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老战士娜塔莉亚·佩什科娃专访，卫国战争老兵讲述苏德战场的故事

导语：2000年，俄罗斯联邦新闻出版与传媒署资助了一项名为“我的战时回忆”的老兵访谈项目，目的是收集亲历过苏德战争的红军及红海军老战士对战时情况的口述。至今已经收集了七十一位老战士的回忆。

以下这篇访谈，是娜塔莉亚·佩什科娃（Natalia Peshkova）的专访，她在德军入侵时只有十七岁，立即奔赴战场，起先担任医护兵，后来成为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的政工干部。

采访：Artem Drabkin 英译：Anton Kravchenko

问：娜塔莉娅·尼基塔，您觉得战争的爆发突然吗？

答：要知道，相比政治来说，一个十七岁的人当然更热衷于浪漫的事情。很显然，我们曾被自己的宣传机构给蒙了。我根本就没有担心过战争会马上到来。

问：您是何时投身参战的？

答：1941年7月6日我参战了。6月21日，我刚从学校毕业，我们举办了传统的典礼，还在红场穿行[1]。第二天，战争爆发了。呵呵，我认为自己应该毫不逊色于圣女贞德，所以立即到共青团的一个分部报道，他们马上把我分配到一个医务部队。部队驻地就是我们学校。我们学习如何使用绷带，以及运用夹板护理骨折部位，还有注射训练等等。我们还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练习匍匐前进。当时，在莫斯科成立了民兵自卫部队，我作为一名医护兵被派到一个民兵自卫师的步兵连里。很多比我小一届的同校女生也在那里服务，班上的男生则被征入正规部队。

我的职责是从战场上救回伤员，并且为他们提供基本医疗护理。但主要的工作还是运送他们回来。到了7月底，甚至到了8月，他们也没有教给我们多少军事技能，但是，您也知道，当时除了一些上级部门之外，其他部门实际上几乎没有专家。所以我们只能凭借理论知识。

问：你们的装备如何？

答：我们装备莫辛-纳甘步枪。稍晚些时候，上头还发了机枪，但是它们要么进了水，要么就掺了沙子，总之完全打不响。我们的装备真的很差，而正规部队就完全不同，他们的装备比较好，而且接受过更全面的战斗技巧培训。

再说说我们的制服吧。即使是指挥员也穿得很寒碜，衣服也不合身。我们打着绑腿，到了1942年底才有靴子发给我们，那都是些重的要死的、用防水布做的长靴。只有在春天我们的毡鞋浸饱了水，穿着它根本走不动的时候，靴子才送到我们手上。

我们经常挨饿，在莫斯科附近驻扎的时候，我们的口粮只是豆粉[2]和马肉肠，而且连续3个月都吃这个！

问：您记得您的第一次实战吗？

答：1941年10月3日，德国部队开始向莫斯科推进。这非常意外，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当时我们在斯莫棱斯克战区的一个村子旁边，我已经记不得那个村子的名字了，在那里上面允许我有时候睡在房屋里。我在那里丢下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没时间回去拿。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战斗，很多人阵亡，还有很多人失踪了。在那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1月底，我们的部队都处在包围圈里，到处乱兜，依靠太阳来辨别方向。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既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哪里有德国人。根本没有食物供给，不过我们有时候会从地里刨一些冻得蹦牙的土豆或者其他东西来吃……有一次部队的一辆卡车出了事故，撞得完全散了架，车上装小圆面包的口袋全都泡在从油箱里漏出来的汽油里。我的女友尼娜恰·伊特曼实在是太饿了，于是就吃了这些泡了汽油的面包，差点送命，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她救活。

说说绑腿吧！我们有两辆大车，有时候我可以坐在其中一辆上。有一次我在车上打盹，拉第二辆车的那匹马和我们一样饥饿难耐，它吃掉了我绑腿上的布条。结果那个月我只好打着一条绑腿走路。

