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由胜者书写——鲜为人知的民主德国去纳粹化工作

作者：李某正在潜逃来源: 本站特约 2020-10-22 16:57:27 阅读：次

民德没有反法西斯教育？曰比你西德彻底得多

说起二战策源地之一的德国，一般人都会认为认罪态度非常好，对纳粹行为和战争中的反人道行为有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尤其在西德总理华沙一跪之后，似乎全世界都原谅了德国（以色列除外）。但这种印象，一般是留给西德，也就是今天联邦德国的。而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民德，则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一般，除了斯塔西什么都没有留下。

事实上，民主德国对于纳粹的清算力度和广度，以及对战争的反思和教育，远胜联邦德国。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一个本该显而易见、却总是遭刻意歪曲的事实，顺便也探讨一下这种现象的成因。

20世纪名场景：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解放与改造

民主德国的去纳粹化，是从苏占区开始的。在苏联红旗还没有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时候，苏联军管委就开始针对“第三帝国”残留开展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抓捕战犯。

苏联军管委开庭审判前纳粹成员曼弗雷德·鲍姆，1948年8月。

尽管同盟国各方均将“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即完全解除德国武装、以战犯身份逮捕纳粹党员、解散垄断利益集团、实行民主化改造——视作必须在德国实行的措施，但苏联对此有着更严苛的标准，并且是以最快的速度开展：

1945年8月，德国国会大厦的硝烟未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便已第一时间赶到柏林设置关押纳粹党核心层成员的特殊营房（而美军则在1946年10月才正式开始审查工作）。到1947年，苏占区共拘捕67179人，其中8214人经审判后释放。释放比例为12%，远远低于美占区46%（95250人被捕，44244人释放）以及英占区的53%（64500人被捕，34000人释放）的释放率。

萨克森豪森第7特别关押营，专门关押苏军搜捕的前党卫军军人，1951年移交民德内务部。

事实上苏联军管委从未正式采用过“去纳粹化”这一说法，莫斯科的一贯主张是对占领区实施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改造。

苏方的清算对象不只限于纳粹党或武装党卫军成员——

曾大比例公开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工商界也需要重整；
旧容克贵族手中的生产资料被重新分配，所拥有的财产和土地得进行充公；
劳工、农民、妇女、医师、少儿组织团体等一律交由德国共产党人管理，或苏军军管委共同运营；
律师全部被解雇，除非能证明拥有除纳粹德国外的他国法律资质；
各主要城市街道凡是采用纳粹主义或“帝国主义”色彩命名的，都得换上更具有工农特色的名字。

苏占区内的工作许可证，获得者可默认为已洗脱纳粹嫌疑。

苏方印发的纽伦堡审判宣传海报。对战争罪行的揭露能起到有效的打击民间残余的纳粹同情思想。

当然，苏联还顺便逮捕了不少持反苏立场的非纳粹主义者，这使得西方抨击前者在德国以反纳粹为名实行“斯大林式暴政”。但另一方面，这也让纳粹余孽意识到苏占区的环境严苛，纷纷以“逃避迫害”为由逃往美占区。

随着1948年冷战格局的明显形成，美英占领区内的去纳粹化不再热心。针对前纳粹的审查过程变得浮于形式，越来越多进入美占区的旧纳粹成员只要表明反共立场就能逃脱审判。

在只要加入过纳粹党就等于犯罪的前提下，只有极少数具重要价值的个体被允许赦免，这里面既有东西方都试着努力争取的火箭技术科学家，也有战争结束前主动接触苏联方换取宽恕的军方将领、或已经在苏军羁押设施内进行过改造的前国防军成员。

比如曾参于制定“巴巴罗萨”侵苏方案的文森兹·缪勒中将（Vincenz Müller）和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被俘的弗雷德里希·鲍卢斯元帅，他们都通过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多次审核，得到“已成功改造”的证明。他们将在日后为民德国家人民军的组建中发挥作用。

