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1927.8-1937.7）人民军队军服
土地革命时期（1927.8-1937.7）人民军队军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从1927年8月到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
土地革命时期（1927.8-1937.7）人民军队军服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从1927年8月到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10个多省领导和发动了100多次工农兵武装起义，建立了井冈山等一批星火燎原之势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初创时期没有统一的军服，南昌起义的队伍着穿国民革命军的服装，系红领巾以示区别；参加秋收起义的队伍穿的是农民、工人自己的便服，戴着红袖标；广州起义部队穿的是国民革命军军服和工人赤卫队服装。1928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红军开始加工自己第一批军服。经过长汀和红军学校红军服装的制作，红军服装基本定型为西服裤，中山装式上衣，头戴八角帽。八角帽上缝红布五星，象征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军服领子上缝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
（一）武装起义时期军服
"八一"南昌起义服装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穿的是国民革命军青灰色制式服装，上衣为中山装，官兵均戴大檐帽，军官穿长筒靴，士兵打绑腿。为与旧军队区别每人系一条红领巾。
秋收起义服装
1927.9.11湘赣边界开展的秋收起义，参加者大部分是农民自卫军、工农义勇队，穿的是农民、工人自己的便服。参加秋收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仍穿着原军装，只是在臂上佩带了红布袖章，以示区别。
1927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的又一次反击。起义队伍主要有国民党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和郊区农民组成共23000余人。国民党部队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总指挥部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转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起义失败后惨遭杀害者达5000余人。广州起义的服装主要是工人赤卫队的服装。
（二）武装割据时期服装
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斗争初期，红军生活非常艰苦。军需给养主要来自打土豪和向富人筹款及战斗缴获。军服靠筹集到的布匹、棉花，自己组建被服厂生产。服装式样由红军前敌委员会决定。1927年10月中旬，南昌起义部队1000多人开到广东中峒整编为红二师后，东江特委利用从南丰织布厂没收来的灰色棉布和蓝色棉布，为每个战士裁制一套军服，一条子弹带和一副绑腿。中峒红军军装厂这应该是红军最早的被服厂。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并于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属六个团。
随即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军服的需求也不断增多。为解决红军的军服问题。1928年5月上旬，缴获永新县官僚资本家邱西美的300多匹白漂布。组织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群众30多人，毛主席亲自指派红军副师长余贲发，在宁冈县桃寮村张家祠，利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建立起桃寮被服厂。缝衣的布料都是白漂布，白衣服打起仗来易暴露目标，他们便用墨烟染成黑色，并取名为井冈山墨黑。被服厂做的都是便衣，上衣钉４个不带盖的口袋，５个布结纽扣；裤子前面没有扣子，为不开前口的桶形裤，战士都叫"桶子裤"；军帽为列宁式八角帽。此外，被服厂还做米袋、绑腿、干粮袋和子弹袋等军需品。1928年8月，由于湘赣敌人"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服厂撤出桃寮村，搬到茨坪李家祠。到茨坪时工人有340人。
1929年3月，红四军向闽西发展，占领重镇长汀城和周围的农村。当时长汀人口约2万人，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解放长汀后，红四军没收了十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共筹得5万余元。红四军前委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相当破旧，急需更换。前委决定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长汀秘密工会协助红四军后勤供给部购置布匹。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后勤供给部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和一家专做军装的裁缝厂组织起来，在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来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由于时间紧，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临时被服厂两班倒，每班8小时，日夜加班赶制，当时共有裁缝师傅20多人、缝纫机12台。新军服的样式是由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审定的，灰兰色、布质，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上贴袋，领口缀红领章，领子上绣一圈黑边；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形，缀红五星帽徽。红四军战士穿上新军装，士气大增，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毛泽东同志说，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领子上绣的一圈黑边是为悼念列宁逝世5周年。陈毅同志则对军服的颜色作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这也是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
1929年5月红军第二次入闽，这时天气已经很热，又是雨季，红军行军打仗，发动群众，急需雨具，6月间红4军军需处在汀洲城召集斗笠工人办起了斗笠工厂。起初只有30多人，后来人数有所增加，斗笠生产多少红军收购多少，解决了急需。
（三）中央苏区军服
