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的生物武器与生物计划

1947年与日本生物科学家进行谈话的美国官员很快便意识到，美国所取得的成果在技术上领先于石井四郎的计划。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计划对于空气传播媒介感染和生物媒介的多样性已经有了很多了解，对某些媒介的防御手段也有了提高，炭疽炸弹已接近批量生产。原子弹和冷战的出现预示着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重大改变。对有意传播的疾病规模，已被设想为可达到与广岛和长崎的破坏相等同的战略攻击水平，以及苏联及其同盟的潜在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年里，细菌武器的倡导者努力想使其达到所设想的战略攻击力的目标，并力图说服军方特别是空军和海军采纳这些新式武器。美国政府内对这种扩展攻击能力的努力所知者不多。在计划内部，研究加速了，生产能力扩大了，对平民的病菌攻击模拟规模更大、更精确，已接近可用于实战的水平。

在美国战后的生物武器计划秘密地朝着接近核武器的规模发展的同时，国内和国际公众，包括一些科学家，正在公开地辩论核武器的威胁。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化学武器及其对平民的威胁成了广泛争论的问题。而在生物武器方面，美国战时的研究只有很短时间是公开的，在随后20年中便再见不到公开的讨论。1947年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Eisenhower)下令禁止对进行中的生物武器计划活动进行披露。此后，国防部部长詹母斯.弗雷斯塔尔1949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中只强调了美国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他的看来已为公众所接受的论点是，生物武器的存在是为了保卫国家对抗苏联的威胁。2而公众所不知道的是，这种防御性的计划实际上是以进攻为日的的。由于美国不受《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军队中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提倡者便力主享有首先使用权，这将使得可以开展完全进攻性的生物武器计划的研究。

1951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总结了生物武器在战略及暗中破坏等方面使用的军事潜能。'报告首先指出与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的成本较低，这是它的一大优点。但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可能获取这种武器(这后来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却未被考虑到，而当时的猜想是，只有工业大国才有资源发展生物武器，就像核武器和一般的化学武器一样。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重点是以苏联为敌国，提出了一些从欧洲和亚洲战场经验中所得的“二战”类型的可能方案。

第一种方案提出，作为原子弹轰炸之后的后续手段进行所谓非致命性疾病( 例如普鲁氏菌病)攻击，以便进一步削弱所攻击地区的敌国平民。报告特别主张在特种军事行动中使用生物武器，所针对的是了无所知的平民：“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暴发相区判，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

在技术方面，军方的第一要求是这种新型武器必须具有可靠的杀伤力。指挥官们只有一个目标——赢得战争，因此他们不愿意在战争中对细菌武器进行试验。1952 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作了两点指示：一是指示陆军化学师团应对生物武器进行实地试验，二是指示三兵种应通过对有关人员的教育或“教化”使之接受生物武器。

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强调指出，虽然可供利用的生物武器有在多种场合使用的潜在效力，但只有当军事行动指挥员确信有关武器对于完成其任务具有优势时才得使用。因此通过试验以确定生物武器的实战性能，以及通过教育传播和建立对于试验结果的信心是必要的。美军授权陆军部部长负责实地试验计划的协调工作，三兵种(陆军、海军作战部、空军)应在其协调下进行实地试验，其规模应足以确定备选媒介弹药组合、其进攻性使用和对其防御手段的军事价值。叉，各兵种应通过新武器指导小组、教育课程、在职培训等适当方式进行生物武器的教育工作，应以可能的方式相互协助与合作。

尽管进行了大力研发与试验，在那一时期生物武器始终没有被纳入正规军的思想和计划中，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英国、 加拿大及后来的澳大利亚也都没有实际使用之。

有两次战争提供了机会，即朝鲜战争( 1950——1953)和越南战争(1962——1975)。

朝鲜战争时期的参与者是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多国部队，这使得很难想到使用生物武器。当时美国的计划仍处于致力研制更有效地散播炭疽孢子等病菌的生物炸弹阶段，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可提供。中国和朝鲜曾于1952 年指控美国在作战中利用飞机散播受感染的昆虫、羽毛及其他病菌载体，在技术上相当于日本计划的水平。

在越战期间，美国在战争中使用化学药品特别是防暴媒介引发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争议，这表明如果使用了生物武器，不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都将会引起激怒。

20 世纪60年代，实地试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希望。那些传播热带疾病、在没计上能穿透丛林屏障的生物武器，对于当时为越共游击战所苦。于是美军不惜使用一切攻击手段的军事策划者来说会是有诱惑力的，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

1946年5月，基于海军预算秘密听证会上透露的消息，美联社发表了一篇有关细菌武器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谓其“杀伤力远远超过原子弹”，“只一次打击即可毁灭数座大城市和全部农作物”。但在数小时之内美联社又撤回了这篇报道，称这种武器并不存在。

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得公众开始把生物武器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威胁。

美国新闻界随之开始暴露在已过去的“二战”中的生物武器研制计划，而陆军和海军在办助其事时则侧重所研发的防御性武器。

例如，海军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报告其在加利福尼亚奧克兰的研究单位曾利用50名圣民廷(SanQuentin)监狱的犯人进行有关淋巴腺鼠疫的医学研究，以研制防御药物。《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的《时代信使》( Times-Herald).《新闻周刊》( Newsweek)、《生活》(Life)、《民族》( The Nation)、 《科学举隅》( Science Ilustrau-ted)等多家出版物翻检了德特里克营战后发表的研究资料，刊载了有关生物武器的可怕战略潜力的报道。

《科学新闻信涵 》(ScienceNewsLetter)——则报道的标题是《比原子弹更强劲的生物战进展》Germ Warfare Advances More Than A Bomb )。  

1947年，正当与日本科学家的赦免交易在谈判中而冷战开始的时候，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把大规模杀伤武器界定为：“原子炸药、放射性物质、致命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在未来研制的任何在杀伤力方面可与原子弹或上述其他武器相比的武器。”

这种把效果未经确证的生物武器与化学和原子武器归于一类的见解，为后来的历届政府所奉持，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

随着冷战的加剧，政府面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苏联是否构成一种生物武器威胁，对之西方特别是美国须以防御能力来回应。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评估承认，这种战争将对苏联经济及平民的健康具有摧毁性的效力。

西方和苏联在技术上有着公认的差距，特别是在抗生素的生产和在工业发酵方面。苏联具有发展核武器的手段和意图，但他们是否也志在研制生物武器呢?

