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CBRN·生物篇（一）——当末日来临时

作者：小聋瞎QwQ 来源: 作者投稿 2018-11-23 17:20:53 阅读：次

究竟生物安全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它为何如此重要？以至于关乎着全人类的生死存亡？瘟疫，传染病在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的生活我们付出了何种代价？我们的命运真的把握在自己手里吗？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世界会像电影,游戏,电视剧里那样岌岌可危吗?末日真的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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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年英国BBC Future整理出了一系列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导致人类走向灭绝与终结达的事件《末日何时来临？未来最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大灾难》其中“核末日”与“生物恐怖活动”以及“超级流行病”一起并列为本世纪最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事件。

(《末日何时来临？未来最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大灾难》)

究竟生物安全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它为何如此重要？以至于关乎着全人类的生死存亡？瘟疫，传染病在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的生活我们付出了何种代价？

我们的命运真的把握在自己手里吗？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世界会像电影游戏电视剧里那样岌岌可危吗？末日真的会来吗？如果你真的曾关注过，害怕过，恐惧过《生化危机》,《全境封锁》或是《末日孤舰》重发生的那些事情？

(《生化危机》系列可以说是笔者的童年阴影之一)

（《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

（《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可能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当然51号政令肯定是不存在的）

（《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中的暗冬计划来自2001年美国政府的真实事件，后期会有详解）

（《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预告1）

（《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预告2）

(关于暗冬计划敬请关注)

（同样CBRN生物安全题材的游戏还有《汤姆克兰西·彩虹六号dlc奇美拉行动》）

（不过丧尸这种东西，可能只会出现在游戏或者电影里吧，现实生活中的病原体也远不是可以通过暴力解决的）

那有些真相你必须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其实非常的脆弱，面对生命瘟疫远比战争来的更加残酷，也许毁掉人类文明的种子只是一个直径不足几纳米的病原体。

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瘟疫公司》里的脑洞剧情，而是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那些牺牲者们，特别是无数医务工作者，是他们在传染病前线用生命为我们换回了安宁，我们不当忘记。

生物安全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事情，也是笔者将这个《管窥美国国家CBRN安全形势及其管控体系概览》系列大量篇幅、集中在生物安全这个中篇上的原因。

（武装手段也许可以解决战争，但对病原体束手无策）

生物安全是很多人非常熟悉，但是又特别陌生的概念，我们在高中时代就在生物学的课堂上接触过这些概念。但是真的了解，真正懂得其重要性的人，并不多。

很多人认为，生物安全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只是我们在抗生素和现代医学的保护下，忘记了当年西班牙流感，霍乱，鼠疫，以及天花的肆虐人间的阴霾。甚至还有人天真认为我们已经战胜了那位天启四骑士之一的白马骑士——瘟疫。

（2018年11月21日中国通报了H5N6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足以毁灭文明风险就在我们身边。

它不止存在于电影中游戏里，它也不是你一辈子可能都接触不到的，比如像核安全或是化学安全一样高调的新闻——也许你家远离化工厂，远离核电站，但是你无法远离大自然。

如果你每天有仔细看新闻，你会发现美国的西尼罗热，南美洲的寨卡，非洲的埃博拉，甚至是最近全世界肆虐的非洲猪瘟，以及澳大利亚被大肠感菌污染的蔬菜，这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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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非洲猪瘟疫情）

（日本非洲猪瘟疫情）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1）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2）

（南美洲寨卡病毒疫情）

（中国输入性寨卡病毒疫情）

这类事件每年，每天，每时每刻其实都斥着你我的生活。

（坦桑尼亚中部霍乱疫情）

（津巴布韦霍乱疫情）

不论你的国家是否贫困，医疗基础设施是否良好。

（美加两国大肠杆菌疫情）

或者你的国家富有，医疗基础设施完善，其实风险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尼罗病毒疫情）

(美国西尼罗病毒疫情.1)

（美国西尼罗病毒疫情.2）

即便在医疗基础设施完善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大规模传染病的风险并未消失，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可以高枕无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曼谷登革热疫情）

（也门白喉疫情）

而战乱地区的疫情往往是让人绝望的。

尽管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是可观的，但是同样大自然也在进化它新的武器

（刚果埃博拉疫情）

（刚果埃博拉疫情.2）

如果觉得刚果离你太遥远了

（香港埃博拉通报）

现代运输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你离致命病原体可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

（海关总署通报）

而生物安全的意义就是在保护每一个人，保护这个社会，保护国家，保护人类，保护文明——无论对方是来自大自然凶险未知的病原体，或者是出于人为目的而造就的生物武器。

公共卫生事件

伴随人类历史的瘟疫与生物灾难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认为疾病的传播是一种神秘的现象，它不是由人类而是由神、巫师和命运控制的。集体性地患病，包括摧毁城市和军队的流行瘟疫，是一种时常出现却被错误理解的事件。

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相当晚期的西方学者和医生常常借助古希腊的学说，坚定不移地认为“瘴气”，即腐败的气味，是瘟疫的根源，而天气或星球的变化增加了暴发的机会。瘴气信念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掀起了清理城市垃圾、露天污水道、滞水、贫民窟及不卫生的屠宰场的运动，这些措施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传染病流行的危险。

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公共卫生措施导致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对瘟疫的宿命论的或缺乏实证科学的解释时期，整个社会对凶猛的瘟疫仍然束手无策。

在19世纪末，医学科学家发现了微生物，从而造成了医学认识上的长足进展，例如：哪种细菌可引起哪种疾病；食物、水和入体接触可以传染疾病；病原体可通过不同的物种循环；昆虫和原生动物在瘟疫的引发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旦找到了这些因果联系，从方法论上讲人类就能够控制瘟疫的暴发了，特别是可能在人口中防止此前几个世纪曾造成巨大危害的那些瘟疫(它们对城市中心和穷困地区造成的危害尤其大)，如鼠疫、霍乱、白喉、天花、流感和疟疾。

科学知识本身不是魔棒，战争、被迫迁移、饥荒、营养不良、以前存在的疾病，以及极度的贫困（特别是在原殖民地国家）仍然是瘟疫流行的先决条件。现在和那时一样，这些仅仅依靠科学是解决不了的。

