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的不像阿富汗人，以前不像，将来也不会。”“我上一次体验阿富汗的城市生活还是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喀布尔，那里充满了恐怖和压迫。现在，我再也看不到挂在灯柱上的尸体，穿着黑衣巡逻的塔利班分子，或是当街被棍棒殴打的人。我很高兴看到风筝在城市的屋顶上飞舞，孩子们玩闹着吃着冰淇淋，不留胡子的男人微笑着在摊位上买烤肉串，听到商店和汽车里传出音乐，看到妇女带着孩子在五颜六色的市场上购物。总的来说，我感到一种安乐祥和的气氛，我希望这些人民有一个安定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退役丹麦陆军特种部队士兵Thomas Rathsack所著回忆录《Jaeger: At War with Denmark's Elite Special Forces》（猎人：丹麦精英特种部队战斗实录）

原文：

我长的不像阿富汗人，以前不像，将来也不会。我结实的身材，宽阔的下巴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面部特征，与典型阿富汗人的窄脸和鹰钩鼻相去甚远。但现在我的胡子和眉毛几乎都染黑了，脸上和手上则涂满了棕色的面霜，头上包着一块阿富汗传统头巾，身上穿了一套同样传统的服装，由卡其色外衣和一条宽松的裤子组成。

在罩衣下面，我穿着一件防弹背心，腰带上挂着9mm口径的USP手枪以及两个备用弹匣，一把戈贝尔杰克(Gerber jack)匕首，还有一台对讲机。对讲机连着一个独立的、与皮肤同色的定制耳机。我穿的LOWA沙漠靴是唯一能暴露我军人身份的东西，但如果任务中出了什么问题，我必须能站得稳跑得快。

身穿阿富汗罩袍，执行LOW-VIS任务的DEVGRU队员

在离开了阿富汗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这个国家，看样子阿富汗就是不肯放过我。我和其他五名队员一起，藏身在阿富汗中部的一个大城市里，我们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低调隐匿状态。这次的任务是绝密的，我们穿着平民服装，混杂在当地居民中行动——没有作战服、没有外露的武器、也没有军用车辆。

和我一道坐在车里的是米克尔（Mikkel），一位曾在阿富汗偏远山区的侦察行动中与我并肩作战的老朋友。像往常一样，当夜幕降临，整个城市开始沉睡的时候，我们乔装打扮开始行动。在白天，我们可能会立即暴露身份。但是在晚上，在昏暗无力的路灯下，我们开着一辆破旧的，车窗满是泥污的丰田车，躲过检查的概率就高的多。我们用当地的小饰品装饰汽车的内部且几个月没去清洗它，使它完美融入了当地的环境。

这辆车松散稀烂的外表掩盖了它机械部件的良好工况。发动机、变速箱、减震器、刹车和轮胎都相对较新。我们还向轮胎中注入了特殊液体，使汽车在爆胎后能继续行驶20公里。

这种隐藏于人群的状态，意味着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武器。不过，一旦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我们肯定会发起一场像样的战斗，尽管我们的装备很有限。

C8卡宾枪——用于近距离战斗(CQB)的短枪管版本放在前排两个座位中间，随手可以取用的位置，平时用一块深色的布盖着。除了随身手枪和这支C8，我还有一把枪，我们称之为“第三把枪”，插在两个座位之间的枪套里。6个步枪弹匣，每个弹匣中装填了28发子弹，分别贴着门放置，同样用布覆盖。手榴弹和烟雾弹都隐藏在座位下面。我们的跑路用背包里还藏着额外的弹药、夜视镜、卫星电话、电池、500美元、水和紧急食品配给。如果被迫离开汽车，把它们带上是至关重要的。

2005年，2名化装执行任务的SAS被当地警方抓获，车内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这次的行动涉及一名三十多岁的特工，他的掩护身份名叫埃里克（Eric），其工作是为西方国家驻阿联军的高层决策者收集情报。这种类型的信息是高度敏感的，拥有此类信息的往往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或者与这些人物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埃里克试图拜访并获得这些消息来源的信任，这不是喝一个下午茶就能达成的。这种类型的渗透进展缓慢而危险。