事实上对于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疑虑盛行于华盛顿。例如，1948 年美国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 Edwin Jobnson)告诉媒体说，他有权威的证据表明，“苏联人已经完善了这种散布瘟疫和细菌的武器”。

苏联1949年8月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的军事分析家们猜测，生物武器将是其下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虽然有关这方面的情报是很贫乏的，1951 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确认， 苏联拥有生物武器，并且用人体进行实地试验：“苏联对生物武器的兴趣由来已久，未经证实的报道表明，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而且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我们必须持这样的看法，不这样认为是愚蠢的，在生物战方面苏联已经拥有了防御能力。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人在致力于获取有关他们的生物武器媒介和弹药的确定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1946年，美国化学作战部的预算从战时的最高点240万美元缩减到99.3万美元。1947年随着冷战的开始，其拨款回升到战时的水平，达275万美元。战后所发现的西方原来不知道的德国神经毒气，使化学作战部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生物武器是另一个增加预算的原因。在化学作战部主任怀特的领导下，负责生物武器的人员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精减，集中探索已知的病原体和毒素，以及把它们装入炸弹和气雾发生器的方法。

在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委员会的协助下，合格的青年科学家被招聘到计划中来。现有的记载表明，战后研制计划曾经历了困难的时期，主要是技术方面的问题，直到1954年才变得较为稳定。

陆军战后的生物武器研究、开发和大规模试点生产计划的基地设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营(后改名为Fort Detrick)，此外在纽约州的普拉姆岛(PlumIsland,特里军事驻地)设有动物研究基地。

德特里克营还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海军实验室的项目以及各种秘密的情报收集项目。实地试验则集中在设于犹他州的杜格维试验汤。研制计划的一项任务是从非军方的承包商那里收集空弹壳，填入生物媒介或无害激化物，将其运送到试验场地。

生物武器计划还利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周边场地进行露天试验，与加拿大合作使用那里的场地，在实地试验方面与英国合作。当化学师团要求以新的生物媒介和弹药生产设施替换战时的维哥工厂时，国会批准了对设于阿肯色州的派恩布拉夫X一201 工厂的建设投资。这座1950年动工953年建成的10层楼高的设施耗资9000万美元，最终雇用了1700名员工。

英国唐港的计划在向战略目标转移和扩大实地试验方面看来要比美国的计划进行得顺利。费尔得斯的副手亨得尔逊接手了主任职务，延聘了内行的费尔得斯、斯坦普爵士、汉基等做顾问，这也保证了计划的延续性。

英国拒绝公开其战时的研制活动，但仍引起了恼人的媒体的注意。像美国一样，英国也志在使生物武器发展为与核武器规模相当的作战手段。

由于正式承认了《日内瓦议定书》，英国尽力不使其研制看起来完全朝着进攻性目标发展的做法更为明显。计划的领导者多次声称其所为完全是防御性的，或者看起来它们只限于作为特殊军事行动的配合。

但是如果说生物武器有前途，那只是作为在大范围内攻击的进攻性手段。因此战后英国在唐港的计划与美国的一样，是朝着两个目标发展的：在实验室中大力开发新的可能媒介和对病原体、毒素及其激化物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试验。

1945年，唐港的生物部改名为微生物研究部。尽管1948年时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建筑材料缺乏，在唐港还是为兴建一座庞大的设施而破土动工，那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座砖结构建筑。

亨得尔逊认为实验室的中心工作是加深对吸入性感染的了解，他主持修建了一座供扩大气雾试验用的炸弹爆炸仓。之后不久，美国人在德特里克营建起了一个世界最大的高达12米、455万升的霍顿实验球( HortonSphere),这使得可以在仓内引爆炸药，使关在笼内的动物通过孔口吸入。

寻找为唐港工作的科学家是件难事，根据广告应聘的人很少。科学顾问们认为是战后媒体评论起的作用，它们使公众或许还有一些本来可能成为工作人员的人反对这一计划。

不管是什么原因，原计划招聘130名科学研究和技术人员的唐港实验室实际只雇用了72人。但是这一项目还是吸引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事防御生物武器的研究。例如1948年到唐港工作的生物化学家哈里·史密斯( Harry Smith)发现了炭疽菌生成的三种毒素，这一发现后来成为制造抗炭疽热疫苗(半个世纪后仍在使用)和现代抗毒素的基础。

大规模生产也是唐港的计划内容之一。微生物研究部得到了修建另一大型设施和两座附属发酵试点厂的经费。据测算，如果与苏联开战，唐港须每天生产35吨媒介，以填充每月进行4次攻击的500架飞机所使用的1.8公斤重的炸弹。但英国内阁和政府中的其他文职领导人不久对建设规模进行了限制，使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早在1945年11月，英国参谋长会议就设想了生物武器在未来10年里与核武器的对比发展。作战指挥部的一份备忘录对生物武器持乐观态度，指出如果再提供一些资助，有关计划就能生产出一种炸弹，一颗就能杀死城区中8平方公里内半数以上的人。

1946年，英国参谋长会议承诺使国家作好使用三种武器的准备，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在一项由一个空军参谋机构领导的名为“红色旗舰”的研究计划中，唐港被指派在1955年以前制造一种针对人使用的炸弹。

该空军参谋报告说，尽管对发起生物攻击存在一种厌恶情绪， 但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需要制造一种450公斤重的集束炸弹，一种包含许多“子”弹的“母”弹，以覆盖广阔的范围。

根据前一年试验所作的估计是，200 吨这种炸弹可导致一座260平方公里的工业城市中人的死亡率达到50%。高空炸弹被认为效果较好，为此唐港需要开发一种准确的天气预报手段，并使病菌媒介具有抗严寒的能力。报告中还提到如果研究者们要提高炸弹的瞄准度，可使用喷雾发生器。

在炸弹能产生可吸入性气雾的机械效能方面以及对气雾的剂量反应方面，尚没有进行过足够的试验以使得可作出精确的估计。

在战争的最后年代改进的炭疽炸弹不断受到技术方面的困扰，此时依然如此。由于没有可靠的抗生素方面的治疗，科学家们只能对动物进行试验，从中推算出人的剂量反应，即吸入多少剂量的某种媒介可导致所攻击的人群中多大比例的感染。

