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CBRN·生物篇（五）： 生物安全应对
这是系列的第六次更新，生物篇的第五篇，总内容的第四分之三：生物安全应对
写在前面的话
在此前的文章从由于笔者过于心急导致文章篇幅过大，机翻内容与错别字较多，使得阅读体验非常的不好，在此我要向战甲网的编辑以及本系列的读者道歉，也非常感谢有读者会喜欢这个系列。
在此笔者也要感谢在传染病一线奋战的医疗工作者，以及在反WMD扩散上做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和该专业的相关研究人员，其实这个系列本意就是想让读者明白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安全，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有人用生命换来的。
不管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还是抗击流感的战场，亦或者是抗击埃博拉的战场上都有他们的身影……
(2014年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抗击埃博拉的工作者)
本文将从
一、公共生物事件
二、生物武器发展
三、生物安全应对
四、应急响应救援
去讨论美国国家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形势及其管控体系
三、生物安全应对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了解大自然中隐藏的“杀手”无时无刻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以及在《生物武器发展》的三章中了解了人类对“传染病”这位瘟疫骑士武器化的探索，其中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前苏联与亚非拉部分国家都对病原体武器化进行过实质性的研究，有不少国家还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还了解到，这种致命的探索在21世纪有了CIRISPR/Cas9(人工核酸内切酶)这个强有力的“助推器”可能会使得生物武器变得更加致命，而且由于传染病的隐秘性这种致命武器变得更加难以被发现和预防。
本期作者将从目前的生物安全形式出发来探讨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生物防御应急管理机制，生物安全相关法令和美国总统的生物安全政策关系的发展，以及生物安全应对案例和生物安全国际合作对形势的影响，从五个角度去讨论，在这个“瘟疫骑士”随时准备毁灭人间的时候，我们如何将自己从自我毁灭的边缘救赎回来。
1. 目前的生物安全形势
1，1 当今世界生物武器军控形势的形成
生物武器一直是国际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自从生物武器出现那天起，就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
近百年来，为了减少生物战的威胁，世界各国普遍反对生物武器进攻性研究，耍求销毁现存生物武器和控制生物武器的技术扩散，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达成了不少双边或多边协议和条约。其中早期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条约有《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 1925 )和《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1972)。
此外，还有许多由部分因家达成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和条约，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公约”(1948年，巴黎)等,这些协议利条约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早期生物军控
早期的有关国际准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物武器的概念，但有些相关的国际法规和准则涉及了相关问题，并构成了后来正式战争法规和国际惯例的基础。
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手段日趋复杂，武器日趋先进，战争后果也越来越残酷。同时，社会的进步也越来越强烈地呼唤着战争的文明和人道，人类开始考虑制定一些用以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调整交战国，中立国和非交战国之间关系以及作战方法和作战于段的原则和规则，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战争法规和惯例。
起初由 俄、英、德、法、美、奥匈帝国等15个国家于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宣言》指出，“战争法规不承认交战各方在深用的伤害敌人的手段方面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并在第十三条中明确指出，“根据这一原则，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或使用足以引起过分伤害的武器或物质，以及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所规定禁止使用的弹丸。
（1868 Declaration of St.Petersburg）
1899年，有26个国家参加的海牙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宣言》的基础上,签订了《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宜言》,该宜言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签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日内瓦协定书》的起草
1925年起草的《日内瓦议定书》 全称是《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是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重要国际性条约，也是第一个生物军控国际协议。
当时在1925年召开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会议上，最初起草该议定书主要是针对化学武器，当草案正在签署时，波兰代表建议“在禁止化学武器的同时也应该禁止细菌武器”。
这一建议得到较广泛的支持，因而将议定书的范围扩展到包括细菌武器。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还不能认识细菌之外的如病毒原微生物，但实际上在此后一直将议定书中所指的“细菌”理解和认同为“生物”的同义词。