问：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德国人是怎么个情况吗？

答：还是在斯莫棱斯克战区附近的那个村子。他是个飞行员，当他的飞机被击中的时候他设法跳了出来。我们看到他落地，于是都向他跑去。他意识到他将被俘，于是拔枪打中了自己的脑袋。当时有一位从大卢基来的护士和我们在一起，她完全搞不懂当时的情况。她试图为他医治并且说：“坚持住，亲爱的，坚强一些。”后来这给她惹来了麻烦，内务部的人找上了她。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德国军服。看上去简直像是在阅兵的时候穿的礼服。

在图拉，我们的部队突围了，在那里我们被送进一个中转站。我们还是没有吃的，但是得到几大罐子的果酱，我们就靠吃这些果酱和喝水过活，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被指派到一个步兵部队当医护兵。起初，我是连里的卫生员，那个连里全都是女孩，都是派到我们团里当医护兵的。我的任务是将伤员从前线护送到我们的野战医院。

有一次我乘卡车护送一些伤员回到我们的医院，那医院就设在一间房子里。一个外科大夫要我给他当护士，进行一次紧急手术。没过多久，一颗炸弹命中了我们的房子。我的头部受了重伤，大夫、两个护士和两个医院职工都被炸死了。我失去了知觉，昏睡了好几天。苏醒之后，我又回到了团里。  

问：前线战士是否被伤病所困扰？

答：在库尔斯克的残酷战斗中，部队流行斑疹伤寒症，但就在不久之前大家都还非常健康。这更加令人感到棘手，因为那里没有专业的医护设备可供使用。寄生虫兵团的规模也非常惊人，我们利用战斗的间歇在自己搭建的土制蒸汽房里面用高温为服装消毒除虫。

在乌格拉河沿岸，我为战士们做防白喉和破伤风的疫苗接种。我在战壕中来回穿行，为每一个人接种，一个又一个。

突然有那么一天，我意识到我已经在前线服役了两年又三个月了。我甚至怀疑一年以来我有没有在一个有屋顶的房子里睡过觉？每一个冬天，都是睡在一棵云杉下，一个火堆在身旁，有的时候甚至连生火都办不到，只有在云杉树下入睡。有时候我试图回忆我们是怎么洗澡和洗衣服的？哪怕只有一个例子也好，但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库尔斯克会战期间，我第二次负伤。于是我被送到图拉。那时候，在图拉组建了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这支部队刚刚光复了哈尔科夫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委派我担任其中一个坦克旅的共青团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对年轻战士进行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教育。在这之后我几乎没有做过医护兵的工作了，而是成为了一名正规部队的政工干部。我成为二级政治指导员，可以搭乘坦克。

然后我第三次负伤了。呵，不过那倒并不严重。当时我们在一个村子停留，而德国人发现了我们，他们用信号枪向我射击，我脖子上挨了一发。

说到英雄行为吗，我想起了我们团里的总会计员。有一个月，他不得不去到每一支部队填写表格，以便指战员们可以把钱寄回家里。当然，没有人看到过或碰到过那些款子，但是这些钱都被安全送到了每个人的家中。那位会计员同志非常胆小，在战场上会吓得瑟瑟发抖，但是他却从没有延误过汇款日期。他勇敢地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并且趴在地上填写那些表格——这难道不是一种英雄行为吗？

问：战时的人们如何看待爱国主义？

答：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入党了，并不复杂，在提出申请之后过三个月就可以入党。必须指出的是在战争时期，联共（布）党员表现出了高尚的举止。在登记入党之前，你必须填写一套巧妙的问卷。其中一个问题问道：“您是什么阶级出身？”我很调皮，写下了真话：“贵族出身。”[3]。结果上边命令我向我们的师政委报到。我站在他面前，他瞪圆了眼睛问：“小姑娘，你知道你写了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我的教育程度很高，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我告诉他，列宁本人就是一位贵族。总之，他没有让我重写问卷。