美国空军在开始时对生物武器的潜力抱乐观态度，但不久这种乐观情绪就减低了，英国空军参谋部也是如此。

到1950年时虽然有大量的资助，生物战科学家们仍然无法制造出完善的1.8公斤重的马克I型炸弹样本，于是决定把重点转向装0.9公斤弹药的集束炸弹。1951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把生物武器列入第一类战略武器，并责成空军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作战和防御能力。

生物武器计划仍然没有能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炸弹，这对于不及等待炸弹试验就预先下了订单的空军无疑造成了很大的失望。生物武器计划所研制的另一种炸弹M33型炸弹只能覆盖很小的面积，其载体设计对于高性能的炸弹来说已经过时。空军生物武器计划的官方史学家多萝西.米勒( Doro-thy Millr)写道：“研发未能实现原计划的估计，未来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进。”

参与生物战计划的空军参谋机构在组织上是分开的，一个机构负责研发，另一个机构负责后勤和培训。前机构对生物武器的技术前途没有把握，而后勤和培训方面也跟不上。对于生物武器如何操作和运输以及出现事故该怎么办，军队中的人所知者甚少，甚至连炸弹如何从化学作战部运到机场去安全装载和弹药运到海外后由谁负责都不知道。米勒评论说：“弹药的后勤支持是场噩梦。”培养100名生物武器医务和科学领导的计划宣告失败，化学作战部对空军所能说的只是：那是人们的一种猜想。

在这个摇摆不定的时期，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传言成了在联合国中辩论的国际问题。1952 年初，中国和朝鲜政府指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生物武器战术。

朝鲜人和中国人认为国际红十字会偏向西方，要求由国际和平委员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1952年6月，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前往中国和朝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对有关传言证据的评估。委员会与见证者和医生们以及四名作证美国使用了生物媒介的美国战俘（一名飞行员和三名领航员）进行了谈话。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著名的英国化学家和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派驻中国。曾在1949年哈巴罗大斯克审判中任主要医学专家的苏联生物学家N. N .朱可夫-弗雷兹尼科夫（ N. N. Zhukov-Verezhnikov）也是成员之一。

委员会虽然自身没有进行调查，但得出结论说美国进行过生物战，主要是空投细菌媒介和被感染的物质。委员会汇编了一份700页的报告，详细记述了所称的50例事件。该报告中包括解剖报告和给病人进行过治疗的医生们的证言，以及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支持声明的直接影印件。这份通常被称为“李约瑟报告”的文件还暗示日本人在中国使用过病菌媒介，并称美国政府还在继续保护日本免受犯罪追究。报告中还援引了战后美国生物战科学家们发表的文章，作为美国进攻性计划的证据，并提醒读者美国没有批准《日内瓦议定书》。

美国政府否认了有关使用生物武器的指责，这种否认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一些著名科学家也予以支持，他们对“李约瑟报告”提出质疑。

这一说法仍然是一个有待调查研究的问题。例如最近一位日本记者声称看到过有关苏联的文件，表明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攻击证据是假的。上述争论表明，在可疑疾病暴发的事件中，要想把证据和意识形态分开是困难的，同时也再次表明了这一论断：战时的情报很可能是有误的。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在交战中，可信的独立调查，即让科学家们能够提出质疑和独自收集资料，看来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秘密研究计划内，科学家们在为生物武器的有效性提供证据方面遭遇了困难。或者是因为炸弹试验得不出可靠的结论，或者是那些看来有希望的结果向空军人士传达得不够，后者始终未能信服。

对于生物武器计划要依赖于动物试验，空军官员们已经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们希望有医学上的准确性以提供更好的炸弹。但要用媒介对人体进行试验，只有在受到侵染后能够得到迅速和可靠的治疗，否则在伦理上是不可能的。

1953年4月在全空军的部长一级进行了通报，建议取消与生物武器计划的订货协议。一份备忘录称这一计划为 “不必要的奢侈”。空军人员不但没有增强对生物武器的信心，反而认为对其的支持会出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情势。对有才能的军官来说，它也不如规模更大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计划更有事业前途。

空军对生物武器的信心低落，但陆军则继续予以支持。

1954 年3月5日国防部作出新指示，生物武器研发计划只限于长期研发活动，辅之以实地试验。生物计划将只研究改进的弹药，重点是“从高速飞机上空投的针对人的致命炸弹( 230克重的E61型炭疽炸弹)，以及从高速飞机和气球上空投的杀灭农作物的弹药”。以前的热心支持者所体验的“强烈失望”导致预算削减。

空军对生物武器的投资从1953年高峰时的570万美元减少到1956年的100万美元。在空军与生物武器有关的其他方面，包括从化学作战部购买以人为日标的生物弹药，也出现了类似的减少。

生物武器计划有两条增强对其武器的信心的途径，有关科学家在这两方面也都作了努力。

第一条是改进实地试验。包括用真实的病原体进行海上和陆上试验，以及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目标进行激化物试验。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改进对在各种环境、各种天气状况下气雾散布的方式、媒介存活率及其毒性的估算。随着规模的扩大，实地试验也成为获得实施战略攻击作战经验的一个途径， 它有别于在现实世界中引发疾病及对战争和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第二条提高人们对生物武器的信心的途径是进行人体对病原气雾反应的试验。

“二战”后由于有了抗生素，可在受感染后特别是对野兔病进行治疗，  进行人体试验已成为可能。对剂量反应的计算是关键之点，至少要有约摸的了解才能确定对弹药性能的要求，才能进行有关攻击某种目标需要多少弹药量的估算。对空军来说则需要知道多少炸弹才能造成所希望的对目标的轰炸效果，从而计算需要多少飞机。英国和美国用激化物和真实媒介所进行的露天实地试验，就是检测这一庞大计划的可行性。

在生物武器计划努力寻求稳定的时候，一种政策上的改变使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摆脱了因美国默认《日内瓦议定书》(但没有批准)所受的束缚，使得有关这两种武器的决策与核武器一致起来。

与此同时，美国的核政策规定最终决策权在总统，但国防部在可能的首先攻击的策划方面也有很大的权力。核或慑在核政策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使用化学武器，这其中威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生物武器的威慑作用就含糊得多了。