1954年在东柏林出席新闻发布会的鲍卢斯。

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能允许加入统一社会党的前纳粹党员有12名，均由埃里希·米尔克（苏占区的德国司法委员、后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确认过他们身上并无背有战争罪或针对共产党员的血债。

任何加入武装部队的前纳粹成员一经查出，必马上开除加进行审讯。官方定期向民间散发“棕色册子”，上面列明所有仍被民德政府通缉的在逃纳粹党员。

反观另一边，前纳粹党成员能很轻易地进入联邦德国政府任职，仕途也畅通得多。其中最具代表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例子便是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

格洛布克和乌布利希

格罗布克是谁？他是50年代西德总理阿登纳的幕僚。

为什么要特地点名他？因为他曾在纳粹的内政部任职，还是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的起草者和纳粹排犹暴行的主要推动者。

汉斯·格罗布克，联邦德国时期

汉斯·格罗布克，纳粹时代任职内政部期间。

还记得拥有党卫军身份的V2火箭之父冯·布劳恩在美国受到的抨击吗？同理，当1953年格罗布克在西德总理内阁亮相后，欧洲各国一片哗然，更不必提以色列和民主德国方面有多么震惊。

关于格罗布克在战争期间的各项活动都被美国方面刻意隐瞒，其中最严重的包括希腊战区犹太人清洗行动及他与另一知名纳粹战犯艾希曼的联系。

1961年5月，犹太裔法官弗里茨·鲍尔掌握到艾希曼在塞萨洛尼基处决两万余名无辜平民前曾与格罗布克洽商的记录，结果案件很快因为联邦情报局的插手便以“证据不足”为由匆匆撤销。不仅如此，该部门迅速将格罗布克的战时档案统统列为不得向公众发布的机密。

民德最高法院判决汉斯·格罗布克反人类罪名成立。

在审判现场作证的集中营幸存者Hilde Benjamin和Friedel Malter。

作为针对西德政府的抗议，民主德国最高人民法院以缺席审判的形式，判决格罗布克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罪名成立。这不仅仅是出于反对西德“法西斯复国主义”的态度，主要还是当时乌布利希执政下的民主德国已开展大范围的前纳粹战犯搜捕和政治改造运动。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1971～197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0～1973）

要知道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西德并无所谓的“反思”之说，只有过场一般对低层战犯进行的一系列审判。很多前纳粹骨干成员仍能隐瞒过去，然后担任政府部门或联邦国防军的要职（这里面不少还是在苏联、东欧、巴尔干战区犯过屠杀暴行的）。对于东德当局，继续追诉和惩罚前战犯既有替过去无数遭纳粹残害的共产党员伸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向世人强调自身依然持举反法西斯主张的表明。

国家安全部（STASI）担任了民德追猎纳粹余孽的主力。冷战结束后的解密表明斯塔西在1960年代初曾雇佣3000人负责甄别境内人口的战时纪录，过目近三万份档案，成功追诉20人，外加19名非监禁性刑罚判决（与此同时，西德负责甄别潜在纳粹战犯的路德维希堡检察处最高峰时期只有5名工作人员）。

其中著名个案为前党卫军军医霍斯特·费舍尔（Horst Fischer），他在1942年被调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负责“清除”老幼病残者，战后隐姓埋名当了药剂师。最终被斯塔西调查出并于1966年7月判处死刑——而且还是欧洲倒数第二个用断头台处死的人。

在法庭上坦白罪行的奥斯维辛医生霍斯特·费舍尔。

费舍尔庭审案全程采用电视直播，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期间民德天主教联盟曾联名请求乌布利希特赦该犯人。

简单地说，苏联军管委标准就是任何参加过境外作战的德军士兵都可以默认为战犯，再根据他是否犯有针对平民的暴行再判决以劳改或者处决，反正就是铁定先关一顿再说。但当轮到民德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时，他们必须得聚焦后面一项的证据，对于只参于过单纯性军事行动的人则判处以罚款。