爱国主义是实际存在的，并不是什么夸大。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了祖国而战。不过我从没有在战斗中听到有谁喊过“某某某万岁！”，甚至连“乌拉！”也没有听到过。很多人戴着十字架，有些人在肩挎的子弹袋上画着护符。部队基本是由农民组成的。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逃脱兵役，因为父母们比年轻人更加清楚：前线就意味着死亡。

问：您在前线有过罗曼史吗？

答：可以说我对男人有很强的威慑力。当我在场的时候他们从不说脏话，当我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荤段子都会立即停止。他们只是大兵，不是知识分子。在前线部队没有浪漫，更多的是性骚扰。而我远离了这一切，没有人敢来找我的麻烦。

我是团里的共青团指导员，我们团渡过第涅伯河后，参与防守布科林桥头堡[4]，那里的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几乎是孤军奋战，没法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食物供给。我们是诱饵部队，用来吸引一些德国部队，从而方便我们的主力部队在1943年十月革命节的期限内光复基辅。

娜塔莉娅·佩什科娃正在对第一九四步兵师九五四团的战士们进行政治教育。摄于1942年，南方面军。

9月底我们抵达了第涅伯河。因为我们没有浮桥，所以步兵虽然成功渡河，但却不能携带重型装备。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在陡峭的斜坡上挖掘战壕，战壕是非常好的掩体。当我们扩大桥头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存放罂粟种子的棚屋，我们都快饿疯了，于是就把种子拿来吃了个干净。后来发生的事情真是丢人：我们全都昏昏欲睡，德国人打过来的时候，有些人竟然睡得醒不过来。

在布科林，我第一次看到内务部队，他们的规模庞大、装备精良。我们还在那里第一次见识了如雷灌耳的“喀秋莎”火箭炮。当这些致命的火箭弹拖着恐怖的火光和巨响从头顶飞过的时候，我们正在一个河谷里挖战壕。

我们整天整天地遭到炮轰，满天飞的德国飞机把天空变得一片漆黑。我们的飞机哪里去了？我们只是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才头一次看到它们！而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一颗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总会感觉它就是冲着你来的。事实上，尽管它向你头上砸来，但很可能落在别的地方。挨德国人炸的时候，大部分人把脸埋在地上，两只手紧紧抱着脑袋。只有我总是仰面朝天地躺着，以便看清楚天空和四周的状况，我觉得这似乎更加安全。

很多人牺牲在布科林桥头堡。我有一个朋友在兄弟团服役，那个团里有二百八十个军校毕业生，在布科林的战斗结束后，二百八十个人里，只有十六个还活着。请注意，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战斗结束后，上头给我们补充的新兵都是十六岁的孩子，还有一些从附近村庄征召的士兵，年龄稍大一些。他们对战斗一无所知，而且充满了恐惧，这就是我们的新鲜血液。

在法斯托夫，我曾有三天被认定为失踪人员。这件事发生在波贝尔纳村的一个大型铁路集运站。我们把德军从车站打了出去，然后在那里庆祝了十月革命节。有些人睡着了，还有一部分人喝得烂醉如泥。

到了深夜，装载着坦克的德国列车冲进了火车站，坦克直接从车皮上撞下来，对我们发起猛攻，我们根本无法抵挡，因为那些都是重型的豹式坦克，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大坦克。上头命令我们立即进入坦克，马上跑！作为一个苏联共青团指导员，我必须先帮助其他人上车撤退。我数错了我们的坦克，结果忘了给我自己留一辆可以上的，只能留在车站里。

我有一位叫加娅·柴克夫斯卡娅的女友，她来自基辅，在波贝尔纳和我住同一个圆木小屋。我们决定一起突围，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经撤退了，只有我们两人在一片原野中孤独地奔跑。当我们听到德国坦克就在后边追来的时候，觉得几乎没法逃脱了，于是钻进了野地里的一个干草堆。简直难以置信，坦克就靠着草堆停下来了！我们甚至听到坦克兵在谈话。觉得这下可完了，在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够看到自己的一生在眼前走马灯一样的飘过。你会想起一些意外的事情。