美国没有用使用制造疾病的武器去威慑苏联，相反，它是在秘密研制一种新型的战略武器。军方对这一计划的拥护者和少数批准过化学作战部预算的国会议员希望在生物计划上不受约束。

1950年美国的生物武器政策是与《日内瓦议定书》保持一致的，使之只作报复之用。这种政策被描述为是“临时的”，意即随着武器的改进和重新估价，可能发生变化。

1954年5月，美国陆军参谋长要求对只报复性地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进行重新审查。如米勒所记述的，有关这种限制的争论由来已久。陆军认为“ 生物武器进展上的一大障碍是，军方不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在一种可 能永远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上”。

如果有首先使用的选择权，就可能出现全速发展和军方的采纳，即美国能够选择时间、地点和攻击的条件，而不仅仅是对攻击作出反应。攻击将不只限于对苏联，也可以进攻任何敌人。

军方的批评者认为，细菌武器是完全不能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竞争的，这项计划的存在只是出于要具备对苏联进行报复的能力。

改变政策的决定最终提交给了最高层的安全顾问们，后者决定使陆军免于只报复性地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限制，其理由是新的苏联生物威胁的暗示。

这种担心源自苏联的朱可夫元帅(他领导的部队曾是1939年日本生物武器进攻的目标)2月20日的讲话。朱可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称：“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安全顾问们把他的话看做是苏联拥有生物武器能力及在未来战争中使用它们进行大规模摧毁的证据。

1956年，一个重新修改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政策得以制定，大致内容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其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使用决定权在总统。”

那一年美国的陆军守则《陆战法》(The Law of Land Warfare) 中删除了“只作报复之用”的字样，转而宣称：“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在为各军种规定规则的美国陆军准则中，明确申明了总统的最终决定权：“美国军队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决定权在美国总统”，但在核武器等的进攻性研发权上却给军方留下了余地。

这一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探究生物武器作用的计划扩大了。大规模的模拟变得更为重要。在杜格维，2800万美元被投资于改建输电系统和气象网，以使得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和喷雾试验。

在1955年举行的一次美、英、加三方会议上，美国政府宣布了它的“大面积概念”( Large Area Concept)新战略，其做法是由飞机或军舰散播一条不是精确对准目标而可能影响整个地区的病菌线。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是：可以预测攻击的气象条件，另一个是空气传播的细菌可较长时间地存活。

1957年，为了测试第一个假设，英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实地试验，试验中一架在目标地区逆风飞行的“飞机散播发荧光的硫化锌镉微粒。第一项测试是在北海上散播一条480公里长的微粒线，然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收集空气样本，以跟踪所作的散布。试验发现数百万人可被生物气雾感染。1957年，作为“LAC行动”( Operation LAC)的一部分，美国军队也同样在一条从南达科他到明尼苏达的路线上散播了硫化锌铬。

1958年2月，在杜维格试验场重复进行的一项试验表明， 一条近1000公里长的散播线可对数百万人产生影响。用活激化物所作的进一步试验表明，一些病菌事实上可以在这些试验中存活。

在美国，空军希望有一种“预测武器效果和估计弹药经费的更好的系统方法，而要获得这种方法就需要能预测气雾在目标上空的散布。这一要求是有道理的。1951年化学师团意图把气雾研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预计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将为此花费四百多万美元。技术目标是能均匀地散布宜于人吸入的直径为1到7微米的微粒，由此导致比如炭疽菌感染。这项战后研究是与工业衔接的，由独立承包商研制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气雾发生器。

根据空军的要求，德特里克营的科学家们成立了一个“圣乔弹药消费计划小组”( St Jo Munitions Expenditure Panel)。小组的任务是从1953年起对城市目标实行炭疽菌攻击模拟，所选择的三个近似苏联城市的北美城市是：圣路易斯、明尼苏达和温尼伯。自1月到9月，试验者们通过位于城市不同地点装在汽车顶上的气雾发生器散布激化物云团，预计攻击的假定条件是这样明确说明的：“所得出的各项最后费用数字将指所攻击的人群完全没有准备，在生物云团散布的整个过程中均暴露于城市露天。”

在40年代末英国就已经进行过对城市目标的试验，当时是在位于唐港附近的城市索尔兹伯里散布激化物，试验后曾仔细计算过气象条件对云团散播的影响。

1950 年美国船只曾散播过炭疽激化物bacillus globigi ( BG)和serratia marcescens (即1934年斯蒂德报告中所追踪的细菌)，借风力传播到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上空。

“圣乔计划”在攻击模拟研究中运用了各种新获得的科学知识。

最初的试验(从1953年1月到9月断断续续进行)融入了德特里克营科学家们得自各方面的资料：德特里克弹药试验和动物对剂量反应的研究、杜格维试验场使用炭疽激化物BG的露天试验，以及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和私营承包商联合承担的气象学研究。主管科学家们利用了来自英国索尔兹伯里和化学作战部所作的化学药物散播的有关资料。该计划还得到国家标准化局计算机程字员们的帮助。

1954年8月圣乔小组发表了长达101页的有关系统方法的报告，附有从城市试验中所得的气雾散播模式图以及几十个严密论证的数学公式，它们是预测炭疽剂量和生产这些剂量所需的炸弹经费的。

在空军看来，“圣乔计划”体现了在生物媒介组合测试观念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在不同的气象和地理条件下，对目标空投的炸弹数量和方式是如何影响炭疽菌气雾造成的伤亡产出率的。

“圣乔计划”小组的报告中包含若干科学上的怀疑和告诫。例如报告推算，8 000枚炭疽炸弹将感染在露天的50%的人群(半数人群致命剂量，表示为LD50)，但附有告诫说，这一数据只是根据猴子的研究数据所作的推算。

报告指出，E61R4 炸弹的气雾效率是有限的。有效的气雾是释放直径1至7微米的颗粒，而E6lR4所造成的气雾成分中只有2%属于这一-范围。增加炸弹数量或媒介的毒性(对炭疽菌已作过这种尝试)将能增加伤亡率。