比如曾被斯塔西以屠杀嫌疑锁定的Johannes Piehl，1981年开庭审讯后因缺乏证据而释放。直到柏林墙倒塌后波兰的屠杀幸存者偶然发现此人依然健在，才于1994年陆续收到波兰方面的证词表明他在当地犯下过屠村行为。由此可见，民德的前纳粹分子追查工作并非流于形式，同样需要硬性证据支持。

如果说苏军的军管带着复仇的意味，那么德国共产党人则要考虑比复仇更复杂、更现实的德国社会问题。所以当统一社会党面对二战留下的烂摊子时，最首要的目标是考虑如何进行重建，如何凝聚起当下的人民。他们就不可能采用苏联军管委那种“只要加入过就算有罪”，关注的重点必须是以是否犯下过反人类罪行作为出发点。

单纯数量而言，东德追诉纳粹战犯的公开审判次数并无西德多。这既有战争期间大量文件被毁导致调查难度增加等因素，也有乌布利希对民德当下社会情形的考量。

更何况，比起大小公务员随便一抓就是前纳粹成员的联邦德国和西德那些本该按《波茨坦协定》废除却依旧被保留下来的战争企业，乌布利希确实可以对于“从废墟中崛起”的民主德国在彻底清算纳粹的问题上充满信心。

民德1955年发行的二战遇难者纪念邮票。

纪念死于纳粹暴行的运动员，1963年。

1965年发行的荷兰大轰炸遇难者纪念邮票。

1964年12月5日，乌布利希在莱比锡视察时说道：“叫西边的那些人替过去忏悔吧。”这句话立刻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东德不再悔过，甚至直至今日还会被人拿出来当作证据鞭挞民德不义。这种非议实在是荒诞至极，你让跟当年纳粹党斗得你死我活的共产党去为沾满共产党鲜血的纳粹党的孽债道歉，道理何在？

真正的反思

另一个人们经常黑民德的点是“东德不存在反思教育”。对此，笔者先问一下，德国第一部反思战争题材的电影是哪部？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1959年的西德电影《桥》（Die Brücke，不是南斯拉夫1970年代的同名片）。该电影讲述了一群德国少年被命令拿起枪对抗美军的故事，最主要还是强调战争带给平民的伤害而非纳粹党的非正义性。

那我再问一下，第一部真正彻头彻尾攻击纳粹党的不义，并且对战后种种诸如“错不在我！错在给我下命令的人！”之类的推托措辞发出攻击的德国电影到底是哪部？

《魏纳·霍尔特历险记》

答案是1965年东德拍摄的《魏纳·霍尔特历险记》（Die Abenteuer des Werner Holt），该电影讲的是一群各自有着梦想的学生被征召到东线后，渐渐变成毫无怜悯的杀手的故事——从电影开始那群为了个金鱼缸嬉闹起来的单纯少年，变成参于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屠夫。

顺便一句，这还是最早在西德上映并卖座的东德电影之一，并在当年的突尼斯迦太基电影节获得最高评分提名。

西德的二战反思题材影视作品要到1970年代民间自发的忏悔思潮涌现后才渐渐日常化，而且之前还曾经处于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雷区状态。

而在西德之前，东德已拍摄多部直面纳粹战争暴行的电影，其中有聚焦苏德战争的《我十九岁》、描绘集中营惨状的《赤裸于狼群中》、以及直面纳粹时代德国社会状况的《旋转》等。至于舞台剧，类似《拉文斯布吕克圆舞曲》一类的反法西斯题材表演更是不计其数。

1960年代的四大反法西斯德语电影皆出自东德，其中包括完整还原侵略波兰初幕的《格莱维茨电台事件》。

《赤裸于狼群中》

除了影视作品这些社会教育，学校课本教育上的内容又如何？

我们可以从《斯塔西之国》的作者布鲁尼·代·拉·莫特（Bruni De La Motte）2007年的刊文了解。她本人是波茨坦大学的教授，在民主德国长大。她本人对统一社会党并无多少好感，可是当“东德不存在反思教育”的声音变成舆论的常见论调之后，莫特也终于忍不住在英国《卫报》发表《东德的确有正视纳粹过往》一文。