稳定的生活、公共卫生运动和有关疾病传播的科学知识一起，使得人类得以繁衍。

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就很少再出现那种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瘟疫暴发了。城市的公共卫生有了改进，水和食物供给由国家监督，作为进一步的防护发明了预防接种和药物治疗。

由于大多数儿童期的疾病被征服了，人口的寿命延长了，这种趋势现在仍在继续。

现在导致死亡的是工业社会侵袭老人的那些慢性病和各种退行性疾病如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当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由于公共卫生差，未能免除战争和贫困，仅靠科学知识未能防止大规模的瘟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两极对立仍很明显——一边是普遍的良好的健康，另一边是广泛流行的本可治愈的疾病。

随着西方国家逐渐摆脱了瘟疫所造成的群体性灾难，一些国家和政府开始使用生物武器作为夺取战争优势的一种手段。

其实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初，人类直接从自然界采集、使用病原体及媒介用于战争是常有的事。如利用植物毒素、动物毒素等制作成箭毒射杀敌人；利用真菌、植物毒素污染水源；运送或抛投疫病死尸、病畜、死畜污染敌方阵地；传送病人带菌物品给敌方造成传染等。

典型的事例如公元前1325年赫梯王国攻打腓尼基人城市麦拿时放逐感染士拉杆菌的绵羊；古希腊将军在流入克里萨伊人市镇的水道中投放藜芦；公元前49年利比亚人用有毒植物污染罗马军队的水源;；1346年鞑靼人围攻卡法城时将染鼠疫病死的尸体投入城内；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军向英军城市投掷死马尸体；1763 年英军将沾染有天花病毒的毯子和手帕送给印第安人首领......

这些军事手段在几千年中经常被使用，但除个别行动外，大部分行动的收效并不比使用普通刀枪剑戟更好，故而史书上只有零星的、不经意的记载。

数千年里，这一军事活动始终处于尝试阶段，没有成为军队常规作战行动。

（印第安人与传染病）

19世纪后期，巴斯德为现代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生物战也由此进入了由实验室培养细菌用于战争的阶段。

德国先发制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行了首次攻击，所针对是动物而不是人。

该攻击对英国和法国从中立国美国、挪威、西班牙、罗马尼亚及南美港口进口的载重马匹和驴进行了国际性大规模杀伤。受到贿赂的码头装卸工以炭疽杆菌和鼻疽菌毒杀那些驮畜，整船的牲畜被感染和杀害。

在德国人看来，这些攻击没有违背任何国际条约。日本紧随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实验室培养的鼠疫跳蚤、霍乱弧菌、炭疽杆菌等攻击中国。

随后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苏联先后开启生物军备计划，分别设立了十几、几十处生物武器研发、试验、生产和储备设施，研发了几十种生物战剂，从细菌、毒素、真菌到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等。

在互相借鉴化学武器投送、分散技术的基础上，各国分别研制了以气溶胶分散为主的各种投送布撒方式及相应的弹药和布撒器。而后在大量实验室和野外试验的基础上，定型并储备了十几种武器化生物战剂。

典型的生物武器开发项目有：法国1921-1927年特里拉特“细菌云雾”项目、德国1932-1934年地铁通风系统模拟细菌传播计划、日本1936-1945年人体细菌试验项目、英国1939-1941 年法尔兹炭炭疽炸弹项目、日本1941- 1945年鼠疫跳蚤陶制炸弹项目、美国1943- 1944年马克I型炭疽炸弹项目、1944年英国法尔兹“阿拉丁行动”计划、英美1948-1949年“马轭行动”和1955年“大面积概念”项目、美国60年代生物导弹计划、马歇尔计划和天花病毒项目等。

这一时期，生物武器军控出现在世界军备控制舞台，在1874年《布鲁塞尔宣言》（《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宣言》）、1899 年《海牙第二宣言》（《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宣言》）、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中，对生物武器使用做出了限制。

生物军控条款最初只是化学军控的附属部分，生物武器的危害性及非人道性并没有被强调，遵守情况也不比化学军控条款好。

20世纪40-60年代遗传学的发展和70年代基因工程的进步，影响了整个生物科学的发展，从而推动生物战进人病原体改造利用阶段。即用人为方法，比如基因拼接重组，进行微生物病原体遗传变异，从而制造出新的战剂。

新战剂满足新的军事需要，如：提高战剂的毒性；提高战剂对抗生素、疫苗的抗药性；提高战剂对武器化、弹药化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提高战剂对不同进攻对象的选择性等。

典型的生物武器基因改造项目有：苏联20世纪70- 80年代“篝火”项目、“长笛”项目、“米吐尔”项目、“客迈拉计划”和U型变种马尔堡出血热病毒项目、南非1981年“海岸计划”、美国80年代费尔科大肠杆菌基因改造项目等。

在这一阶段，由于生物武器的威胁随生物科学进步而更加严重，也由于生物武器的扩散，促使各国1972年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到20世纪末，所有拥有生物武器的国家都宜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比《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早20年，成为禁止化学武器的先行步骤。

而 2001年美国发生“炭疽邮件”生物恐怖事件标志着生物恐怖已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

2003年SARS疫情发生以来，近十年间世界范围内陆续暴发H5NI禽流感、H1N1 流感、H7N9离流感以及霍乱、手足口病、西尼罗热、中东SARS等重大疫情，同时HIV、结核、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仍然长期高位流行，突发新发传染病疫情的发生严重危害到人类健康及经济发畏。

（2001美国炭疽信件事件）

与此同时，国外多个实验室已成功人工构建和合成病原体，“潘多拉”盒渐成打开之势，其安全风险非常令人担忧。因此，国际社会开始广泛重视生物威胁导致的安全问题，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其视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纷纷加强应对能力建设。

如今生物安全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及生物技术因素的影响和威胁，维护与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的状态和能力，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卫生的发展

瘟疫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实际上，传染病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古希腊由盛而衰、古罗马帝国的瓦解与流行病的肆虐息息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

(瘟疫带来的只有死亡)

人类的疾病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不同时期变化很大。19 世纪术到20世纪初，传染性疾病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由于卫生条件落后，管理混乱，鼠疫伤寒、肺结核、肺炎白喉等疾病不断地暴发和流行，大量人口因此丧生。据美国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初每年死于上述传染性疾病的人数高达580人/10万人口。