《日内瓦议定书》是第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明确禁止生物武器的文件，但是即使在禁止生物武器方面也存在不少缺陷，如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1.该议定书只禁止使用生物武器，而未禁止发展，生产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和保有细菌武器；
2.当时有37个国家对议定书持有保留，尤其是保留对生物武器的权力，这就削弱了议定书的作用；
3.有的国家将禁止“细菌”作战方法理解为不包括病毒和真菌等微生物病原体；
4. 议定书没有核在指控程序条款，也没有对违反议定书的缔约国的制裁条款。
尽管如此，议定书对于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物武器的使用发挥积极的作用，仍应得到充分肯定。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起草
1947 年9月，美国提出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定义为“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未来可能研制出的具有与原子弹或上面提到的其他武器相当的破坏效应的任何武器”。自此之后，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往往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在一起，成为军控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金将军大杀器警告！）
1966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加入日内瓦议定书并严格信守。1968年英国提出对议定书的修订意见，建议“禁止使用、生产和占有微生物武器”，美国问意该建议并要求增加“核查缔约国是否占有、制造生物战目的的生物战剂”。经过与前苏联的激烈争论后达成协议，将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分开考虑，首先力图在限制生物和毒素武器方面能有所突破。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单方面宜布放弃生物战政策并销毁生物武器。
此后，经过反复磋商，12个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于1971年3月正式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提出《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索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草案。
该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或《生物武器公约》、《生物毒素武器公约》，1971年12月16日由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972年4月10日分别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签署，1975年3月26日生效。我国政府于1984年11月15日批约。
该公约是第一个完全禁止生物武器系统的武器控制标准，较好地解决了《日内瓦议定》存在的缺陷，即禁止生物战剂和毒素的发展、生产和储存，禁止获得为战争目的而设计的其他形式的生物战剂或毒素，认识到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微生物发酵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加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性。该公约对于限制生物武器的发展及其在战争中的使用，限制部分国家获得研制生物武器所需设备和材料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公约的制约，生物战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但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目前看也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主要有:
1. 公约不反对用于防御目的的生物武器的研究;
2. 公约对生物武器的研究与发展没有规定明确的界限，而发展是被禁止的;
3. 公约对生物武器研制相关设备、生物扩散以及部队的防护训练未加限制;
4. 公约没有规定核查措施，更没有涉及违约核查的条款;
5. 公约也没有包含生物战剂清单和阈值。
除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核查措施外，公约还存在更深层的漏洞和不足，即由于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作为公约基础的三个设想（1.生物武器不被认为是一种现有的选择武器;2.短期内大量生产超越了许多国家的技术能力;3.能生产生物武器的国家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可以此对付潜在核力最和化学武器的威胁）已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而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有必要对公约进行完善和补充。
1，2 生物武器威胁现状
尽管由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制约，公开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禁止，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增大的观点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美国国会1994 年《核化生武器及其威胁》调查报告称，“从大量技术扩散、技术多样性和使用可能性等方面看,生物武器的威胁已经增大”。当前生物武器威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2，1，一些国家可能仍在研究和发展生物武器：
1992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饮公开承认俄直到1992年仍没有停止研制生物武器。叶利铁称,“虽然总统已经下达了禁止生物武器研究与发展的命令,但可能还没有到执行层”。1992年和1993年俄罗斯版逃的生物武器专家披露,俄正在发展基因工程生物战剂(如用基因工程改造的出血热病毒和鼠疫耶尔森菌等)。经改造的菌(毒)株对多种抗生素具有抗性并且现有疫苗对其无保护作用。1994年版逃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称,直到1994年俄仍未停止生物武器研究。1995年法国评估报告称,俄罗斯可能仍保持着某些生物武器的生产设施，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肯定俄罗斯1994 年后真正停止了其生物武器研制计划。（本文上一期《生物武器发展》的第三篇《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威胁》附录中有冷战时期苏俄生物武器计划的详细内容）