其中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课本确实有大量直面纳粹时代下的德国平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内容。在上这些课的时候，小学生们会组织前去集中营遗址参观，会有幸存的囚徒为他们讲解。民主德国境内的所有集中营均以纪念场所同等级别进行保留……请别忘了，（东德）政府的成员本来就有相当部分存活过希特勒或集中营的犹太人……”

“……民主德国设立有专供‘法西斯暴行受害者’的抚恤金，作为对他们所受苦难的正视……”

《东德的确有正视纳粹过往》原文截图

最后再强调，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的第6条款，民德视法西斯主义为帝国主义的终极形态——反法西斯、反殖民主义、反民族扩张主义教育是从中学到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要过的环节。从学校教育开始，民德自始至终打压着极右翼团体的生存空间。以至于当时的西德知识分子讨论类似“68学运”的同等状况是否会在东德发生时，结果是认为“根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1968年联邦德国学运期间的柏林工业大学，这场运动受到身居高位的前纳粹官员强烈反对。

功亏一篑

讽刺的是，曾经民德作为清算最积极、下了功夫最多的反纳粹教育德国地区，如今却深受新纳粹之苦。尤其是其中曾经最繁荣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地区，是今天德国极右翼最为猖獗的地区。

以仇外著称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获得高支持率。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如今的前东德地区会变成新纳粹的庇护所？

从1970年代末开始，经济陷入停滞的民主德国社会问题逐渐尖锐化，对当局和现状不满的声音愈发增多。人们转向相对容易避开注意的教会、民间足球队、第三方工会组织、文学研讨社等小型团体，在聚集时互相交换针砭时弊的笑话和发表对统一社会党的抨击。

在7号特殊关押营原址为纳粹招魂的民德“土生”极右翼，1980年代中期。

新纳粹团体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期在东德发展势力，他们批着“体育俱乐部”或“地下音乐乐团”的外壳，一边跟民警和斯塔西打游击，一边到处吸收新成员。而对于任何厌倦了当局“说教”的年轻人来说，极右翼传播的反政府、反共产主义和跟课本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显得相当“新鲜”、更具吸引力。

哪怕在根正苗红的党员后代看来同样如此——

Ingo Hasselbach（被标记者）与新纳粹团体接触时的场面，由斯塔西监控所得。

Ingo Hasselbach，1967年出生于柏林一个模范党员家庭，父母均为党政媒体机关的工作者。自中学毕业后，无心继续学业、厌倦国营单位上班、兼设法逃避兵役的Hasselbach时常跟社会青年来往，数次因毁坏公物受到拘禁，接着又被新纳粹组织物色。

两德统一后，他在“社会革命民族主义互助会（Kameradschaft Sozialrevolutionäre Nationalisten）”中担任小头目，牵涉多起纵火、伤人、意图谋杀案。直到1990年代中期，他才良心发现向警方自首，后来还出版了回忆录《前任领袖：一名新纳粹份子的告解》劝告年轻人勿步其后尘。

根据Hasselbach回忆录拍摄的同名电影，但剧情上作出了很多改变，比如主人公的姓名和家庭背景。

而在东德高层，意在缓和两德关系的昂纳克并未意识到新纳粹主义的影响在增强，又或者说只是单纯觉得蚍蜉撼树微不足道。且80年代的东德社会问题导致一系列骚乱，反政府集会此起彼落，其中很多极右翼团体造成的冲突事件只会划为的治安事件，并不会得到特别关照。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和缓”政策的影响：当两德承认彼此并试图走向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民德放松了反法西斯教育的力度、并要求教员将以往攻击西德政府前纳粹成员的内容跳过。换言之，那些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当作重点来抓的内容，在1980年代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不重要内容。这无疑造成了十来年时间的空白，也因此造成了后来民德地区居民对于民德历史的两极分化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