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感染性疾病的病死率明显下降。

在美国，到70年代初，传染性疾病及因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降到30人/10万人口。这说明白20世纪中叶起，在发达国家，疾病和由疾病引起的死亡构成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心、脑管疾病，恶性肿瘤，意外死亡成为现代社会前三位的主要疾病和死亡原因。

在中国，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亦显示出相似的结论。据1951年的统计，由传染病引起死亡的人数占总病死人口的58. 02%，呼吸消化系统疾病占13. 65%，其他疾病占28. 33%。由以上数字可见，当时中国人口中病亡的主要原因是传染病。

而到70年代后，疾病及死亡的构成则发生了转变。1971年统计资料表明：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达到37. 34% ，癌症占26. 02%，传染病只占5. 49%，其他疾病占31. 15%。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与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呈现不断上升趋势，非生物致病因素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传染病已经基本被消灭，剩下的部分也可以通过免疫和抗生素得到控制。医学界转而攻克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以及其他慢性退行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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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末，人们惊讶地发现，传染病依然还在危害人类的健康，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尚未结束。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危害人群健康最严重的48种疾病中，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占40 种，发病人数占病人总数的85%。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滥用抗生素。导致不少病原体发生变异，产生抗药性，致使已经获得了控制的疾病死灰复燃。

比如1995年西非出现脑膜炎和黄热病的流行，1994年印度的鼠疫流行，1992-1994年间俄罗斯的白喉流行，1995年拉丁美洲霍乱和黄热病肆虐等。此外，结核病、传染性性病等慢性传染病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人类又面临新的传染病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新发现的传染病和病原体有30多种，如60年代的库鲁病，70年代的军团病，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等。

在20世纪末，一连串传染性疾病爆发,如1992年西非出现的拉沙热(Lassa)，1995年扎伊尔的埃博拉出血热(Ebola)流行和巴西的寨卡病毒流行等，表明传染病依然是公共卫生不发达地区面临的主要医疗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遭受了传染病的侵袭，如：1993年和1996年的大肠杆菌污染美国和日本的食品生产企业；1996年英国的“疯牛病”使得爱吃牛排的英国人人心惶惶；1997年香港的“禽流感”使最喜欢吃鸡肉的香港人忧心忡忡；2002年SARS在短短几个月蔓延了中国25个省市区，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发现疫情，再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要高度重视传染病的警钟。

其次当下“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不可回避的趋势。不过，在医学领域，传染病的全球化蔓延以及检疫防疫的全球化进程却并非现代才出现的问题。

随着人类的迁移、贸易和殖民活动，“微生物一体化”导致了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全球性扩散。

14 世纪海港检疫制度的建已经表现出人们对某一地区的疾病可能影响到另一地区的警惕。疾病全球化蔓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为人们所熟悉：由哥伦布和其他的冒险家将欧洲的大量疾病带到新大陆这块“未被污染的沃土”。

这些疾病包括天花、麻疹、白喉、沙眼、百日咳、水痘、淋巴结鼠疫、疟疾、伤寒、霍乱、黄热病、登革热猩红热、阿米巴疾病、流感以及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疾病。

虽然没有人知道当时存在多少土著美洲人，也没有人知道疾病究竟造成了多少人口的死亡，但可以肯定的是,横扫美洲的疾病导致了土著人大量患病，人口减少，甚至造成社会结构的解体。

19世纪，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大规模殖民活动，流行病的全球蔓延日益突出，如19世纪霍乱的大流行，从孟加拉至东南亚再到中国，从伊朗至埃及，从俄罗斯至欧洲，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

1918—1919 年的流感大流行，在几个月之内侵袭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引起了全球至少2500万人死亡，远远高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500万人。

为了应付全球传染病的肆虐，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许多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国际组织与机构创建起来，对传染病的控制转为国际化行动。

1851年欧洲国家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探讨霍乱、鼠疫和黄热病的防治问题。此后，国际卫生大会一直延续至现在，成为国际医学界疾病防治合作的有效途径之一。20世纪初建立的国际联盟卫生组在控制传染病蔓延、加强国际疫情通报以及协助许多国家建立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非政府组织，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抗结核病联盟等为促进国际卫生合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战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成为处理当代全球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

二战之后，国际医学界展开了一系列控制疾病的全球行动，如根除天花计划，根除疟疾计划，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计划，消灭麻风、麦地那龙线虫病等。

1958年，第11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根除天花决议，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人类终于在1979年彻底消灭了天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计划也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根除疟疾计划却收效不大。1957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依靠杀虫剂和氯喹开展世界范围的消灭疟疾运动，计划到1963年彻底消灭疟疾。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蚊子对DDT抗药性的增强，杀虫剂进人食物链后导致疟原虫对奎宁和氯喹产生耐受性，致使消灭疟疾的计划化为泡影。1990 年与1961年相比，全球疟疾病例增加了近3倍。

（疟疾疫情再次蔓延）

疾病的全球化影响实际上包含着双重意义，即疾病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化对疾病的影响。前者主要是基于微生物的疾病生态演化，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疾病。

毫无疑问，在与瘟疫的较量中，人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新的致命的传染病还会不时地出现，例如艾滋病、拉沙热、马尔堡病出血热、裂谷热，21 世纪初爆发的SARS以及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病等。

由于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展而引起的微生物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致病微生物被释放到更广阔的环境中去，而环球旅行的便利更是增加了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机会和速度。

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是一种文明病。除此之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等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水源短缺和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引起的辐射性疾病以及人体内环境的污染，如激素、有害化学物质、食品添加剂、农药、广谱抗生素等。

虽然全球化为共享医学技术、跨国开展卫生保健合作、解决重大的疾病问题开辟了新途径，但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给公共卫生带来了负面效应。例如：国际间贸易增加，加速了疾病扩散，跨国的食品加工和销售促进了微生物的迅速传播，为了提高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而导致卫生投入的减少，而在全球疾病控制方面，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主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需求。因此加强疾病监控的全球合作，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

灾难与公共卫生事件概述与分类

相较于其他公共事件，生物病原体引起的灾难有其特有的特点，因此施加了额外的挑战。生物事件可能会悄无声息的发生，而且可以避开早期监测，并且公众应对生物事件或者生物灾害需要依赖于一个完整的卫生和医疗反应体系。

而生物事件的规模却很难预测，可能有一个或者两个也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伤亡。它不像其他的公共卫生灾难只限于一个地点，生物灾害可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发生蔓延。执法和公共卫生人员将需要密切合作，共享信息和资源，才能有效的控制这种事件。