美国虽然最早声称终止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计划，但有关生物武器相关研究其实一直在进行。1990 年英国出版的《防止生物军备竟赛》称，“对美军300多项生物研究项日分析，很难分清其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目的。其相关研究经费80年代以来一 直在增加， 1985年达最高值，此后一直保持在较高强度。军方还建议建立一个利用生物技术研究高毒性或致死性微生物的实验室。”
美国防部生物技术计划中可能的进攻性应用研究项月包括：使疫苗无效的生物战剂、诊断闲难的生物战剂、超级毒素、生物战剂气溶胶施放、生物战剂的生物媒介、新生物战剂、耐约生物成剂、生化(激素)武器、增加毒素生产能力等。其中，微胶囊化生物战剂和毒素气溶胶化用以评估进攻可能和防护工具的效果、气溶胶施放数学模型、气溶胶免疫方法、药物及神经毒抗毒剂的气溶胶施放、工业化规模生物生产设备、百万份数量的疫苗贮存、昆虫媒介等都很可能与进攻性目的有关。
1，2，2， 被怀疑有生物武器进攻性研究计划的国家增多：
法国1995年技术评估报告、美国核防护局1996年研究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1996年《武器护散威胁》报告、美军1996年《未来战争》研究报告等称，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被怀疑有生物战计划的国家(地区)增加了一倍：俄罗斯、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利比亚、朝鲜、以色列、埃及、古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南非，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均可能拥有生物战计划。
1，2，3，生物技术发展增大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
美、英、俄、德、瑞士、瑞典等国1996年递交的政府专家报告称，“基因工程生物战剂的潜在威胁增大”“种族基因武器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毒素基因武器的理论可能性在增大”。“种族基因武器在现论上是完全可能的，但其发展是否会超过其理论可行性，目前还不清楚。”“毒素基因武器的理论可能性在增大。天然的毒素是由动物植物、微生物藻类等产生，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完成了20多种具有潜在军事价值的毒素的基因克隆和表达。”
虽然到日前为止还没有关于用基因工程技术增强天然毒素毒性的事实报道，但许多国家政府专家当时在1996年科学技术报告都认为，“理论上，通过基因重组发展混合型毒素生物战剂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何况可供军事选择的天然毒素已经很多”。
俄罗斯科学家1996年透露，俄已用基因工程方法研制出一种“ 超级炭疽毒素”。美国防部1999年有报道称，以色列正在研究针对阿拉伯人的人种基因武器。1997 年7月有报道称，英国已组织了由军事专家、遗传学家生物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研究种族灭绝性基因武器的可能性及其对策。
（当西方世界还在积极论证基因武器可行性的时候，我国某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以“基因武器”的名义对转基因技术挥起了柴刀——相比了解之后的恐惧，无知带来的恐惧才是“非转基因”这个商业标签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1，2，4，生物武器进攻性与防御性研究很难区分：
《公约》允许为防御性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但事实上，进攻性和防御性研究的界限很难界定。1990年英国《防止生物军备竞赛》指出，美国军方资助的项目中“可能的进攻性发展的活动包括：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政策分析，有研究与发展生物武器的详细预算准备，有研究与发展预算表决，有研究与发展的人员补充，有研究机构和基金合同研究的组织，有生物战剂研究项目的选择，有生物战剂发展项日的选择，有发展机构的选择，有大规模战剂生产技术的发展，有目标脆弱性研究，有武器载体或媒介研究项目选择，有战法使用理论的发展，有生物战进攻队员的技术训练(是其训练大纲的一部分) ，有生物战模拟演习(训练大纲的一部分)。”
1，2，5，军事技术变革加剧了未来的生物武器威胁:
由于美国等率先进入军事变革的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常规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使得一些弱小国家可能采取以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与之抗衡的策略。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1997年报告称，由于军事技术革命的不均衡性，生物武器可能被一些不发达国家看成是最经济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可用以与核武器抗衡。
1，2，6，各国权威专家对生物武器威胁普遍表示担心:
英国化学生物武器防护权威顾问肯顿1995年称，“生物战的威胁并未消除”。澳大利亚科学技术组织三防主任克龙1996 年称，“对生物战爆发的可能性日益担心”。美军埃奇伍德研究发展与工程中心化学生物防护令部顾问华德士博士1998年称,“生物武器已成为对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威胁”。
1，2，7，生物武器技术扩散加剧、控制困难: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 OTA) 1997年发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险评估》报告提出了3个主要观点:第一，虽然仅少数国家致力于发展生物武器，但主要集中在世界上的一些不稳定地区，如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第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使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危险，尤其是美国;第三，苏联解体加剧了生物武器技术的扩散。
