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CBRN·生物篇（三）——把恶魔关进冰箱
编者按：当人类发现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并不是个好主意的时候，恶魔早已来到人间，并且关不回去了
上一篇：管窥CBRN·生物篇（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编者按：当人类发现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并不是个好主意的时候，恶魔早已来到人间，并且关不回去了
生物武器发展 · 下
美国政府的生物武器政策
从二战期间报复性使用到1956年的进攻性使用，再到1969年的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美国生物军备政策经历了一个大的起伏。
20世纪末又因生物恐怖而转人全民生防。以后的走向仍然不可预测，既有可能继续维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开启生物军备。这取决于美国对新的生物威胁的判断，对新的生物武器价值的判断和对新的生物战方式的道德评价。
新的生物威胁可能来自敌对国家、恐怖集团，甚至可能来自个别疯狂的科学家，当新的病原体威胁到来时，美国可能最先采取防御措施，并有可能由最先破解到最先制造。当看到某种新的病原体或某种新的分散投放方式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时，即便仅是出于防范，美国也会去掌握和给予新的道德解释。
过去的历史表明，美国科学家在判断生物威胁、生物武器价值和生物战道德上，对政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而科学家队伍又常常意见相左，如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德伯格和梅塞尔森就常常观点对峙，前者强调生物威胁而后者则不以为然。这也增加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各国，生物武器政策都是一项很不确定、很不连贯的政策，这种不确定不连贯来自3个方面:一是来自对敌人生物威胁判断的不确定，有时大有时小;二是来自对生物武器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有时大有时小;三是来自对生物战道德认识的不一致。美国生物政策在战后也充满变化，有5件事情成为美国政策变化的转向标。
1、1956年版《陆战法》修订生物战政策
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美国的生物战政策一直是报复使用。直到1954年陆军守则《陆战法》(The Law of Land Warfare)仍然规定：“仅在敌军使用的前提下，美国才对敌人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
情况随后发生变化。当年5月，美国陆军参谋长要求对只报复性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进行重新审查。陆军一直认为：“生物武器进展上的一大障碍是，军方不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在一种永远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上”。在1956年的《陆战法》中，删去了1954年版“仅在敌军使用的前提下”的字样，并宣称：“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标志着美国生物战政策从报复性向进攻性的转变。
美国之所以改变奉行了10年之久的生物战政策，有两个原因：
一是对苏联生物武器威胁的紧张感逐步升级。
50年代初，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评估承认，尽管苏联与西方在技术上有着公认的差距，特别是在抗生素的生产和工业发酵方面。但毫无疑问，苏联正在实施生物武器计划。1948 年美国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对媒体称，他有权威的证据表明，“苏联已经完善了这种散布瘟疫和细菌的武器”。
当苏联1949年8月试验了第1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的军事分析家们猜测，生物武器将是其下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虽然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很贫乏，但1951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确认，苏联拥有生物武器，并且用人体进行实地试验。报告称：“ 苏联对生物武器的兴趣由来已久，未经证实的报道表明，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投人了大量精力，而且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我们必须持这样的看法，不这样认为是愚蠢的，苏联在生物战方面已经拥有进攻能力。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人在致力于获取他们的生物武器媒介和弹药的确定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美国认为，苏联的生物武器对于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着手进行生物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于1954年2月20日在苏共20大上讲话说“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美国更加认为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是确定的。
二是美国提升了对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估量。
早期美国决策层和军队对生物武器的效能将信将疑。二战后转向肯定甚至夸大其价值——1947 年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把大规模杀伤武器定义为：“原子炸药、放射性物质、致命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在未来研制的任何在杀伤力方面可与原子弹或上述其他武器相比的武器。”