“圣乔计划”通过显示气雾和炸弹的潜力给生物武器带来了所需的新的希望，只要技术障碍能得以克服。这使得空军对那些技术细节产生了兴趣，例如试验如何以干燥媒介取代浆液媒介以增强毒性或改进气雾。另一方面，空军要求加强对“ 致残”而不很致命的疾病如普鲁氏菌病以及天花等强感染性疾病的研究。

实地试验对计划来说仍是很重要的，这种试验的数量增加了。

从1950年到1954年共进行了79次炭疽激化物BG试验，包括在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海上试验。在杜格维试验场、德特里克营、埃尔金(Elgin) 空军基地、阿拉巴马州麦克莱兰(Mclellan)港、弗吉尼亚州的贝尔弗( Belvoir)港、莱特一帕特森( WrightPatterson )空军基地、缅因州的洛林( Loring)空军基地、新墨西哥州的基尔特兰( Kirtland)空军基地等处进行了陆，上试验。1955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主要国家公路上进行了气雾散播试验。

从1950年到1955年在杜格维进行了25次病菌媒介的露天实地试验，使用的细菌包括炭疽、霍乱、普鲁氏菌、Q热及野兔病病菌。有些试验，例如1954年进行的B炭疽热菌试验，为期长达数月。斯坦福气象学试验的结果发表以后，用荧光微粒测试在公共场合的风力散播大大增加了。除了在明尼苏达和圣路易斯进行的“圣乔计划”试验和海湾区试验，还在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 莫哈韦沙漠( Mojave Desert) 以及(1957年到1958年期间)在落基山以东的未指名地区进行了露天试验。

1959 年到1960年期间在得克萨斯州北部和中部的未指明地区进行了13次试验。进入60年代后，这些活动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圣乔”系统方法报告中的一个关键提法是:不使人体实际接触炭疽菌气雾而要证明人对剂量的反应是不可能的，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这等于放弃了测算对于人的致命炭疽菌剂量。但野兔病细菌媒介( Francisella tularensis) 与炭疽菌不同，它可以通过早期使用抗生素而得到迅速可靠的治疗，因此用它来作人体研究是可能的。野兔病细菌虽然没有被吸入的炭疽菌那样高的致命性，但可导致使人致残的疾病，同时依所使用的种类不同也可导致高达50%的死亡率。

1952年，正值美国怀疑苏联不道德地用人体进行实地试验时,美国军医处派到德特里克营的医生便想到开始野兔病的研究。最初想用基地的军人作试验引起静坐罢工，后来考虑用七日基督复临会的教徒作试验，他们因宗教的原因而拒绝当兵。

从1953年起，在与七日基督复临会的领导签订了一项非正式协议后，医疗队开始对教会的志愿者进行一系列各种项目的试验。开始阶段代号为CD-22，有91个自愿者参加，他们被置于有Q热菌气雾的环境中，Q热是可以有把握地被抗生素治愈的。在CD-22试验成功的基础上，1954 年德特里克营开始进行“白衣计划”。

美国陆军的一位军官和一位教会长老一年两次去往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萨姆堡(FortSam),那里有一些因宗教原因而拒绝当兵的人在接受医务助理培训。他们在那里只招收七日基督复临会的教徒作为“白衣计划”的参与者。在计划进行的整个过程共有2200名教徒参与。从1955年到1957年，试验是在注射巴斯德野兔病病菌的基础上进行的。

1957 年9月一位项目负责人开始了一个名为“吸入挑战”的系列试验，即让受试验者接触病菌气雾以测试剂量反应。一些志愿者在经过抗生素治疗后仍然有几个星期的虚弱期，另一些则恢复得很快。试验还研究人在受了不同剂量的感染后进行简单工作和数学计算的能力。

“白衣计划”对近200人进行了人体试验。1963年到1966年是该计划的高峰期，主要试验的病种有野兔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和皮肤性炭疽热，它与吸入性炭疽热不同，是完全可以有效地接受治疗的。

1967年到1969年，在计划结束期转向对热带病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沙蝇热、黄热病、裂谷热霍乱和一种叫做Chikungunya的蚊子寄生病毒。“白衣计划”于1973年结束，人员招聘也随之终止，不过陆军的历史记载显示，有些试验一直进行到1976年。

“白衣计划”的参与者在身体上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从陆军多年的检查来看，没有出现长期的健康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对试验的目的一无所知。教会领导所知道的是，该计划是为了防卫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对野兔病的最大可能的防护方法。然而计划的主要目标却是进攻性的，是为了确定人体对野兔病病菌的剂量反应，以便进一步研制进攻性炸弹，之后又被采纳作为战略进攻的生物武器。

工业是人体对生物武器反应资料的另一来源。

为了进行有关炭疽疫苗的控制研究，陆军把科学家派往毛棉纺织厂和其他一些被认为炭疽孢子感染率高的工厂里去。

1957年在新汉普那曼彻斯特市的一家制毡厂中，五个未接种过炭疽疫苗的工人患了吸入性炭疽热，其中四人死亡，其原因可能出自一批进口的受到高度感染的动物毛。对死亡者的调查结果包括尸体解剖补充了日本人的资料。随着职业健康标准的提高、纺织业的过时或转移到海外，研究炭疽热的工厂环境也不复存在了。

像在大多数生物战研究方面一样，英国人首先进行了海上试验和对城市地区生物媒介散播的研究。

1948年至1949年期间在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 Antigua Island)和圣基茨岛( St. Kitts lsland)附近进行的“马轭行动”( Operation Harness),是英国发起的第一系列试验。美国尾随其后继续进行了多年海上试验。“选择在海上进行试验是由于担心对土壤造成污染(特别是炭疽热，它曾对格林亚德岛的土壤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为公众所知和对当地老百姓可能带来的危险。不幸的是，加勒比海的大风迫使试验在海岛的近处进行，“周围有许多小渔船”。)

美国科学家对“马轭行动”予以了配合，提供了一些病原体和炸弹(1.8公斤重的美国B48. R2型炸弹)、起爆药和改装的引信等。炸弹是现场装填的，然后利用下垂的引信在距海面30至45厘米处引爆，让气雾向小舢板上关在笼中的动物散播。试验动物包括豚鼠、绵羊和从印度进口的猴子。这是第一次用豚鼠和猴子进行炭疽菌气雾试验，后来这两种动物在研究中经常被使用。