美国中央情技局1997年的《化学生物威胁》报告称，世界上大约有400家公司生产能用以制造化学和生物战剂的两用设备。澳大利亚25国集团已经正正式通过控制生物细菌、病毒毒素和两用设备的出口法令。
报告详细介绍了制造化学和生物武器战剂所必用的两用设备的各种型号，如发酵罐、离心分离机冷冻干燥机、活微生物密闭设备等，并介绍了生产这类设备的许多公司。认可了可能非法设备的准则。在生物武器方面,潜在非法设备可能包括:100L左右的发酵罐,特殊密闭设备,以及生物战剂和毒素的侦检分析系统。尽管如此，欲防止生物武器专家外流及其技术和设备的扩散，依然非常困难。（本文本期《生物安全应对》的第七章《生物安全国际合作》附录为The Australia Group（澳大利亚集团）完整的资料与禁止出口产品目录）
2，冷战后的生物武器风险趋势走向
21 世纪，伴随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国际社会面临更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生物恐怖、生物武器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威胁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已将生物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全面加强生物防御能力建设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各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安全有效充足的疫苗、药物、诊断检测试剂和治疗设备等医学应对措施储备及其快速研发生产能力是应对生物恐怖、生物武器袭击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要保障。因此，如何增强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快速研发生产能力，加速战略储备，提升国家生物威胁医学应对能力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面对 2001 年恐怖袭击和炭疽生物恐怖的现实性，美国急需充足的医学应对措施产品储备以及增强其快速研发生产能力，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化生放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对美国公众造成的健康损害。
（疫苗作为生物安全战略的主要手段，在我国也是一样。）
虽然《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已于1975年3月26日生效，但它并未禁止预防和防御性的研究生产，因此许多国家仍在进行相关的病原微生物等研究。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2l世纪人类最恐怖的敌人可能就是不断改进的生化武器。
2，1，国家间的生物武器威胁
多年来，在被美国怀疑为有生物武器计划的国家名单中，特别强调的是那些所谓的“缝隙国家”( niche states)。这些国家没有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常规军事力量，但却“拥有可能诉诸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生物和化学武器的资源和技术”。例如常被列入此范围的有朝鲜和古巴，此外还有伊朗，在2003年之前还包括伊拉克和利比亚。
在其他名单中，所列入者并非都是敌视祝美国的国家和地区。有些，比如中国的台湾省，是受美国支持的。也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军事力量有限的小国，被认为可能支持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计划的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在分析家们和军控组织所编制的大部分名单中还包括以色列。对其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历史外界所知甚少，其与美国的联盟(包括军事援助)看来使其得以免受美国对其目前有关活动的调查。
1948年战争之后，以色列组建了一个名为海姆德贝特( Hemed Beit)的生物研究机构，该机构后来迁至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内斯齐奥纳(Ncss Ziona)市郊的永久驻地，占地28公顷。该中心自1952年起被称为以色列生物研究所，它是受国防部赞助的，其人员为文职科学家，通常有学术职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以色列与其他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它拒绝成为《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署国，它虽是《日内瓦议定书》的签署国，但含有这样的保留：对于以下敌国以色列将不再受条约约束——“如该国的武装力量，或在其领土上活动的其盟国的武装力量，或正规军或非正规军，或组织或个人，没有履行本条约所提出的禁令”。叙利亚、约且和利比亚一直也坚持类似的保留，特别是要求有对以色列实行反击的权利。
与其他类似的国家相比，对伊拉克和种族主义南非的生物武器计划人们的了解就要多得多了。在冷战期间，在其计划开始的时候，两国都签署了一些条约。伊拉克参加了《日内瓦议定书》，签署了但没有批准《生物武器公约》，直到在作为1991年联合国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的要求下，オ予以批准，但它没有参加《化学武器公约》。南非参加了《日内瓦议定书》和《生物武器公约》，1995年在政权更迭之后又加入了《化学武器公约》。
2，2，伊拉克
在海湾战争之前，美国对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无视法律的特点并没有很在意。伊拉克在冷战时期在美国和苏联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常规车事力量是对其所在地区的一个威胁。比如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用化学武器(催泪瓦斯、芥子气和神经毒气)对付伊朗军队，1987年和1988年它曾在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库尔德的村民。伊拉克为夺取它所称的传统国土而对科威特的入侵引发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停火协议和萨达姆政权的最终垮台。
