的第9师临时采用新的T型徽章系统的重要诱因。图34是第9师宪兵队的标志，图35代表皇家澳大利亚炮兵第2/12野战团。第2/13营曾经前后使用过6种彩色徽章，图36和37所反映的这两种徽章在该营参加过的所有战役中都出现过。图38和39则都是第2/43营的徽章，而图40代表第2/24营。

在英格兰成立的三个澳大利亚营使用他们自己特有的圆形徽章，图41就代表了第2/33营。各兵种的徽章和一战时期不同，像装甲团和独立连都使用了原创设计的徽章，比如图42就代表了第2/9装甲团，图43代表了第2/7独立连。

所有澳大利亚武装力量部队的彩色徽章都会被缝制在一块被称为“军舰灰”颜色的背板之上，这是他们与国民军相区分之处。国民军中的一支部队——著名的第39营所采用的徽章如图44所示。从1942年10月开始澳大利亚武装力量部队中的一些留在国民军里的义务役军人也开始采用这种灰色背板固定他们的部队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