在为期约两个月的时间中，进行了27次细菌试验，包括一些由气雾发生器进行散播的试验。亨得尔逊后来报告说，在计算中存在着严重的误算，计划是在仓促中进行的，所得成果不多。虽然他相信如果计划得好，海上试验是能够改进的，但他提出对气雾要有更好的科学研究方式，他甚至称海上试验是一种获得有关气雾散播过程的知识的“蠢笨方法”。

英国当局的结论是，要进行更多这样的试验，后来也的确进行了几次，但实际进行了数十次这样试验的是美国，复杂性和精细度越来越高，后来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城市地区的空中试验，英国也进行了这样的试验，由之又扩大到更广阔地区的模拟。

对每一项计划的历史调查者们都很关心，国家首脑在何种密切程度上被告知了生物武器计划。美国战后国防部范围内的生物武器计划规模不大，未引起高级文职官员的注意。在1960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总统，有关首先使用方面是否出现了政策上的变化。在军方看来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回答说没有人向他正式提出这种变化，并接着说道:“就我的直觉来说，这样的东西不应首先使用。”

1961 年约翰。F .肯尼迪( John F. Kennedy)总统就任后不久，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开始进行机构改革，集中和精简五角大楼的领导。

其中一个结果是生物武器计划在化学师团的管辖方面有了较多的自主权，它被隶属于陆军材料指挥部内新成立的弹药指挥部。其改名为德特里克堡的中心仍掌管着派恩布拉夫试验场的运作。只有陆军有权进行有关高度感染性媒介的工作，空军和海军保留了它们的研究和调拨计划，估计占全部化学和生物武器花费的35%，这一数字在后来几年中达到每年3亿美元。国防部还成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协调委员会，以审查有关的计划，但这些审查都不是高层的。

60年代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步伐加快了，越南战争的升级使军方对武器研发有了更大的权力，化学作战部得到了这种放宽的好处。

这一时期在以平民为目标的模拟攻击的种类和规模方面都有很大的增加，由人体试验所得的更准确的剂量反应资料，以及从各个大学和私人承包项目中所获得的研究和技术上的提高，加强了模拟攻击的试验。例如，从1962年11月到1967年4月，杜格维试验场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有关P.野兔病病菌的大规模实地试验，同时也进行一些以防御为目的的试验。

1965 年，在华盛顿的国家机场和灰狗长途汽车终点站散播了BG孢子。

1966 年在纽约市的地铁，1968 年8月至9月在加利福尼亚沿岸，圣克利门蒂( San Clemente)附近(那里有尼克松总统在西海岸的隐居之所)也作了这种散播。

1964 年至1965年在得克萨斯、密苏里、明尼苏达、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及南达科他等州的六个主要畜牧场进行了“针对动物”的模拟攻击，但是这些攻击大多数都是为了显示地区攻击的设想模式。

从1961年6月到1969年9月期间，在政府公有土地区如南卡罗莱纳和明尼苏达州的国家森林、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

二战后的国际风向

就在美国的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水平越来越接近实际使用的时候，一种旨在使一切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成为非法的政治力量也在活动。

1969年尼克松声明美国放弁生物武器，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制定，由此自20世纪20年代起始于法国的国家可以用以牙还牙的于段进行报复的合法性遂告结東。1975年，随着公约生效和美国最终正式承认《日内瓦议定书》，反对国家支持的生物武器计划以及限制拥有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面的国际法准则得以形成。

在英国，这种从生物战计划转向的做法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当时唐港宣布结東其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只从事防御性的研究和开发。

英国1930年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只保留报复的权力。英国对条约的签署构成了其把生物和化学武器纳入战争计划的障碍:为什么要研制一种永远也不会被使用的武器呢？

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方面起的作用不大。从技术上讲，它们没有在战争中检验过，尽管进行过大规模的模拟，其结果仍可能是，有意制造的疾病流行的效果需要相当时日オ会出现，而且是不确定的和地理上不精确的。

1952年，英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使它具有了一个新水平上的战略和威慑能力。

法国1960年在撤哈拉沙漠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之后，也走上了核大国的道路，它对生物战的兴趣也随之迅速降低。英、法的退出使得美国和苏联成了仅有的两个意图并且有能力用非常规武器作战的国家。

60年代时西欧国家曾非常担心它们自己会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作战的战场。

军方的自主权

美国军方无视《(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中得以显示，当时控制骚乱用的媒介被有意地在战场上用做武器。

在那之前，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军方就极力要求有使用化学和生物媒介(它们被归类为“导致能力丧失”的武器)的自主权。在1960年举行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及其内阁的些成员听取了国防部有关催泪弹及一些低致命率的生物媒介包括委内瑞拉马脑炎、Q热、裂谷热等病菌优点的简要报告。

五角大楼利用所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对苏联作了如下描述：致命的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储备量比美国大75%，有数千名训练更精良的化学和生物作战军人。在2月的吹风会上，提出了共产主义阵营在敌方军人和平民混合或平民被操控的地区实行接管的三种前景。

报告没有具体说明，但暗指的地点是在进行游击战的非工业国家。对于每一种困境的军事解决方案都是大规模地散播“非致命”媒介。虽然1949年《日内瓦公约》禁止对平民进行攻击，国防部的官员们却认为，使用导致能力丧失的毒气和致病武器在战争情况下可能对生命已经受到威胁的平民起着保护作用。

这次吹风会的总结显示，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使用这种导致能力丧失的媒介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他强调说，军队必须对敌人(指苏联及其盟国)可能使用致命性化学和生物武器进行报复有充分的准备。

最终是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Allen Dulles)出面作这样的说明:生物武器总的来说是不被世界接受的，但催泪弹是在警察行动中广泛使用的导致能力丧失的媒介，因此可以“体面”地使用。'这种评价也为后来肯尼迪和尼克松政府所坚持，那期间美国曾在越南第一次使用了控制骚乱的媒介CS，但却坚持没有使用美国已在露天试验过的生物武器。

作为1961年时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被一个称为科学的社会责任的团体(该团体是陆军计划的早期批评者之一)要求表明他们在化学和生物武器上的立场。肯尼迪答复说，他将寻求解除军备的国际性方案。尼克松则回答说，国会和国防部在有效地捍卫国家。