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重新确认伊拉克对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承诺，批准了《生物武器公约》，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对下列武器进行销毁、撤除或使之无害:所有化学和生物武器及所有媒介储备，以及所有有关的子系统、组件及所有相关的研发、支持和制造设施；所有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导弹、有关的重要部件及修理和生产设施。
由瑞典大使洛尔夫・埃库厄斯( Rolf Ekeus)领导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职责是促进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消除，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负生物武器责调查可能存在的核武器并成功地发现和销毁了伊拉克在这方面的初期成果。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有着双重的目的，一是解除伊拉克的现有武器装备，二是继续当前的监测与核査，以防止其重新获得受禁的武器。
在1992年到1995年期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小组收集了确凿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该委员会对伊拉克技术与科学物资进口部在生物培养基购买方面的详细跟踪显示，1988年进口了39吨，后来又有数吨运达，保存期为四一五年。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一时期伊拉克的医院、医学实验室和制药工业的需求。1995年，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发现面前，伊拉克政府被迫承认曾制定一个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并提供了所生产的生物媒介的数量的资料。伊拉克人声称，其所有的生物媒介都已经销駸，并否认曾把它们装入炸弹。
该年8月份，萨达姆的女婿、前政府高级官员侯赛因・卡玛尔( Hussein Kamal)前往约且，在那里向埃库厄斯简要报告了伊拉克生物媒介的研制情况，并称该计划已经中止。伊拉克的官员们作出安排向特别委员会提供更多的资料，在卡玛尔的农场的一个养鸡房中，调査者发现了一箱书面报告，以及微缩胶片、计算机磁盘、录像带和被禁武器的照片。“
伊拉克官员于是承认曾用生物媒介装填炸弹：有5枚飞毛腿导弹装了炭疽热菌，16枚装了野兔病病菌，4枚装了黄曲霉毒素(这是有些令人不解的事情，因为此种毒素是一种慢性致癌物质)。他们还承认炸弹和飞机用的空投箱式气雾发生器是生物武器武库中的一部分。此后特别委员会加紧了监察，进行了一百多次现场调査，其中20次是在所称的位于阿尔哈卡姆( Al Hakam)的生物生产地进行的，1996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伊拉克销毁了该设施。
根据伊拉克自身的证词，早在1974年它就已在探索制定一项生物武器研制计刘。炭疸菌专家、微生物学家纳赛尔・阿尔辛达维( Nassir al Hindawi)被推为伊拉克生物武器之父。伊拉克的一些科技人员曾在西方的大学里读本科和研究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微生物学家里哈・拉什德・塔哈( Rihab Rashid Taha)是与联合国视察人员进行接触的主要负责人。
1984年，一群生物学家开始在一个化学武器军事工业综合体中进行研究，其做法是仿照英国、美国和苏联生物武器的研发模式。1988年伊拉克建立了阿尔哈卡姆工厂，批量生产炭疽热、野兔病毒素，后来又生产病毒。依靠其石油方面的收入，它获得了建设或购买必要的技术包括购买发酵桶、炸弹、导弹和飞机的资金。
80年代，在美国商业部的批准下，伊拉克从美国的菌种收藏部门购买了四种炭疽菌种。超级大国所使用的其他病原体和毒素也出现在伊拉克兵工厂的档案上:野兔病病菌、肉毒菌毒素、普鲁氏菌、麦锈菌、黄曲毒素和蓖麻毒素等。伊拉克还对骆驼痘、轮状病毒、出血性结膜炎和单端孢霉烯真菌毒素(即80年代传说的“黄雨”)进行了研究。
卡玛尔1995年在约旦的采访中称，所有这些活动都已经结束。他说，因为担心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到来，他已于1991年下令销殿伊拉克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对于生物媒介和武器，他坚称“什么也没有剩下“。
据理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席査德・巴特軌〔( Richard Butler)说，伊拉克未予以充分配合加上联合国的内部分歧，二者阻碍了核查的进行。“特别是俄罗斯和法国主张认可伊拉克的裁军工作，结束对其的经济制裁。美国视察员斯科特・里特( Scott Ritter)辞职抗议的做法，使人怀疑美国试图利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促进其情报的收集，巴特勒对此予以否认。
1998年12月15日，由于与伊拉克的关系恶化，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小组从伊拉克撤出。紧接着，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四天惩罚性空袭(沙漠之狐行动)。
联合国特別委员会有关伊拉克的最后报告显示，有关伊拉克遵守条约的文件有缺失，“伊拉克没有提供其已结束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证据。委员会所收集的证据和伊所提供资料的缺失使人对伊拉克所称的它”已完全消除”了生物武器计划的说法产生严重的怀疑。
尽管有经验水平上的不同及伊拉克所设置的障碍，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现场调査是作了很多努力的。在为期八年的时间内，数十个专家小组进行和记录了数百次详细的勘察。直到1995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仍称，伊拉克试图掩盖其生物武器计划的整体情况，祈助于“当场散谎、规避、胁迫、伪造文件、虚报地点和人员，在完全、彻底、全部揭露(FCD)问题上玩弄欺骗手法”。”但是到1998年时为止，人们对伊拉克产生的怀疑乃是由“资料缺失”引起，而非任何证实的生物武器证据。
2，3，南非
南非的政权更迭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民主，使人口占多数的黑人有了选举权，同时也使外界获得了有关其生物武器计划的重要资料。新政府主动向外界公开其化学和生物武器联合计划，法庭开始了提供更多信息的法律程序。
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和美国领导人常常拿伊拉克的不合作与南非主动掲示本国的历史情况进行对比。不过南非所做的也不是完全理想的，有关其武器计划和活动，包括国内的和跨国界的，还有许多需要了解。
南非的计划虽然与日本的计划不同，但也是针对被视为劣等民族的平民百姓的，意在使其屈服或灭绝。