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井冈山根据地，经过1930年10月、1931年2月和1931年6月三次反围剿，形成了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拥有21个县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全国红军总兵力也发展到15万人。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根据地的红军改编成中央红军。这一时期红军服装趋于统一。各根据地建立了一些被服厂。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围剿，资金和材料供应还是比较困难。服装供应仍然比较紧张。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即建立了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红军学校。红校的学员来自各部队选送的干部。当时，红军刚刚进行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部队着装很不整齐。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同志。他看到学员们着装杂乱，认为这样下去会影响部队的整体形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勤保障也已初具规模，红校的学生们代表红军形象，服装应该统一。他把设计红军军服的任务交给中央红军学校任俱乐部主任的赵品三同志。赵品三接到这个任务后，认真研究，精心设计。起初他是仿照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的，上衣是紧口套头的，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因为苏联大部分地区与我国南方气候差别很大。赵品三后来改为开襟敞口式样。考虑到红军要经常在山地行军作战，灰色在山区不容易暴露目标，所以红军的军装、帽子和绑腿都选用灰布制作。上衣为中山装，下衣为西装裤。军衣领上缝两块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但因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赵品三就把军帽改为"小八角"，帽中央缝上一颗红布五角星，象征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这样红帽徽、红领章，很是庄严、威风。赵品三精心设计的军服经过试穿后，刘伯承校长看了表示满意。他认为这套服装美观、大方、实用，就指示红军学校总务科长杨至诚给学员每人做一套。当红军学校学员们穿着新军装，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古老的瑞金城时，不仅引来人民群众一片赞许的目光，也在各部队引起不小轰动。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都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统一的服装。以后，各根据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赵品三设计的这套红军军服，成为典型的红军军服。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
早期红军服装供给，因受财力物力的限制，没有供给标准，筹到什么就发什么。随着红军发展壮大和各个根据地的建立，各部队相继筹建被服厂（所），生产被服装具供给部队。一般情况，每人每年供给单军服1套、棉军服1套、军帽1顶、绑腿1副、鞋子2双，棉被（或夹被）、床单、米袋（干粮袋）、子弹袋、挎包等各1床（个），使用年限未定，视情况补充。
（四）长征中的军服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退出了中央根据地，随后各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脱离了根据地，进行两万里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时，被服厂大都解散，把机器设备埋藏起来，只有少部分跟随红军主力转移。红军们转战在敌占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穿衣和吃饭等都遇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红军只能在转战中自我筹集自我保障。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红军夺取遵义后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指战员积极筹措布匹、棉花，组织制作军装。在困难条件下甚至使用羊毛和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保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中的红军受到大批敌军围追堵截，主要靠快速行军摆脱险境。当时胶鞋是难得的宝贝，布鞋不耐磨，每个指战员身上都带两三双草鞋，一路行军一路自己打草鞋。
（五）到达陕北后的军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到陕北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使蒋介石极为恐慌，随即他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发起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一零九师全部和第一零六师１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棉衣等军需物资。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红军指战员又积极开展东西征战役筹措钱物，为抗日大本营落户陕北奠定了物质基础。随之红军服装也有所改善。
1936年7月中旬，美国记者、作家斯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为了便于斯诺和马海德在部队的采访活动，毛泽东让供给部门给他们每人发一套红军军服，一支自卫手枪，还有一匹马。临行前，他俩兴冲冲地到毛泽东的住处去辞行。一跨进院子，斯诺看见毛泽东身穿蓝色的军装，站在窑洞门口，在晨光下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面对毛泽东的生动形象，斯诺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立即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毛泽东说："主席，让我给你拍照吧。"毛泽东慨然应允。这时，斯诺又发现毛泽东未戴军帽，便说："请你把军帽戴上，照个全副戎装。"毛泽东用手梳理了一下黑黑的长头发，慢悠悠地说："我的军帽多日不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斯诺坚持要毛泽东戴上军帽，毛泽东只好向警卫员们借军帽，但都太小。斯诺灵机一动，便把自己的军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斯诺对好焦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毛泽东在那艰苦岁月里的光辉形象永恒地留了下来。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女士到北京，亲手把斯诺遗留的红军军帽交给了邓颖超大姐，通过她把这顶象征着中美人民友谊的帽子送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本段摘自1992年11月28日《解放军报》/际良撰文）（新华网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