而现代人口结构和生态条件，有利于传染病的蔓延，包括游客、工人、移民和难民引起的更频繁和更快的跨国界活动：人口的快速增长；贫困人口的增加和贫困人口的城市迁移；传播疾病的动物和节肢动物栖息地的改变；宿主防御受损的人数增加;食品加工和分配方式的改变。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疾病可以通过国际旅行和贸易广泛传播。跨国旅行已大幅增加，人们热衷于探索偏远地区，在那里他们可能接触到在自己国家不常见的传染源。

除此之外，是微生物变异和适应能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再度出现(如肺结核)、新疾病的出现和抗生素耐药性演化(这意味着以前适用于广泛的寄生虫、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治疗方法现在可能变得不那么有效)。

灾害根据其特点分为：自然(地理)灾害,人类系统(科技)类灾害和冲突导致的灾害。一些灾害可具备多种类型灾害的特点，如自然灾害和人类系统类灾害。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起初只是白然灾害，随着堤坝坍塌、洪水泛滥,基础没施遭至破坏，逐渐演变成人类系统类灾害。两者结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根据以上灾害分类方法，灾害响应计划制订人员无法区分影响灾害的复杂、综合要素，可造成其忽略直接与间接影响。而且此种分类方法无法区分自然灾害与人类系统类灾害，如工业灾害、建筑物结构倒塌、交通运输类突发事件、火灾或爆炸导致有毒物品的释放、传染病暴发等。

这些常见突发事件的处理需全方位的应急机制与灾害防备和管理,包括制订有效响应措施。

自然(地理)灾害

自然(地理)灾害由自然力量造成，又称为“突发事件”或“区域性灾害”,由自然(地理)灾害造成的直接后果无论在时间跨度、受灾人口或是局部地区的影响都有其局限性。医疗上的直接后果是指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事故或大规模人员伤亡灾害；当前可用资源尚且可以应对大规模人员伤亡事故，而当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灾害时，资源将严重匮乏。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大规模伤亡事故发生，大多为直接创伤，并不严重，灾害响应多在当地区域进行。

大多数自然(地理)灾害在规模和时间上都较局限，由当地机构动用当地资源即可应对。在发达国家，自然(地理)灾害极少造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非自然(地理)灾害影响到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系统(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影响墨西哥，2010年的海湾和海地大地震)。而大规模的自然(地理)灾害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直接与间接人员伤亡，人口快速增长的区域，如密集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城市是灾害易发区(滨海、地势低、断层带、火山区)，也是伤亡高发区。

自然(地理)灾害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短缺或资源严重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

拥挤的难民营和避难所、匮乏的卫生设施和洪涝灾害等都可造成疾病暴发,如在2010年海地地震后暴发霍乱疫情。自然(地理)灾害如演变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波及地城广、时间跨度长，而且往往发生在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缺乏的地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不稳定，会限制其自身恢复能力。

频发的自然(地理)灾害可改变大型生物的生长环境(引人新病原体或增加人类感染现有病原体的概率)。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余震而产生的尘埃云，导致地方性孢子菌感染率增加。

疾病流行和暴发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特点是大量人员需要医疗服务。此时人员的管理成为关键，应着眼于整体处理而非个人。着眼于整体的目的是在有限的资源下确保最大的生存率。受灾人员都符合以下特点:

身处相同环境且易受感染
皆有公共卫生需求。
需要一定的干预措施(从预防到急救服务)。

SEIRV检伤分类分为以下5类：易感人群( Susceptible)、暴露人群(Exposed)、感染人群( Infectious)、无传染性人群( Removed bydeath or illness recovery) 、免疫接种人群( Vaccine protected)。

大规模流行病可能需要12~ 24个月的持续响应,某些流行病难以预警监测，可迅速造成不堪重负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及系统崩溃。

2001年“9. 11”事件发生前，美国很少进行疫情调查监控，而这正是新发和重大疾病流行的重要敏感监测要素。2003 年SARS暴发和2009~2010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的经验教训表明，临床需与公共卫生部门紧密结合。严密进行疾病的全球范围内监测、识别、跟踪疾病的暴发并协助各国进行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流行病是指该疾病分布广泛，而其是否会演变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与该疾病的传播性、严重程度和人口的易感性紧密相关。

人类系统(科技)类

人类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灾害的发生，灾害可发生于所有人参与事件的初期(如设计失败)、中期(如材料失效)与后期(如有毒烟雾的释放)。此类灾害可造成人员伤亡、人口迁移和环境污染。

在发达国家，人为造成的生物性、化学性、辐射和爆炸突发事件的成功应对往往依赖于完善的监测系统和应急响应能力。迄今为止,此类突发事件大部分可由本地.本区域和本国的相关部门应对，少量事件需要国际合作或者权威机构给予技术援助。

由于疫情反应系统(疫情调查、监测和控制)不完善，易感疾病在发展中国家有演变成流行性传染病的风险。各国的应急反应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避免了H5N1及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暴发，然而全球性传播的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仍处于动荡.贫穷、政治冲突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非常脆弱且能力有限,国家间多为临时性援助。

即便化学性和放射性灾害发生在发达国家，其应急响应能力也未必足以应对这些事件。比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是一起典型的人类系统类灾害，起因是一个有设计缺陷的反应器。

事件发生时缺乏训练反应有素的应急响应人员，工作人员的安全也未受到重视，最后5%放射性反应堆芯释放到大气中，最后造成47人因辐射和热灼伤直接死亡，9人因甲状腺癌间接死亡。灾害发生20年后，两份联合国报告(分别发表于2000年与2005~ 2006年)得出的结论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并未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然而，相关研究却发现了约4000例的间接死亡，这也说明了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间接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1984年印度博帕尔.工业灾害造成了3000人直接死亡，而灾害后的20年间却有15 000~20 000例间接死亡发生。1987年巴西戈亚尼亚137Cs辐射事件说明，要同样重视灾害造成的心理、经济和法律等间接影响。

公共卫生条件的匮乏将加重自然灾害的间接影响。20世纪后期，非洲的持续千旱和亚洲的饥荒随着战争爆发、国内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外部政治干预等因素不断恶化。