1978年，前国防部部长P・W・伯塔(P.W.Boha)当选为南非总统。他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扩充军队、警察和特别作战部队以“总体国家战略”( total national strategy)对付来自非洲国民大会、罗德西亚起义和邻国游击队的“全面攻击”的恐怖袭击。不久，一位叫伍特・巴松( Wouter Basson)的军医被派遣出国学习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知识。
1981年，南非为应付对于其种族主义政府和种族隔离政策(它已经使英联邦和西方与其疏远)的政治威胁，开始进行一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联合研制计划。
由于苏联、古巴和中国支持安哥拉、莫桑比克、罗德西亚(津巴布韦)和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等国的黑人解放运动，南非自我标榜为反共产主义的堡坐，企图借助受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官员支持的南非国防力量支撑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政权。
1981年伯塔任命巴松为新武器计划代号为“海岸计划”(Pro-ject Coast)的负责人。
“海岸计划”虽隶属于南非国防部军医总处，但巴松很少受到监督。南非的一些大学和工业企业参与了秘密研制计划。该计划很可能在生物武器研制方面与以色列进行了交流，后者也像南非一样有着被包围的感觉。
1982年至1987年间是“海岸计划”的发展时期，其间研发了一系列生物媒介(如炭疽热和霍乱病病菌、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肉毒杆菌毒素等)，计划(多半从未实施)建立一个大型的秘密生产基地。
抗暴乱媒介是一类特殊药品(包括催泪瓦斯、镇静剂、BZ致幻剂等)，美国在60年代生产和储存了很多这类药品，但后来放弃。
这类“失能毒剂”被用来杀害了数以百计的南非囚犯，其尸体(没有明显的暴力痕迹)被用飞机投入海中。有报道说“海岸计划”曾计划(尽管是不大可信的)研制“黑弹”( black bomb)，这种炸弹能在闹事的种族混杂区内有选择性地杀死黑人叛乱者，或使其致残。用药品或疫苗暗中使黑人绝育看来是另一项计划的目的。
冷战的结束、F·W・德克勒克(F.W. De Klerk)1989年的当选、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和非洲国民大会1994年在政治上的崛起等，导致南非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的终结，核武器计划也随之云散。
在南非政府的最后年月里，英国情报部门发现巴松有时到利比亚去充当顺问，他也经常到东欧和伊朗去旅行，并与美国的种族主义民兵同情者建立联系。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视之为可能向敌国和恐怖分子出售情报的“不定数”科学家。美国和英国政府要求曼德拉政府(它没有限制巴松的法律手段)重新雇用巴松。
1997年，曼德拉总统要求“海岸计划”的历史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听证审查。
虽有某些政府限制上的阻碍，听证会还是得以进行，曾参与过计划的科学家们和管理者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令人吃惊的工作，以及用于破坏和战争的情况。巴松本入在最后一天行将结束前几个小时才露面，他只作了简短而闪烁其词的证言。
接着，1999年10月开始了对巴松的刑事审判，该审判延续至2001年4月。曾公开支持过“海岸计划”的法官本人开释了对巴松的所有指控。公诉者立即上诉要求由一名新法官重新进行审判，这又导致了数年的司法审查，结果仍是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公开的审査、直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词及对巴松的审判仍然揭露出了有关秘密武器计划的重要情况。
2，4，恐怖分子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995年3月20日，就在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奥姆真理教分子在东京地铁站释放了神经毒气。所用的工具不过是用雨伞扎出许多洞的多用途塑料袋。结果除了导致12人死亡外，有一干多人住院治疗，另有数干人需要医护。
此前八个月，在长野县松本市的邪教分子也释放了毒气，导致7人死亡。美国虽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进一步的调查揭示，邪教分子曾试图在公共场合施放炭疽孢子但没有成功。该教在纽约市设有分部，并计划在那里和华盛顿地区进行袭击。
美国联邦调査局接触过一个邪教组织利用病原体从事破坏活动的事件。
1984年，印度邪教在俄勒冈州基地的成员曾秘密地在当地的10个沙拉餐馆和咖啡馆中投放从美国医药供应公司购得的沙门氏菌属，该事件导致751人中毒。第二年该组织解散时，一名成员主动作了坦白，他揭露该活动是企图阻止当地选民对印度邪教发展的制约。在他坦白之前，这起案件曾被说成是由餐馆的卫生条件差造成的。
奧姆真理教的组织是全球性的，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该教招募了3万成员，在澳大利亚、德国、台湾及前南斯拉夫等地有两万人以上。与其他恐怖组织不同，奥姆真理教吸引科学家参加，以探索利用其他致命媒介包括核武器的可能性。该教的目标是假充天神启示，预言腐朽的秩序要灭亡，一个纯洁的社会将取而代之。
该邪教袭击得手大多是因为日本政府不愿意对该国的多种教会团体进行干涉，日本也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使得可以对拥有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人提起起诉。经过旷日持久的审判，日本法庭才判处了九名真理教成员死刑，进展缓慢的程序使邪教头目麻原札晃在狱中道遥了近10年后オ被判以这一刑罚。
奥姆真理教及其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使用对美国有关全球恐怖威胁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被视为有以下种种特点：假借天神启示，跨越国际，拥有研制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财力和科学技术。
2，5，20-21世纪美国的传染病控制情况
19 世纪随着工业化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导致住房的过度紧张和公共水供应不足，这些状况导致霍乱、痢疾、结核病、流感、黄热病和疟疾的反复暴发。20世纪美国传染病的死亡人数显著下降，这种下降主要由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显著下降，导致期望寿命增加了29.2 岁。
1900年，美国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30.4%，而到了1997年,这个比例只有1.4%。