这种把效果未经确证的生物武器与化学和原子武器归于一类的观点，后来蔓延到全世界。
1952 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要求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或“教化”，使之接受生物武器。“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强调指出，虽然可供利用的生物武器有在多种场合使用的潜在效力，但只有当军事行动指挥员确信有关武器对于完成其任务具有优势时才得使用。因此通过试验以确定生物武器的实战性能，以及通过教育传播和建立对于试验结果的信心是必要的。”
美国青睐生物武器还在于看到了生物武器非致死性、失能性的战场效用。在1960年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迪特里克堡的进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美国认为，苏联的生物武器对于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着手进行生物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于1954年2月20日在苏共20大上讲话说“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美国更加认为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是确定的。
美国青睐生物武器还在于看到了生物武器非致死性、失能性的战场效用。
在1960年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迪特里克堡的进展情况，五角大楼首席科学家郝伯特·F·约克报告称，非致命性生物武器展现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新视野”，这种武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病毒可以是温和的伤害型如流感，也可以是致命的其威力好比原子弹。陆军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将军描述了这些武器(如Q热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当时的一种新的非洲病毒等)是如何使用的。它们能覆盖广大地区，使敌方遭受重大损失，但不摧毁建筑和财产。
生物武器可以适应更多的军事选择。认为传播低致死率马耳他热菌的US炸弹之类生物武器“是一种非常人道的武器”。D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一观念，称令人致残的毒剂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想法”。
肯尼迪当选后不久，定义了一种基于“有限和灵活反应”的军事政策，对五角大楼有权制定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计划予以支持。他要求在武器研制方面有所创新，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
这期间20年，成为美国生物军备加速发展的时期。大规模的生物战计划在6个军事基地、70多所大学以及私营公司和承包商参与下进行。
1959-1969 年是美国攻击性生物武器研究和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已经可以安全地进行大规模病原微生物的发酵并对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毒素)进行提纯、浓缩。此外，液态和固态生物制剂的稳定性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并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生物武器，总体技术水平和生物武器储备基本与苏联相当。
2、生物科学家的反战
1963年夏，肯尼迪政府邀请学界专家到华盛顿休假，请他们提供有关军备控制的意见。曾获诺贝尔奖的哈弗大学生物学家马修· S·梅塞尔森是受邀学者之一。他为此访问迪特里克堡，并问：政府已经有了核武器，为什么还要生物武器？回答是生物武器更便宜。
梅塞尔森就此考虑了好几天，他得出的推理是，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使战争非常昂贵。当战争昂贵时，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先进装备，只有富国才能玩这个游戏。如果一种廉价武器具有了毁灭性力量，将扯平战场上的高低之差。这一推理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对随后美国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政策的改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1967年1月梅塞尔森、埃迪萨尔向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递交一份请愿书，5000 名科学家，包括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27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签了名，反对当前美国政府化学和生物武器政策。1969年6月份，梅塞尔森应基辛格邀请起草一份关于生物武器的“立场”报告，简述了战略生物武器对平民的威胁。论述美国不需要这类武器，“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使其他国家不要获得这种武器”。
“在科学上倡导反对生物武器在战后已建立了很强的组织基础”，科学家团体对生物武器政策的影响在美国愈加明显。包括微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疾病专家在内的各类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专业网络，具有对生物武器军控领域做解释的权威。
他们认为，从技术上讲，生物武器没有在战争中检验过，尽管进行过大规模的模拟，其结果仍可能是不确定的和地理上不精确的，有意制造的疾病流行效果需要相当时日才会出现。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方面起得作用不大。在道义指责方面，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称1968年初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致命生物武器媒介实地试验，从定义上说都是对公众安全不负责任的冒险。他问：“有谁有权来摆弄这些旨在点燃’受控的瘟疫’之火的火柴吗？”这表明，不仅使用生物武器是不道义的，秘密研发生物武器也是不人道的，也要受到指责，美国生物政策由此举步维艰。