20 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和90年代的朝鲜都是由于缺乏公共卫生资源导致自然灾害影响加重。卡特里娜飓风前未重视堤坝结构损坏警告、缺乏水下地震海啸检测预警设备，都是未采取充足预防措施的例子。虽然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同时造成了同一国家内卫生、教育以及财富上的巨大差距，差距形成初期未表现出明显影响，一旦灾害来袭，差距便会暴露出来。

2009年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就是“人类系统灾害”的典型例子：为了扩大养虾场和稻田，缅甸三角洲地区大量砍伐红树林。热带风暴纳尔吉斯造成的暴雨加上低垂直风切变作用在印度洋掀起了长达45km的巨浪，而该地区贫困、人口密集且缺乏基本公共卫生设施，造成31%~ 61%的人口出现慢性营养不良。

冲突导致的灾害

冲突导致的灾害与人类系统类灾害不同，冲突导致的灾害包括恐怖主义以及政治、种族、宗教或经济问题引发的内乱冲突，也包括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战争。2005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有关国际社会可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采取集体行动的决议，目的是保护弱势群体。但某些民族国家的主权仍不稳定，无法保护本国人民。

战争是一种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少超过总死亡人数的10% 。然而由于战争地区人口流离失所，无法保证粮食供应与安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乃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因此战争造成的间接后果更为严重。很少对战争造成的间接死亡率进行完整统计，也未得到大家的重视。

媒体往往以集体墓死亡人数统计、失踪人员人数调查、太平间和卫生部门报告得到总直接死亡人数的30%作为间接死亡率报道，而在某些极端暴力战争，媒体得到死亡人数可能不到实际直接死亡人数的5%。

内战是指因政治动机造成暴力袭击导致平民死亡：“种族清洗”、种族灭绝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灾害。

20 世纪的后30年间发生了较多内战，这些国内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国家间战争。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往往导致严重的直接伤害，有些冲突并未造成很大伤害，但一些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无法得到基本食物、水、住所和医疗服务，其结果是间接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激增。

冲突可出现大量难民，难民的迁移加上简陋的公共卫生条件，可造成大量难民死亡(如前扎伊尔卢旺达难民中暴发霍乱和痢疾)。战争也加重了普通公民营养不良的情况。因此战争造成的间接死亡人数远远地超过了直接死亡。

战争时有政治和人道主义救援，冲突停止后直接死亡人数会迅速下降，此时经济援助和救援物资也随之减少。战区缺乏必要公共卫生医疗与其他基本生活服务，间接死亡率和发病率持续增长，可能10年都无法恢复正常。

自杀、抑郁、酗酒和滥用药物以及性暴力等都会造成社会动荡。经济与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战乱地区儿童易天折且教育工作难以开展，由于缺乏政府管理、经济水平落后和经济萎靡,人免疫缺陷病毒、肺结核和疟疾可重新暴发或加重。一些战后地区垃圾大量堆积，容易造成登革热传播。而长期的战争中，妇女和儿童最容易出现伤亡。

虽然21世纪国内战争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死亡人数在明显下降，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战争频发，一些地区伤亡惨重。在这些地区中，政治暴力、国家层面的暴力镇压不断升级，医疗卫生措施严重匮乏，由此导致冲突扩大或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后才会受到当局者的重视。

过去40年的内战并没有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

在冲突与自然灾害高发的发展中国家，食物匮乏是造成间接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地区人民缺乏维持生长代谢的营养素和维护身体动态平衡的微量营养素。由于灾民众多或文化、地理原因，援助粮食往往无法及时抵达，从而造成饥荒。

非洲和亚洲受灾人员因健康、安全原因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人道主义授助也越来越多地只提供给城市，使得农村难以获取食品援助。

战争中的恐怖袭击可造成直接伤亡，在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常有以人员为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常有路边爆炸装置。无论是自杀式爆炸或是其他恐怖袭击(生物性、化学性和放射性)都可造成严重的间接影响，包括长期慢性疾病和严重而持久的精神损害。

放射性炸弹的目的就是造成大范围的伤害和恐慌。核爆炸包括低辐射和高辐射核爆炸，高辐射可造成数以万计人员伤亡，伤亡人数的医疗需求将大大超出可用医疗资源。

据统计，幸存医师与伤亡者人数比可能只有1 ：(400~ 900)。核爆炸区域无法进行搜救，也无法使用区域内公共、卫生和农业基础设施。

各类灾害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其中可能就涵盖了生物事件，化学事件或者核与放射性事件。故而CBRN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概念，为了使读者更好理解其中的关系，笔者决定从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开始介绍其对应的生物事件等，以及其对应的完整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系统。

2001年美国发生“炭疽邮件”事件，仅仅邮寄的7个信封却引起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巨大变化，也引起了全球对生物威胁的高度关注，促使全球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预防和处置生物事件，在法规政策制定、科技研究和物资储备等方面掀起高潮，该事件也成为国际生物安全领域的分水岭。

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可通过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这些信息对临宋和公共卫生灾害防备、响应和恢复非常重要。

灾害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应注重灾害对临床和公共生造成的影响。分析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危险因素，评估临床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灾害响应计划在灾后长期恢复与重建中或改进尖前预备条件等方面的有效性。

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文献主要是记录灾害情况，缺乏灾害原因和灾害管理的评估与科学研究。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许多灾害医学的调查研究其带来的结果是很快提高了灾害医学水平和公共卫生防御能力。20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量灾害期刊建刊，成立专业协会，投入灾难医学研究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也开始重视灾难医学的影响。现今已有超过700种灾难医学期刊在全球出版发行，内容涉及医学、公共生护理院前急救心理健康社会科学和灾难响应管理等。

医学研究最初日的是提高救灾人员专业技能与灾难的响应能力。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灾难管理上已具备基本经验与技能. 但在减灾与备灾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处于自然灾害高发地区的贫困国家由于基础设施与管理能力有限，一旦发生灾难. 伤亡惨重。全球都应充分认识灾难准备，顶防，规划以及灾难前培训教育的重要比。

大多数情况下，可通过灾难导致的直接影响(如死亡率、发病率、心理应激发生率等)来描述灾难造成的影响。

灾难管理早期的重点是提高技能、减轻灾难带来的直接后果。经过各种灾难的洗礼，灾难专业人上逐渐深刻地认识到灾难对公共卫生和社会科学产生的严重后果，而这些后果却是“间接”结果。这些结果反映了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体制和基础设施上的缺陷。举例说明：如若缺乏最基本的生存元素(食物、居所、衣物)可增加死亡率和发病率。这些间接结果一开始很少得到防灾规划或政府的关注，且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易察觉，无法预估、预判。