1900 年，美国导致死亡的 3 种主要疾病是肺炎、结核病、腹泻和肠炎，加上白喉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其中有40%是 5 岁以下的儿童，而 1997 年，心脏病和癌症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54.7%，肺炎、流感和艾滋病死亡占 4.5%。
1981 年初次认识的艾滋病感染形成流行，造成全球 3300 万人感染，估计死亡 1390 万人。这些插曲说明了传染病死亡率的多变性和疾病紧急事件的不可预料性。
尽管有这些进步，但 20 世纪仍然发生了许多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性暴发流行，其中之一是：1918 年流感大流行1年内造成全球200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50万人, 死亡率达 950 10 万，超过任何一次世界战争的年死亡人数。
20 世纪控制传染病的公共卫生行动是建立在19 世纪对许多严重致病微生物的发现基础上的，疾病控制得益于卫生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抗生素的发现、全球儿童免疫接种方案的实施。科技的发展起了主要作用，是今天疾病监测和控制系统的基础，科学发现也有助于对人类与微生物相互关系的新理解。
进入 20 世纪, 由于贯彻国家卫生政策、公共卫生条件改善，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大多数开始下降了。
1900 年美国 45 个州中有40 个州建立了卫生局，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县卫生局。从30年代到50年代，州和地方卫生局在疾病预防活动包括污水处理、自来水处理、食品安全、废弃物处理和健康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20世纪早期饮用水开始进行氯化和其他处理，其他公共卫生活动也开始普遍开展，水传播性疾病的发病率进一步下降。 由于住房条件的改善和结核病控制项目的开展，结核病发病率也下降了。
1900年每10万美国人中有194人死于结核病，大多数是农村居民，直到 1940年抗生素疗法发现之前，结核病仍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现在其死亡率已经下降到10万分之46。动物和害虫的控制也导致疾病下降。
由国家支持、各州协作接种疫苗和动物控制项目消除了狗与狗之间狂犬病的传播。曾经一度流行整个美国东南部的疟疾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水平，地区性蚊子控制项目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鼠疫发病也减少了。
美国海运医院服务（后来发展成为公共卫生服务）推动了轮船检疫监督和啮齿动物及媒介控制活动。1924 年到 1925 年在洛杉矶发生了美国最后一次与鼠类有关的疫情暴发，这也是美国最后一次人与人传播的肺鼠疫暴发。
美国许多疾病通过疫苗免疫运动被消除，如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等。 随着白喉、破伤风类毒素和百日咳联合疫苗获得生产许可，州和地方卫生局疫苗运动的初步目标定在贫苦儿童。
1955 年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导致州和地方儿童免疫项目联邦资金的建立， 1962年建立了联邦合作免疫项目来支持儿童免疫疫苗的购买和管理。
在20世纪的前75年，人类成功降低了许多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由于艾滋病的出现和结核病的复燃，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全球传染病又有回升，许多新发传染病的出现使传染病重新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为了进一步控制传染病，美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系统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挑战，包括新发现传染病、老传染病的死灰复燃、大型食源性疾病的暴发、疾病的耐药性等等问题，慢性病也是一个大问题。
3，当下环境生物安全
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某种疾病同时具备高传染性与高致死性，但历史上有很多实例证明，这两种特性可分别实现，如1918年大规模传播的流感、狂犬病和败血症鼠疫在未治疗情况下死亡率近100％。有研究表明，水痘和单纯疱疹病毒1(herpes simplex virus，HSV．1)病原体可感染>95％的人口。但是也有理论表明，自然进化的病原体同时具有高传染力、高致病性但全球广泛分布的可能性很低。
（图为可以潜入人类神经细胞中，并可终身潜伏下来的单纯疱疹病毒1(herpes simplex virus，HSV．1)）
此时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人工合成的同时具备高传染性与高致死性的病原体了。
3，1，当下的生物技术安全
随着转基因、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的进步，上述情况很可能频繁出现。这使相关科学实验争议不断旧(如通过修改基因增强病毒传播率、致死率或降低抗病毒治疗能力)。实验表明，经过基因编辑的鼠疫基因可达到100％的致死率并使针对其治疗的疫苗无效。除传播率和致死率外，其他疾病特征，如潜伏期、存活条件和可用载体也能通过生物技术进行修改。
这些实验虽具有科学价值，但其潜在威胁仍令人担忧。历史上曾有国家借助尖端科学技术来设计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威胁更大的生物战剂，如在前苏联的生物武器计划中（本文上一期《生物武器发展》的第三章《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威胁》附录中有冷战时期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详细内容），就包括利用当时的先进技术研发具有高耐药性及其他特征的病原体。
随着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其生物战剂的投送能力也将受到尖端技术发展的影响。虽无证据表明国家层面的生物武器计划有直接试图开发或部署生物武器的目的，但是根据吓阻理论(deterrence，亦称威吓理论)和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机制，亦称共同毁灭原则)的逻辑，这可能导致国际局势不稳或破坏《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3，2，当下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实验室，在20世纪50-60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主要是针对实验室意外事故感染所采取的对策。40年代，美国为了研究生物武器，开始实施“气溶胶感染计划”大量使用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进行实验室、武器化和现场试验。在这些研究和相关的实验室中，实验室感染频频发生。