3、尼克松宣布放弃生物武器
1969年11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声明美国放弃生物武器：“人类手中已经掌握了太多自我毁灭的种子，我们今天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创建一个所有国家之间和平与理解的气氛。”
他在那天的第35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中提到，今后美国政府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的“致命性方式”及“其他一切方式”，使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只限于“以防卫为目的的研究和开发”。陆军部于1969年8月下令停止所有生物毒素和战剂的生产，停止装填任何播撒装置。销毁针对人的生物武器储存和弹药的工作于1971年在松树崖兵工厂( 派恩布拉夫X-201工厂)开始。
1971 年5月到1972年5月，国防部销毁了存放在该工厂的生物剂，包括220磅炭疽杆菌、804磅兔热病杆菌、334 磅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4991 加仑液体委内瑞拉马脑炎菌液、5089加仑热伤寒杆菌液和上万枚生物弹药。随后，生物武器研发基地迪特里克堡改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生物武器的商业和学术合同被取消，所有农作物疾病研究被转到农业部，有关生物侦查设备和防护服的研究被转到埃奇伍德兵工厂。杜格维试验场的防卫试验大幅度消减，生物武器研发的经费削减了一半，并改为防卫性意图。
1972年4月，尼克松代表美国签署《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1974 年底，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该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1975年1月22日,福特总统在公约上签字。随后美国销毁了库存的10种25个型号的生物弹药。当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国际限制生物武器的法则得以建立。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尼克松为什么放弃生物武器？有3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生物武器的军事价值受到普遍质疑。英国1959年已经结束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法国1960年成为核大国后，对生物战的兴趣也随之迅速降低。美国国内科学家组织则历数生物武器的弊端。
其次，20世纪50年代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在消退。当梅塞尔森询问中央情报局是否有其他国家也在开发生物武器时，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对苏联有所怀疑，但没有过硬的证据。当时美苏开始了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核威胁也在削减。
其三，关于生物武器的道德，因美国在越南使用植物杀伤剂、在国内进行生物战剂野外试验而引起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1969 年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环境保护法》，要求生物武器项目主管方报告其处理符合环境安全标准。有数百千克媒介、包括干燥炭疽杆菌和土拉杆菌、7.3万千克麦锈病和900千克稻瘟菌，以及数万枚装填的炸弹需要安全销毁，生物武器设施需进行净化，设备予以拆除。生物武器使用和研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环境的影响，使它走向末路。1970年底，美国停止了在越南使用植物杀伤剂。
4、80年代美国多次指控苏联使用和研发生物武器
和缓的生物武器政策执行没有几年，情况又发生变化。这次变化很像是1934年，有关德国生物武器情报刺激了英、法、美、加。这次是有关苏联的生物武器情报，改变了美国生物武器政策走向。
1981年9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西柏林的一次谈话中，指控苏联在东南亚使用致命性的单端孢霉烯真菌毒素。“黄雨”的传说来自逃离老挝的苗族难民，他们说越南或老挝的飞机向他们喷洒一种使人患病、死亡的致命物质。在被要求提供物证时，他们拿出了带有黄色斑迹的植物和石头。此后多国介人调查，最终“黄雨”的指控未获支持。美国进行了独立专家调查，在东南亚搜了年，寻找能够支持这种指控的证据，但没有找到。后来发现那些叶子和石头上的黄色斑迹是亚洲蜜蜂的无害的排泄物。
尽管“黄雨”指控是一次误判，但美国的疑心仍未消除。1984年、1985年、1986年和1988年，美国就苏联的细菌开发活动先后5次正式提出外交抗议。指控特别指向了1979年4月2日的炭疽病爆发，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十九号大院”散发出来的气雾使该地区的近5000名受侵害者中有约70人死亡，至少有十几人患病。美国怀疑是生物武器工厂发生了爆炸。果然，十几年后，1992年5月，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公开宣布，军方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热瘟疫负有责任。
美国的多次指控表明，他们怀疑甚至确信苏联正在把生物技术最新成果应用于进攻击性生物武器项目。由此开始了美国与苏联的一场未宣布的生物武器竞赛，动员美国最优秀的研究者探索生物技术的前沿，希望找到新技术能够帮助应付那些用于战争的新型病原体的威胁。
里根政府把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解释为允许研究所有致命病原体，只要出于和平的目的。在保护军人和公民的名义下，出资支持100多个项目，其中“51 个旨在制造新的病原体，32个为了提高毒素生产，23 个为了击败疫苗，14个为了阻止诊断, 3个为了欺骗保护性药物”，“用于生物防御科研的经费成倍增长，达到每年9100万美元”。