埃里克的工作通常是孤独的，这需要大量的文化、政治、语言知识，尤其是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掌握间谍工作的基本技术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缺乏工作所需的社交技能，他还是不能与线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虽然有些线人没有原则底线，乐于拿报酬换信息，但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往往并不为金钱所动，他们受理想信念的驱动，想要接近他们需要一种更为合适的方式。

此外，埃里克的工作能否成功取决于他的真实身份有没有被揭露。他外出时总是尽量不引人注意。埃里克和他的同事们不仅在工作上很低调，在私下里也是如此。很少有现实中的朋友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以埃里克为例，连他自己的家人都蒙在鼓里。

埃里克喜欢独自工作，并不希望我们对他进行保护。参与的人越多，行动的规模越大，暴露的风险就越高。一旦行动曝光就会危及他和我们的人身安全，并损害他的整个线人网络。尽管如此，埃里克的上级组织仍然认为阿富汗现在非常不安全，因此调用了我们猎兵部队（丹麦陆军特种部队）来执行安保工作。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埃里克，把他送到与线人会面的地方。任务其实非常简单，但它对我们的创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并不熟悉此种类型的行动。

通常，当执行任务过程中出现危险时，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调用。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得靠自己。如果出现问题，没有快速反应部队捞人，没有炮艇机提供支援，更无法通过对讲机呼叫到喷气战斗机，我们的对讲机只能用于两辆车之间的通信，除此以外无法联系到任何人。除了我们最信任的队友，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个地区活动。当然，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被认出是西方国家的士兵，不仅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也会使我们无法再次在这里开展情报工作。

为了这次任务，我们在丹麦的猎兵部队基地进行了数月的训练。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车内行动，以及如何离开车辆开展下一步行动。汽车这将是我们的主要行动平台，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我们才会离开车辆。我们在破旧的汽车上练习驾驶技术。当我们练习高速180度调头和各种甩尾、躲闪的动作时，有时会出现想要成为赛车手的错觉。

英美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展了大量以车辆为依托的化装侦察行动，图为使用C8卡宾枪的英国特种部队，丹麦猎兵也使用该枪

我们在丹麦的乡村道路和较大的城镇里练习跟踪汽车。学习使用多辆车交替跟踪，以减少被注意的机会。我们也学习如何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自己被跟踪。如果被跟踪，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脱离。我们曾多次在又小又黑的乡间小路上实践这种高速脱离机动，剩下几个假扮成特工的队员则脸色苍白的蜷缩在后座上。

训练的另一个重点是学习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找到并接上线人。备份的接头地点和应急方案是必须的。此外，我们还在汽车上练习近距离作战技术，为对付敌对的、顽固的对手做准备。

我们还学习了普什图语的基本短语和词汇，普什图语是阿富汗最常见的语言。最后，我们成为了第一批完成化妆课程的丹麦士兵，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学习了如何给眉毛上色、让皮肤变黑，以及如何用胶水粘上假胡子。

训练演习是一回事，真正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我开着那辆旧丰田车，驶出机库，驶上一条小石子路，这条路通向基地远角的一扇大门。汽车不使用的时候就停在一个废弃的机库内，没有其他人可以进入。这也是我们为夜间行动更换衣服和化妆的地方。

米克尔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仔细查看着GPS和城市地图。我和米克尔相处得很好，我完全相信他会一如既往地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几年前，他是我的搭档，在阿富汗东南部山区执行了一项艰难而劳累的任务。就是在那时，他赢得了我最大的尊重，他是一个很好的队友。

过了大门，我们向左拐，往市中心开去。队里的另外四个队员就在我们身后几百米远，视线以外的地方，他们坐在一辆老式丰田海斯(Toyota Hiace)面包车里。这辆车的机械状态和我们的车一样好。它的后窗安装了窗帘，这种做法在阿富汗当地相当普遍，它恰好为我们在车里和某些线人交谈创造了条件。