然而当选后不久，肯尼迪就定义了一种基于“有限和灵活反应”的军事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对五角大楼有权制定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计划予以支持。21961年在对国会的第一次讲话中，肯尼迪要求在武器研制方面有所创新，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他举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为例，说明在那样的地区美国有可能卷入游击战。”化学师团对此的回应是建立一个拥有从摧毁作物的媒介到致幻的失能毒剂BZ等多种武器的化学武库，此外它还研制和试验了各种生物武器。

在1961这同一年中，肯尼迪政府批准在越南使用使植物脱叶和摧毁庄稼的植物生长抑制剂。第二年，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有些飞机上装备了喷雾罐，显然是为了准备散播从未批准的委内瑞拉马脑炎媒介。

1963年，美国军事顾问要求并获得了更广泛地使用植物抑制剂的许可，他们还询问政府是否支持在越南使用的骚乱控制媒介。国务院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这种媒介只限于平息平民动乱及类似的目的。

与此同时，肯尼迪政府新成立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Arms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ACDA，该机构直接向总统报告)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条约限制。到1962年3月时，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已在起草有关成立两个国际专家调查小组的文件，其中一个小组将视察核武器储备，另一个小组视察化学和生物武器储备。

1961年在美国和苏联的发起下，一个十八国裁军委员会( Eight-een Nations Disarmament Committee，ENDC)宣告成立，由两个大国任主席，其中包括一些不结盟国家。委员会的任务是就签订军备控制协议以减少冷战威胁进行谈判。在美国政府内，在总的裁军的日标以及有关条约遵守的国际监督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意任何条约谈判中泛指大规模杀伤武器，以免使美国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战术使用权上受到像核武器那样的过大限制

1963年10月，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主任威廉・福斯特( William Foster)向白宫建议进行一次彻底的跨机构的生物武器政策审査。11月5日，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 Mc George Bundy)同意进行此事。11月12日，福斯特向各方面提出，建议成立一个跨机构的有关国家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和裁军小组。"10天之后，在尚未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约翰逊宣誓继任。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建议被搁置起来。在约翰逊任内，化学师团保持和强化了其进攻性目标，继续进行112项目和大规模的攻击模拟。

植物抑制剂与骚乱控制药剂

1965年《组约时报》从西贡发回的报道透露，美国对植物抑制剂的使用已升级为对大面积植被的摧毁，美国飞机对森林和农庄进行广泛的破坏。

美国在越南进行植被破坏播撒落叶剂有两个目的，一是扫除战略公路和改军转战集结地的浓密的树叶覆盖，二是破坏敌方粮生物武器食生产区的庄稼。化学灭草剂和杀虫剂在美国是日常使用的东西，但自1962年出版了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一书之后，这些药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诸如致癌物质、导致染色体破坏、水源污染、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等，成了新环境运动的说辞。”植物抑制剂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全面战争理论的问题:使敌方平民挨饿与对之进行轰炸有何区别?哈佛大学营养学家、后来成为尼克松顾问的吉恩・麦耶（ Jean Mayer）指出，在战争中没有东西吃的是最弱势的平民群体 老人、妇女和儿童，军人是有东西吃的。“再者，越南是一个农民经济的国家，缺乏食物储藏和运输手段。

对催泪弹CS的使用的增加也出现了争议。1964年和1965年期间，美国军队协助南越人在平民集中区使用骚乱控制媒介。美国国防部认为，用催泪弹协助越南当局平息平民骚乱与在其他地方的类似场合为同样目的合法地使用没有什么不同。所使用的气体是非致命的、市场上有供应的，世界各国的政治统治者都在使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Dean Rusk)认为，气体的这种使用是不受《日内瓦议定书》限制的，他说:“我们不期望毒气在通常的军事行动中使用。”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五角大楼也提出，骚乱控制气体媒介是为了人道的目的使用的，是为了解救平民人质。

为了支持这种说法，五角大楼举出一件曾经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位美军上校用CS手榴弹把暴乱分子从洞里驱赶出来，他们在那里扣押了平民人质。对这种事情是否发生过是有争议的。“不管怎么说，尽管有腊斯克的保证，CS气体不久就被成规模地使用，到战争结束时共使用了4500吨。

1966年初《组约时报》报道，陆军发明了一种初级化学弹，种容量为250升的鼓形容器，附有一个引信，装入CS或者其他催泪气体或媒介后可引起恶心和呕吐。这种鼓形容器由直升机和飞机空投，作为B-52轰炸机轰炸、凝固汽油弹空中打击及炮兵攻击的前奏，其后是步兵攻击。"'在这一新式武器之后又出现了二十几种其他类型的供在空中或地面投放的CS弹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敌军不久就有了包括使用防毒面具在内的防护策略，他们还用缴获的CS弹药攻击美国及南越部队。

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药品的行为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批评。尽管美国认为《日内瓦议定书》不适用，但参与辩论的大多数国家和美国的一些著名法律权威不认为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普遍接受《日内瓦议定书》的情况下，化学媒介的使用是不多的，而那些使用往往是工业国家对没有反击能力和防护的弱国或弱势群体使用的。墨索里尼( Mussolini)统治下的意大利曾在1935年至1936年间在埃塞俄比亚使用过泪瓦斯和芥子气。据报道，日本1938年以后曾对中国使用过毒气。1967年2月，当有报道说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时，国际红十字会证实，埃及曾对也门的保皇分子使用过化学媒介。美国在越南使用的化学武器看来也符合这一非对称模式，即敌方没有防护或反击手段。

如所预料的，苏联及其盟国对美国进行了谴责，而美国的欧洲盟国则越来越担心，美国违背化学武器准则可能影响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尽管有国务卿腊斯克不使用毒气的担保，美国対化学药品的使用仍然引起人们的疑问:赢取越战胜利的使命是否有损于约翰逊总统执政的权威。

科学家、媒体和国会

公众和政策上的压力最终导致五角大楼在开展化学和生物计划方面自主权力的缩小。在公众方面，科学家、记者、国会议员界定了主要问题的性质。包括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热带植物与疾病专家在内的各类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专业网络，具有对这一军控领域的技术和政治问题作解释的权威

从科学上倡导反对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一道或把它作为一种单独的威胁)在战后已建立了很强的组织基础。1946年成立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是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始终不渝的反对者和美国承认《日内瓦议定书》的推动者。在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会员们要求美国澄清其政策，向世界保证“美国无意在已经让人生畏的世界武库中再加进生物武器"。