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美国历史上军备建设发展最快的时代之一，生物军备也是如此。
这又是一次急剧的变化，但为期不久。苏联解体后，美、英和俄罗斯交换视察了对方的4个生物武器基地，1992 年4月11日，叶利钦签署禁止攻击性生物战争研究的命令，一些设施开始拆除。随着两大军事阵营对峙的结束，生物对峙也结束了。“到20世纪80年代末，细菌战在美国军事战略中已处于边缘地位"。
5、克林顿的生物防御计划
新的政策来自新的威胁，代替冷战期间来自苏联生物威胁的是生物恐怖活动和扩散的威胁。如1984年，邪教“静修会”在美国俄勒冈州10个沙拉餐馆和咖啡馆中投放沙门氏菌属，导致751人中毒。这是恐怖分子第一次在美国土地上大规模使用细菌。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对来自伊拉克的生物威胁过度敏感，鲍威尔决定给部队做炭疽和肉毒杆菌的防疫。
1997年底，克林顿邀请科学家共进晚餐，其中有发起研究绘制细菌和人的基因图的分子生物学家J·克雷格·文特尔。文特尔提醒总统，基因研究可能落到坏人手里，使敌人重新构造罕见的微生物杀手。并推荐总统看一本新的科幻小说《科博拉事件》。
小说描述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决心要减少世界人口，把类似于普通感冒病毒的天花病毒与一种摧毁神经的昆虫病毒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理想的末日细菌“脑天花”，它传播迅速，溶解于大脑。克林顿读了此书，并问国防部该小说描写的情景是否有可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哈姆雷说他没有读过此书，“但我马上就会让100个上校来读此书”。
第二天，哈姆雷向白宫递交了一个初步评估，认为描写的场景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生物威胁由此进人虚幻与现实混织时代，科学预言或幻想将决定一国的生物政策。
（《科波拉事件》的作者是著名纪实类小说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笔者最喜欢的纪实文学作品《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同样出自他的笔下）
1998年5月，克林顿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演讲，阐述了他的生物武器防御计划，提出将以5年时间、4.2 亿美元，在美国历史上第1次建立疫苗和抗生素的储备，投人资金支持对致命病原体的基础研究。强调解开人类基因组密码对设计新的抗生素的潜在重要价值。保证资金改善美国的公共卫生设施，“以提高我们针对恐怖主义的准备，并帮助我们对付自然产生的传染疾病”。“ 我们决不能把生物技术的利刃让给危害我们的人”，卫生部部长夏娜娜接着发言：“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将公共卫生体系，直接融人国家安全体系。”
由此开启了美国“生物民防”。美国面临的问题是，生物武器到底构成了多严重的威胁，以及——美国应该花多少钱来对付这种威胁。如果生物威胁只是一个幻局，那么投人已经太大；如果危险是真实的，那么美国仍然处在准备不足的状态。
系列未完
参考资料：
《合成生物技术的应用伦理研究》——（杨旸 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生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及其反思》——（姚琳 著） 武汉理工大学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研究》——（杨磊 著）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
《合成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研究》——（曾庆娟 著） 湖南师范大学
《 NEXT GENERATION BIOWEAPONS:THE TECHNOLOGY OF GENETIC ENGINEER INGAPPLIED TO BIOWA RFARE AND BIOTERRORISM》——（Michael J. Ainscough Colonel 著）USAF Counterproliferation Center
《疾病文图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玛丽·道布森 著）（ 苏静静 译） 金城出版社
《生物战史》——（朱建新 著） 时事出版社
《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物事件应急管理》——（郑涛 祖正虎 田德桥 著） 科学出版社
《瘟疫与人》——（威廉H·麦克尼尔 著）（余新忠 比会成 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生物武器》——（珍妮·吉耶曼 著）（周子平 译） 三联新知文库
《突发事件与灾害中的 卫生对策》——（B·Wisner J·Adams 著）（王座元 黄相刚 王昕 译）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生物安全》——(叶冬青 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ADVANCED DISASTER LIFE SUPPORTTMCOURSE MANUAL》——（Richard B. Schwartz 著）
《BASIC DISASTER LIFE SUPPORTTMCOURSE MANUAL》——（RAYMOND E. SWIENTON ITALO SUBBARAO 著）
《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徐德忠 李峰 著）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BIODEFENSE IN THE AGE OF SYNTHETIC BIOLOGY 》——（Committee on Strategies for Identifying and Addressing Potential Biodefense Vulnerabilities Posed by Synthetic Biology 著） Committee on Strategies for Identifying and Addressing Potential Biodefense Vulnerabilities Posed by Synthetic Bi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