埃里克正在城里开会，需要我们从一条偏僻的小路过去接他。进城的路要路过黑暗、坑坑洼洼、而且通常是两侧未封闭的道路。这里宁静祥和，几乎没有交通堵塞，然而堵车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优势，让我们可以藏身于车流中不易被发现。夜间的小镇没有毛拉召唤信徒去祈祷、房子里也没有灯光，我们只看到几个人在步行，外加偶尔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的疲惫身影。街上没有妇女和儿童，但是有很多野狗在外游荡，寻找着污水和食物残渣。

米克尔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就是密切关注计划中的路线。我保持足够慢的速度，这样他就可以用一个小手电查看地图和GPS。我们或多或少知道阿富汗政府部队在哪里设立了检查站，但偶尔在他们换防后，我们也会被发现。被检查站拦下非常麻烦，照在我脸上的手电灯光几乎肯定会暴露我的伪装。如果一名检查站警卫固执己见，执意要知道我们是谁，在做什么，那么局势可能升级为对抗，虽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al-Qaeda)。

另一辆小型厢式客车沿着与我们平行的路线行驶。行动前我们会在地图上标出一些方位点，这样就可以在对讲机频道中使用这些代号来确定两辆车各自的当前位置。在部分路段我们也会一起行驶，我们分别拧下了两辆车的左尾灯和右前灯的灯泡，这样就能在黑暗中进行快速识别。在阿富汗，开着灯光不全的车辆上路不怎么会吸引交警的注意。

小型厢式客车也被广泛应用于特种作战，图为在客车前合影的DEVGRU红队

米克尔指示我在有一个大十字路口的街道上向左拐。沿着这条街走大约100米，我们看到了前面的军用车辆和路障，这迫使我们的车辆减速。这一检查点并未标注在地图上。此时已没有机会离开，如果我倒车或掉头，这就表明我们有东西要隐藏。除了继续下去，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一路向前开去。

米克尔把他的地图和GPS藏在座位下面，我则检查了一下第三把枪是否在位。时间刚过凌晨1点。我希望阿富汗的警卫累了，直接挥手把我们放行。但当我们接近时，一名手持AK-47步枪的警卫走到路上，示意我们停下来。米克尔和我都低声咒骂了一句。我摇下车窗，慢慢地向他驶去。

“你好!”他向我们打招呼。

他很年轻，嗓音清亮。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见到我的脸。

“你好”我轻声回答，希望不会暴露我的口音。

他拿出了手电筒。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打开手电，对着车内照射。首先照到的是米克尔，但警卫似乎对他不感兴趣，而是把光束移回我身边，直接对准我的脸。电筒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盗窃被抓了现行的小孩——暴露无遗，脆弱不堪，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惩罚。

然后警卫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好在语气很友好，也不显得咄咄逼人。他斜靠着车门，就在我的脸面前，这个距离一定能看出我不是本地人。

我改用英语，以一种友好的语气问他“你好吗？”

他点点头但是没说话，毫无疑问他已经看破了我的伪装，如果我继续伪装成本地人用蹩脚的普试图语和对方交流，反而更显得可疑。

我伸手去拿藏在仪表盘缝隙里的一小叠50美元钞票，这就是准备遇到麻烦时行贿用的。

我决定赌一把，慢慢地递给他这一叠美金，然后用英语说了声“谢谢”。

他沉默不语，却把手电的灯光照在50美元纸币上，饶有兴趣地仔细端详着。这笔钱大概相当于他几个月的工资。随后他关掉手电，看看其他警卫，发现他们并没有往这里看，正围着一辆军用吉普车聊天。然后他就把美金悄悄放进口袋里。

“可以了，走吧”他轻声说。

很幸运，他没有理由冒着与我们产生冲突的风险拒绝到手的美金。

我感谢了他，挂档，慢速继续沿着街道向前开去。

米克尔和我都长出了一口气，美元行贿万岁！

走另一条路线的队友非常担心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无线电告诉他们一切正常。我们继续前往之前选定的地点：一条小街，我们将提前半小时到达那里，等着接应埃里克。