从根本上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被定义为对公共卫生系统和(或)其保护性基础设施(如饮水、卫生、住房、食品、能源和医疗保健)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件，并对公共卫生造成直接和间接后果。受害群体有高死亡率可能，且可造成大量人员伤害并致残。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点是提高公共卫生系统、地方和个人的灾难响应能力，以预防、应对突发事件以及灾后恢复。如灾难发生的规模、时间和威胁都远超往常时，灾难响应能力尤为重要。灾难发生后，公共卫生系统都需第一时间参与应急响应。

及时准确地认识到灾难对公众健康产生的影响是灾难预防、规划和响应的关键,并非所有灾难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潜在的、可致伤病的事件”( PICE)是指那些最初表现为静态且控制良好的局限性事件，但可能会很快演变成区域性、国家性乃至全球性的大范围灾难。

灾难死亡率越高，其影响程度越大：资源匮乏、灾难发生的地域、受灾人员数量以及灾难时间都会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相同的灾难可产生不同后果,结果取决于事件发生地点和资源利用情况。灾难可先造成直接伤害，死亡率的迅速变化可导致大量间接疾病的发生。当必要公共卫生资源出现紧缺时，灾难的后果可更加严重，或弱势群体的结果将会更严重。而灾难带来的后果通常会影响整个地区。

因此，灾难响应方案应基于整个地区人员，大多数事件的间接结果都可预防，而间接死亡率和患病率或将成为评价灾难规划和响应工作质量最敏感的指标。

灾难\卫生事件和生物事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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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物事件尚没有统一、公认的概念。以中国为例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该预案的编制目的是“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该预案所称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 自然灾害。其主要包括旱涝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2) 事故灾难。其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 公共卫生事件。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 社会安全事件。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于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其总则中规定颁布该法的日的是“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制定本法”。该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虽然稍早施行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稍晚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在应急对象上词面稍有区别，前者是“突发公共事件”，后者是“突发事件”，但是在涵盖内容上并没有明显区别，都是“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而且在涵盖范围上也没有明显区别，均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而且《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四类事件的具体所指进行了稍详细的介绍。

因此我们理解，虽然上述《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于针对的事件在提法上稍有不同，可能是我们国家在应对紧急事件的应急管理法规上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在本质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突发公共事件”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突发事件”没有严格区别，本书也不作区别。

不过，稍有不足的是，虽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四类事件的具体所指进行了介绍，但是使用了“主要分为”的提法，那么就应该存在“非主要”的突发事件，而且由于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等的复杂性，“分为”也存在“分而难清、分而不清”的情形，尤其是生物事件的分类尤其明显。

另外，《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均强调了所针对的是突然发生的事件，是严重或重大的事件，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突然”“严重”与“重大”也可能含义不同，比较笼统。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四类，其，自然灾害包括的生物灾害，事故灾难包括的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公共卫生事件包括的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包括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涉外事件等都属于生物事件。生物事件涉及国家规定的多类突发事件，是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反映出生物事件防御处置等应急管理的工作难度比较大。因此，《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事件分类方面虽然难度很大，但其地位与国家生物安全形势决定了有必要通过实践。

但是，不论怎样，《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出台是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制建设中的里程碑性事件，对于指导各级政府和机关单位做好生物事件应对准备和应急处置意义重大。

我们认为生物事件是指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对民众健康、社会稳定、环境生态安全及国家安全等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事件，包括突发生物恐怖袭击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实验室生物泄漏事件、外来生物入侵事件及生物武器袭击事件等。为了更好地理解生物事件，我们有必要了解目前经常出现的与其相关的几个概念：

病原体是指有害微生物。生物剂是指对其他生物具有有害效应的生物或其产物，多指生物恐怖所使用的有害微生物或其制品。生物风险是指与生物病原体有关的风险，它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带来利益，也带来风险。
生物威胁是指怀疑但是没被证实施放生物剂的行为。生物犯罪是指涉及使用有害生物、生物剂或生物武器的犯罪行为。生物安全是指全球化时代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及生物技术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与利益的状态和能力。
生物防御是指预防遭受生物武器或生物剂袭击而制定的所有措施，包括防止对人、动物和农业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或危害。

目前在国际生物安全中关注比较多的是微生物病原体，而从人类社会的安全发展需要以及生物科技发展趋势判断，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有关动植物的安全性事件也将日益凸显，尤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安全、转基因食品安全、遗传生殖安全等。

其他原因导致的生物事件案例

1967年马尔堡病毒实验室感染事件

1967年8月，前联邦德国马尔堡法兰克福和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菜德的几所医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中出现一种类似出血热的疫情，工作人员突然发生高热、腹泻呕吐、出血、休克和循环系统衰竭。先后31人发病，原发性感染25人，均发生于实验室工作人员中，其中7人死亡。

继发性感染病例6例，涉及2名医生、1名护士、1名尸检助理和1名兽医的妻子，继发感染患者无死亡。

后经当地的病毒学家快速调查发现这些原发患者发病前大都使用从乌干达引进的长尾非洲绿猴( Cercopithecus aethiops )做过实验，继发患者都是治疗护理原发患者的医师、护士和尸体解剖助理，并且以与血液接触感染最为常见。将死亡病人的尸体组织材料和急性期患者血液标本进行豚鼠腹腔接种和细胞培养，分离培养出一种以前未发现的新病毒。

经证实为此次流行的病原体，由于在马尔堡发生的病例最多，故将其命名为马尔堡病(Marburg disease)。后来，根据其特定的出血症状将其归人病毒性出血热范畴，常称之为马尔堡出血热，新发现的病毒被命名为马尔堡病毒。

1979年苏联斯维尔德洛夫炭疽泄露事件

1979年4月2日至3日，苏联军事重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后改为叶卡捷琳堡)奇卡洛夫区附近的代号为国防部“19部”的微生物与病毒研究所不慎发生爆炸。此后1周时间里，爆炸现场下风向的大量居民出现高烧、呼吸困难和死亡等现象。有人认为超过≤40人死亡，也有人认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