但我们的运气很好，坦克后来开走了，我们马上到邻近的村子去找加娅的奶奶。村民们害怕德国人发现我们，会连累他们送命，决定马上把我们送走。他们把我们打扮成村姑，我把党证藏在肩衬里。但我不能扔掉手枪，否则我们的领导会因此而枪毙我的。于是我把我的鲁格手枪放在口袋里。当天晚上，德国人来到了这个村子，并且派哨兵封锁，但是他们没有搜查我们——我们看上去只是两个穿着邋遢的土包子。随后，我们再次穿越那个大野地，当差不多离开村子的视线之后，我们就撒丫子狂奔。

我们漫无目的地瞎跑，后来撞见一条汉子，看他那打扮，我判断出他是游击队员，让他带我们到他的游击队去了。我已经记不清他后来到底是怎么联系上我的部队的。

问：你们如何对待战俘？

答：在法斯托夫的战斗结束后，我们冲得很突前，遇到一大群意大利士兵，他们没有武器。但是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很糟糕，几乎要被包围了。所以我们的指挥员决定把他们全部射杀。当然我没有去观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次残酷的经历，大家都懵了。但是当德国人又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象往常一样投入战斗。执行枪决的那些孩子后来告诉我，俘虏们拿出手表和贵重的物品，请求放他们一条生路。这太可怕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这么做。

问：您自己装备的武器如何？

答：作为奖品，我得到了一把缴获的鲁格手枪。我记得我没有因为哪一次具体的战斗而得到这件奖品，所以它很可能是和红星勋章一起授予我的。我还有其他的手枪，甚至有一支冲锋枪。我当然开过枪，但是您要知道，我根本记不得是否真正杀过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在近距离看到过敌人。不论是我们或者他们都撤得很快，在战斗中双方一样感到恐惧。

当然，有一次我们没有按时撤退。在一间圆木小屋的拐角，我发现自己和一个德国兵面对面！双方都很害怕，不敢率先射击。我猜他抖的和我一样厉害。因为我总是穿军裤而不是裙子，所以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是个女孩。我害怕极了，从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和一个会杀死我的危险家伙面对面。最后怎么样了？在这种时候人总是满脑子只考虑自己的命！我已经记不清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团装备了T-34坦克，坦克手们操作这些机械家伙非常熟练。1943年底，我们得到了英国援助的马蒂尔达II坦克，我们的坦克手讽刺它们是“蜡烛”，因为它们非常容易起火燃烧，而且通常活不过第一次战斗。要知道，坐在坦克外边可比窝在里面要幸运一百倍！我曾经进过一次坦克，那真的很可怕！我绝对佩服那些坦克手。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技能要远远胜过步兵，他们也面对着异常残酷的死亡方式。如果一辆坦克被击毁了，那就意味着死亡：或许有一个人——有时候两个人可以逃出来，但是第三个人肯定会因为高温而丧生。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在那个年代，60％以上面积的烧伤是无法医治的。

我在那个团里呆了很长时间，直到我被提升，转到旅政治部担任共青团政治辅导员为止。嗯，那儿离前线更远了，就是这样。

这是一份军医开给佩什科娃的负伤证明文件：致娜塔莉娅·尼基塔·佩什科娃，兹证明其二次负伤：第一次是轻伤，由弹片造成，位置在左半边臀部；第二次是重伤，深及头盖骨，由弹片在太阳穴部位造成。——署名：近卫军大尉军医奥尔洛夫，1944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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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1年6月21日是欧洲的仲夏节。

[2]  豆粉通常压成块状，用来做汤，或者调制菜泥酱。

[3] 英译者注：苏联解体后，娜塔莉娅·尼基塔成为贵族协会会员。

[4] 英译者注：1943年9月22日，第涅伯河的布科林桥头堡由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的一个机械化旅防守；到了24日的时候，桥头堡扩展到二十公里宽度，第四十、第二十七和第三坦克集团军的部队顺利通过了这里，他们面对至少十个德军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