此外，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在对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他们实验室里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多人受到感染，死伤上千人。大约十几年前，前苏联生物武器研究基地(斯维德洛夫斯克)炭疽杆菌泄漏造成上千人的感染死伤事件。这些就是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相继，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前苏联、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也建造了不同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为了保证实验室生物安全，减少实验室事故的发生。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出版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一版)(Laboratory Biosafety Manual)，1993年WHO发布了该手册的第二版，由7个国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典、英国、澳大利亚、苏格兰)和WHO的生物安全专家和官员编写而成。
2002年WHO又发表了该手册的第二版的网络修订版，2004年正式发布了第三版。WHO深刻地认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和对世界人民所应尽的责任，《手册》在生物安全管理、实验室的硬件(如实验室设施、设备和个人防护)和软件(如具体的标准操作规程SOP)的要求都十分具体明确。
这些要求都是吸取了各国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各国的惨痛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各行各业和各国的各个部门的这些要求，都是硬性规定，并通过各国国家卫生系统推行和贯彻。
2004～2014年，美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数量增加了约2倍，美国国会下属调查机构——政府问责办公室201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美国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或农业部注册的研究“特殊病原(Select Agents)”的实验室有415个，而这些“特殊病原”主要指以下3类：
(1)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列出的影响人体的生物制剂和毒素。
(2)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列出的影响农作物的生物制剂和毒素。
(3)能同时影响人体和农作物的生物制剂和毒素。
同时实验室事故也与实验室的数量成正比例增长，USAMRIID在2006～2009年分别发生了8、9、20和17起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美国CDC 2012年报告显示，2004年美国仅发生了16起特殊病原实验室病菌丢失或泄露事件，而在2008年和2010年则分别为128和269起。
从上述事实和数据可见，美国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生物安全隐患日益严峻。
可见，21世纪初至今仅美国国内就发生了多起严重的生物实验室事故，且不局限于普通的生物实验室，还包括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BSL4）。相关的样本泄露事件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并成为生物恐怖事件孳生的温床。因此，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管控需要加强，防范高致病性病原体意外泄露或被恶意使用。
历史上，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曾企图利用生物武器来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幸运的是，迄今为止，非政府行为体缺乏引起灾难性生物武器威胁所需的能力，但随着生物技术变得更易被掌握、获取，经验丰富研究人员增加，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改变。因此，国家对生物实验室的管控需要高度重视，并加大管控力度。
3，3，当下生物恐怖主义与生物犯罪
生物犯罪是指出于报复或敲诈勒索而非政治、思想、宗教或其他信仰的动机，针对个体或小群体使用生物剂使其死亡或患病的犯罪行为。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来看，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制剂泄露造成的人员伤害和影响远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恐怖袭击大。2015年度一项针对生物安全风险和收益功能获得研究，详细描述了1990——2015年的24件生物犯罪(0.96件／年)，以及1972—2014年的42件生物恐怖主义事件(1件／年)，与其他预测生物犯罪和生物恐怖主义频率(0.35—3.5／年)的报道一致。（本文第一期《公共卫生事件》的附录中有冷生物犯罪与生物恐怖主义的详细内容）因此该研究认为，近年来生物犯罪和生物恐怖主义风险有限。
美国联邦政府已于2017年投人近130亿美元用于卫生安全相关的项目，目前仍无机构定量评估这一项目会如何降低生物恐怖、生物战及流行病的发生概率。但是在2014年，全世界只有33％的国家报道其医疗保健系统符合《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要求。世界银行预估在未来5年内，若要令所有人类和动物的卫生条件达到国际最低标准，需每年花费19亿—3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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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未完
部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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