队友的小巴则沿着街道继续往前开。他们的任务是确保街道上或我们离开该地区的路线上的安全。停在路边坐满人的汽车，或者一直来回走动的人都是签在的威胁。夜间这个时候的任何活动都会显得可疑。如果我们怀疑接应点不安全或有可能暴露，就会向Eric发送一个信号，示意他启用备份计划。

米克尔和我把车停在一块空地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我们无法直接目视看到事先约定接头的地点，但离那里只有不到15秒车程。每隔五分钟，我们就会收到一条从小巴发来的“一切正常”的信息，当快到接应时间时，小巴上的队友通过对讲机报告:“再过两分钟接人，一切正常，我们将继续向前检查。“然后它会离开这个区域，沿着通往基地的路线继续等待。”

在约定的时间前30秒，我启动汽车，15秒后，我挂上档位，直接开到交接地点。埃里克准时从黑暗中走出来，时间精确到秒。要不是因为他走路的样子，我永远也不会认出来那个人就是埃里克。汽车在他面前停下，他上车说了声“谢谢”，然后报告说今晚的见面非常有收获。

埃里克是一个精明的人，还自带冷冷的幽默感，我个人觉得很有趣。他不怎么参与我们关于“女性的讨论”，也不习惯被一群精力充沛、焦躁不安的特战队员包围。我觉得有时这对他来说有点费力。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经常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

我和Eric有很多一对一交流的时间，他给我讲述了他精彩而不寻常的生活。他现在很高兴，因为他的其中一个线人是个十足的“情报金矿”。他相信这个消息源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他则正在自己的领域中创造历史。许多国际同行，也是竞争对手，都对他的工作表示钦佩和赞赏。

我们和埃里克的工作强度充满不确定性。某些时候，我们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行动，而在其他时候又几乎无事可做。这完全取决于埃里克的线人们。通常，他们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接头，我们也只能据此进行调整适应。

我们必须一直集中注意力。阿富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夜间执行任务时必须保持高度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降低警戒水平，也不能低估塔利班或基地组织的能力。最近，四名加拿大士兵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被杀。当一名骑自行车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发起攻击时，他们正在和当地的孩子交谈，几名儿童也一同遇害。

即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也无法保证敌人不会找上门来。他们就在那里，尽管并不总是肉眼可见。平静的环境会突然变成战场。一个有问题的线人就能把我们全部引入伏击圈。仅仅依靠没有防护的丰田汽车和有限的火力，我们在伏击中存活的机会很渺茫。

去年，一个执行类似任务的英国特别舟艇团(SBS)的小队，在离我们不远的城市遭遇埋伏。5人中有2人死亡，1人重伤。在我们结束部署离开几个月后，一些伪装成阿富汗政府军的塔利班武装分子设法进入了本地一个较大的酒店，这个酒店曾是埃里克常用的接头场所，安全措施似乎也很好，但恐怖分子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榴弹创了进去，其中一人身穿装满炸药的背心，直接在酒店大堂引爆。这次袭击导致了6到8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

除了和埃里克一起行动，我们每天都在基地睡觉、吃饭、慢跑、举重、打排球和射击。我们会开车进入山区，放置一些易拉罐和其他临时目标。然后，就像一群赤膊的乡巴佬，用步枪和卡宾枪倾斜弹药，我们非常享受这没有规则限制的瞬间。

有时，我们有机会在白天驾驶装甲陆地巡洋舰前往城市。我们通常穿着便服，当然也会携带武器和防弹背心。在城内有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NGO）的四驱车出没，所以我们不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我上一次体验阿富汗的城市生活还是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喀布尔，那里充满了恐怖和压迫。现在，我再也看不到挂在灯柱上的尸体，穿着黑衣巡逻的塔利班分子，或是当街被棍棒殴打的人。我很高兴看到风筝在城市的屋顶上飞舞，孩子们玩闹着吃着冰淇淋，不留胡子的男人微笑着在摊位上买烤肉串，听到商店和汽车里传出音乐，看到妇女带着孩子在五颜六色的市场上购物。总的来说，我感到一种安乐祥和的气氛，我希望这些人民有一个安定的未来。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