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不仅是苏联主要工业、制造、化工和科研中心之一，而且是苏联秘密发展生物武器核心之地。时任省长叶利饮和克格勃主任安德岁波夫刚开始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感到事态不正常。苏联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要求所有信息不得外泄，有关文字材料一律被克格勃收缴。苏联的高级官员从莫斯科来到该地，成立了紧急事务处理小组。

当地医疗机构宣布暴发了吸入性炭疽疫情，而政府把此归结为人们吃的牛肉被炭疽杆菌污染了。所有患者均被军队医院收纳而禁止送到其他医院。消毒队用氯对病人所在的医院进行了彻底消毒，事故相关区域的房屋也被消毒，野狗等可能污染动物被打死。街道的表层被推土机挖走然后重铺。

严格保密20年后，当地报纸才逐步披露了事件真相，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遗余力地探寻事情原委，更多的细节也逐步公开出来。实际上是1979年4月3日该研究所在更换试验室的通风装置时发生严重错误，造成炭疽病原体外泄，致使附近居民发生感染和死亡。但至今尚不清楚在这桩细菌外泄惨案中到底有多少人员死亡。

1983年，苏联生物武器研究负责人Ken Alibek 透露，一位当年在场的科学家告诉他真实的死亡人员数字是105人，这个数字比较可信。1992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这次事故是苏联生物武器计划项目中发生的一起炭疽孢子泄漏事件，苏联这一行为违背了1972年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也是多年后官方正式宣布的事件原因。

1989年雷斯顿埃博拉事件

（雷斯顿事件笔者也没有找到图片所以给你们看看事件主角“菲律宾食蟹猴”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理查德·普雷斯顿的纪实小说《THE HOT ZONE》）

1989年10月4日，美国弗尼吉亚州雷斯顿城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接收了来自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热带雨林的100只猴子。

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实验动物出现少量死亡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接下来，事情继续往让人不安的方向推进：又有29只猴子相继死亡，这距离它们来到美国还不到一个月。这可把猴舍管理员急坏了。猴子可不像小白鼠，它们获取不易，运输麻烦，还需专人精心的看护，每一只都价格不菲。

管理员赶忙找来专职兽医，兽医剖开了它的肚子，发现脾脏肿大得惊人，肠子里也有淤血，经验丰富的兽医推测，这只猴子可能是感染了猴出血热病毒。

接下来一个星期内，又有11只猴子惨死。看到状况没有好转，兽医开始向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求援。死猴的脾脏样本被送往那里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进行检验—这种实验室是专门用来研究危险病原体的地方，按所研究病原体的危险程度不同分为四个等级，第四级最高。研究人员将脾脏标本的研磨液接种在猴肾细胞上。结果，电子显微镜下的画面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有些细胞被完全摧毁，细胞膜破碎，细胞器不成样子。破碎的细胞残骸上遍布着成千上万蠕虫一般的东西。样品被紧急送往四级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确认——不幸的是，雷斯顿的猴子感染了埃博拉，这可让美国炸开了锅。

这可是自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首次在非洲之外的地区发现非实验室条件下的埃博拉病毒感染案例。美军马上开动，封锁了整个猴舍的大楼，大开杀戒，所有的猴子无一幸免，整个大楼几乎成了没有生物的世界。

1990年2月，雷斯顿埃博拉病毒再次在雷斯顿、菲律宾以及德州爆发。1992年及1996年，更多病例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和德州被发现。所有感染的猴只出现与猿猴出血热类似的症状。在这两起爆发中，没有任何人类受到感染。

2003年实验室SASR感染事件

2003年12月一名台湾SARS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感染SARS冠状病毒。

台湾这名感染者是“国防预防医学研究所”工作人员，该研究人员从实验室操作到后来发病的处理过程，包括在实验室清除废弃物时出现疏失,没有主动通报，后来去新加坡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出现发烧症状，但没有第一时间告知、通报，以致造成民众心理冲击。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内未能遵守规章，因操作疏忽而感染SARS。

另一个原因是台湾SARS实验室人手不足，科研人员常常单独工作，提高了发生意外和错误被忽视的风险。2004年4月安徽北京先后发现新的SARS病例，后经调查认为SARS疫情源于实验室感染。该实验室感染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未经严格效果验证的灭活SARS冠状病毒在普通实验室进行实验，造成人员感染。

生物恐怖主义的特点及其危害

不同生物事件具有不同特点，但也有一些共同特点:作用对象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植物及生态环境;一般发展进程起初比较隐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可能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一般感染面积或影响范围比较大，往往是区域性的，跨街道、跨城市、跨州甚至影响到国外引发全球性灾害; 一般灾后恢复比较慢，甚至多年难以彻底恢复。下而主要以生物恐怖为例，概述人为攻击性生物事件的特点及其危害后果。

1，具有传染性、隐蔽性强、效果出现时间比较长

生物剂是生物恐怖分子最可能选择的袭击工具。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事件中的炭疽孢子具有明显的生物剂特点。国际上公认的生物剂分为潜在性生物剂和标准生物剂两大类。大量资料显示，生物剂至少有6大类23种病原微生物及毒素。这些生物剂的使用方式也已发展成以气溶胶形式大规模散布。生物恐怖袭击常选用活的病原体，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另外，生物剂所致疾病都有一定的潜伏期，其往往和突然暴发的疾病互相混淆，不易鉴別，隐蔽性较强。其实早在史前，古人就已开始使用生物武器———他们在箭头或标枪上涂抹从植物或动物中提取的毒素以猎杀借物或杀死敌人。

生物恐怖与其他的恐怖形式有显著的不同，在典型的恐怖事件中，一般能发现发生恐怖事件的证据，但是生物恐怖活动一般不会立即产生可见的恐怖事件特征，发生生物恐怖袭击的第一个证据可能是出现疾病。因此，在发生生物恐怖袭击事件后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才会出现结果，并且这时也很难立即确定这是否是因为故意施放生物剂而导致疾病的暴发。

2，生产容易、成本低廉、施放简单

第一，从技术的角度而言，许多生物剂都可以从自然界或者受害者身体上分离得到。第二，许多生物剂对生长、生产条件要求很低，用普通的培养方法就可以获得发动恐怖袭击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第三，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许多先进的生产设备。微生物大量培养所需原料来源方便，加之现代高效培养技术的发展，使生物剂生产成本比较低廉。第四，生物剂的释放方式多种多样，受到的限制因素少，施放简单。

3，作用面积大、危害时间长、影响效应广泛、损失巨大

生物恐怖袭击的作用效果较长，因而会对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产生巨大影响，造成人们的巨大心理压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生物武器作为生物恐怖目的的极端手段，尤其令人担心。目前人类所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cn, WMD)中，面积效应最大的不是氢弹和原子弹，而恰恰是生物武器。下面仅以生物武器为例简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对其危害的评估，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此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据WHO推算，一架战略轰炸机使用不同种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无防护人群，各自的杀伤面积如下: 100 万吨当量的核武器为300平方千米; 15 吨神经性化学毒剂为60平方千米; 10 吨生物制剂可达到10万平方千米。1991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研究使用携带有1吨弹头的导弹对一一个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公顷30人的大城市进行攻击，在理想的情况下，对传统炸药、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致人员伤亡情况进行了比较。1993 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对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的效果进行了预测，在人口密度为3000~10 000人/平方千米的华盛顿特区利用飞机等航空器播撒100千克炭疽杆菌芽孢，将有13万~300万人死亡，地区毁灭性等于甚至超过一枚氢弹的威力。

1970年WHO对使用生物武器所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进行了比较权威的估计预测，如果在一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发达城市以飞机播撒50千克的炭疽杆菌芽孢，理论上会有25万人员伤亡。虽然该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高度依赖于攻击的性质、所使用的生物剂及其使用浓度和施放方式及施放时的天气情况，该估计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也是日前生物武器伤亡情况最权威的预测

上述数据是WHO在1970年发表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健康危害”中提出来的。WHO推算模型假设生物剂攻击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一个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并且在人口稠密区没有良好的人员疏散条件。该模型并且假设50千克含有10X1015个病原体的生物剂干粉以与风向有合适角度的方式在2千米直线距离范围内进行播撒。该模型假设生物剂是通过飞机施放的，但计算伤亡人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施放工具的区别。该模型以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为例，在5~7 分钟内生物剂可以有效扩散1千米，大约使6万人发生暴露，2万人失去行动能力，其中大约有200人死亡。而炭疽杆菌施放后生命力可以保持至少2小时，在此期间生物剂可以传播至少20千米，大约使18万人发生暴露，其中3万人失去行动能力，9.5万人死亡。

实际上使用生物剂进行攻击时将因为受到许多因紫的影响而使得实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变化比较大，这些情况包括:生物剂本身的情况，如浓度、颗粒大小、稳定性和病原体存活率等;释放时的环境情况，如日照、风向风速，温变、雨雾等;释放时人员活动情况，如高活动、睡眠等。WHO也对在上风向2千米航空播撒50下克生物剂对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攻击时所可能造或的人员伤亡情况进行了估计预测。总体而言，生物剂袭击所导致的人员伤亡情况是很严重的。

生物恐怖主义事件案例

1984年美国罗杰尼希宗教分子生物恐怖事件

1984年美国罗杰尼希宗教分子生物恐怖”事件。

1984年9月在一个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上，罗杰尼希(Rajneeshees)宗教教徒在美国俄勒冈州沃斯科县达尔斯镇的多个餐馆沙拉吧台里播撒了沙门氏伤寒杆菌，导致该镇751人患急性肠炎，其中40多人人院治疗，但没有人因此死亡。

卫生和司法机构对事件的调查确认进展缓慢，俄勒冈州总检察长大卫。B.弗朗麦尔(Da-vid13.Frohmayer)成立了一个由俄勒冈州州警和联邦调查局组成的跨机构工作组，获得搜查令和传票后对该宗教分子盘踞的活动基地奥修庄园城展开搜查，并在庄园里面的一个医学实验室内发现细菌样本证据，实际上事件发生一年后才有宗教分子在接受调查时供出原因和污染源头。

这次袭击的目的是影响该地的选举，以便该宗教组织的候选人能够在沃斯科县选举中胜出。这次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生物恐怖攻击，也是自1945年以来经过确认仅有的两饮恐怖分子使用生物武器危害人类的事件之一(另外一次是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事件)。

这场疫情给当地餐饮业造成了数十万美元的损失，卫生部门关闭了受影响区域的沙拉吧。一些居民由于担心会有进一步的攻击而不敢独自出门。一位居民表示:“人们都很害怕，都吓坏了。他们不敢出门，不敢单独外出，人们都成了囚犯(把自己关在家里)。”

1992年奥姆真理教地铁生物恐怖事件

1992年10月日本奧姆真理教(AumShinrikyo)头目SokoAsahra带着他的40个追随者旅行到扎伊尔，目的是帮助埃博拉病毒受害者。根据1995年10月31日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宗教分子实际上是去那里获取病毒样本以便制造生物武器。

1990~1993年，奥姆真理教信徒在日本四度施放炭疽芽孢，由于他们使用的是日本日前用于动物免疫接种的疫苗株，而没有造成伤亡。1995 年3月该恐怖组织在东京地铁释放化学毒剂沙林，同时在东京地铁等人口密集区散布炭疽杆菌气溶胶和肉毒毒素，警方突击搜查了这个组织的实验室，发现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原始的生物武器研究计划，研究的病原体有炭疽杆菌、Q热贝氏柯克斯体和肉毒毒素，并在生物武器库中发现了肉毒素和炭疽芽孢以及能发生气溶胶的喷洒罐。

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事件

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事件2001 年美国“炭疽邮件”事件是在美国发生的一起从2001年9月18日开始为期数周的生物恐怖袭击。从2001年9月18 日开始有人把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个新闻媒体办公室以及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事件中共奇出7封信，导致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直到2008年最主要的嫌疑人才被公布，但是对于炭疽孢子的来源以及袭击者等至今仍然在美国存在争议。

通过对搜集的炭疽细菌进行菌株检测，发现其携带的基因均导向了陆军生物防御实验室的肺炭疽Ames株。而在FBI进一步的侦查中，有越来越多的不利证据指向了该所的研究员布鲁斯•埃文斯（Bruce Ivins），不过这些证据并不具有决定性，所以华盛顿地区大法官一直没有签发逮捕令。2008年，埃文斯突然使用对乙酰氨基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后FBI将埃文斯定为2001炭疽袭击的唯一责任人，不过这个结果受到了大量的质疑，有人认为埃文斯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并不具备将炭疽变为可吸入粉末的能力。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