1957年成立的国际组织帕格沃什( Pug wash)会，旨在把西方和苏联的科学家们集中在一起讨论减少核威胁，后来曾努力寻求签订限制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条约。”该会1959年召开的第五届会议的主题即防止化学和生物武器战争。“会议主张制订一个比《日内瓦议定书》更广泛地解决武器发展与生产问题的条约。

出席帕格沃什会议的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很难保证对这样一个条约的遵从，除非各国排除围绕生物和化学武器的“不良的秘密氛围”并努力使生物和化学知识用于造福人类。

1966年该组织在四个政治背景不同的欧洲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进行实验室视察演习，这也许是这类演习中的头一次。同一年，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PRI)也把注意力转向化学和生物武器。“该研究所最终出版了经典性的六卷系列丛书《化学与生物战问题》( The Problem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Warfare)及其他有关书籍。

20世纪60年代有六个其他科学组织，包括具社会责任感科学家和物理学家联盟(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抗议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物。一些知名的科学家个人也抗议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物。但他们的建议遭到尼克松政府的冷遇。

1966年9月，耶鲁大学的阿瑟・盖尔斯顿( Arthur Gal-ston)与其他11位著名的植物生物学家致信总统，对在越南使用植物抑制剂将造成的生物后果提出警告。该信并没有表明对战争本身的立场。国务院的简短回信否认对环境或平民造成了任何损害，声称平民在必要时已被转移安置。”对生物抑制剂的现场调查不断受到五角大楼的阻挠。科学家之间对政府的政策的意见也不一致，在包括很多来自政府与工业界的科学家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内，进行独立现场调查的动议两次都未能通过。

吉恩・麦耶和公共健康专家维克多・西德尔( Victor Sidel)等人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们在专业会议及国会听证会上力主禁止生物武器。21942年罗斯伯里和卡巴特报告的写作者之一、曾在德特里克营担任处长的罗斯伯里公开阐述生物武器对平民的威胁。他在1949年出版的《和平还是瘟疫?》( Peace or Pestilence?)一书中预见到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明显的军方保密和政府“倒行逆施的公共卫生”政策。

1966年曾在肯尼迪当政期间任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回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 Matthew Meselson)及其同事约翰埃迪萨尔( John Edsall)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协助下散发了一份致约翰逊总统的请愿书，要求重新审视美国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方面的政策。美国全国有5000名科学家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27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像盖尔斯顿的信一样，请愿书也没有对越南战争发表意见，而是提出了三点措施：最高领导对美国的有关武器政策进行重新审查；停止在越南使用针对人和农作物的化学武器；禁止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首先使用。事先得知了这一请愿的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唐纳德・霍尼格( Donald Hornig)建议总统公开闻明美国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政策。

美国支持联合国有关确认《日内瓦议定书》原则的表决，但又认为骚乱控制媒介不在条约禁止范围之内。事实上，《日内瓦议定书》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媒介，只是提出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公正地受到文明世界普遍置责的”，“使人室息的、有毒的和其他气体，以及类似液体、材料或器具”。霍尼格向总统建议，美国政府应强调对于它所界定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它将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政策。

1967年2月14日，梅塞尔森、埃迪萨尔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向正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霍尼格递交了5000份签名及请愿书。此后不久，约翰逊总统要求国务院起草一份“宣布对生物和化学媒介武器不首先使用”的政策的公开声明”。

在白官，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之一斯波尔金・基尼( Spurgeon Keeny)起草了声明，宣布美国无意发动化学或生物武器战。但声明把骚乱控制媒介和植物抑制剂排除在“化学武器”的范畴之外。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反对由总统亲自宣读这份声明，因为它可能为对军队的限制提供依据。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决定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在战时拥有充分自主权的要求。

国会的领导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罗伯特・卡斯滕麦尔( Robert Kastenmeier)，是最早主张白宫确认《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要求的人之一。他的部分论点是，美国正在失去道义上以及在中立国家展开的与苏联的宣传战的可信性。和美国国会的其他一些议员一样，卡斯麦滕麦尔是时代的先驱者，他们们随后开始寻求对化学师团的制约

在美国，1967年到1969年期间，装备化学武器军队的活动给公众带来的直接威胁感急剧增加，这给国会的调查和行动打下了基础。有关危险媒介特别是VX神经媒介的秘密试验被曝了光，人们还知道美国陆军正打算进行的把数万枚过时的神经毒气弹及火箭用火车横跨国土运送到大西洋去填埋的危险计划。

1966年3月14日在杜格维试验场进行的试验中，美国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意外地把数十升VX神经媒介泄漏在私人牧场上。媒介被从发生地吹到100公里以外的斯卡尔谷地( Skull Valley)，致使那里数干只牧场上的羊死亡或患病。陆军迅即否认了责任，对媒体声称当时并没有在杜柊维试验场进行露天神经毒气试验。但不出一星期，犹他州议员弗兰克·莫斯( Frank Moss)的办公室公布了国防部有关3月14日在杜格维试验场进行户外神经毒气试验的文件，但国会听证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使这一事件的细节曝光，这使得媒体把它与在格林亚德岛进行的炭疽弹试验及其对附近居民造成的潜在威胁相比。

此外，1968年初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致命牛物武器媒介实地试验的曝光引发了公开的争论。“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菜德伯格( Joshua Lederberg)在《华盛顿邮报》上评论说，参与任何这样的试验从定义上说都是对公众安全的不负责任的冒险。当时的美国生物武器机构生产和储存了数百公斤致命媒介。作为一位对生物武器进行条约限制的要求的强烈支持者，莱德伯格问道：“有谁有权来摆弄这些旨在点燃“受控的瘟疫”之火的火柴吗?”

1969年初，纽约民主党众议员理査德・麦卡锡( Richard Mccar-thy)受电视上有关斯卡尔谷事件的报道触动，敦促五角大楼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方面对公众有更多的交代。麦卡锡在他写的有关这一活动的书中表述了他的主要目的，即要求消除危险的和不必要的保密，推动公开的讨论:“有迹象表明，对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活动的保密既是为了军事安全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美国公众发表他们对这些事务的看法。能够而且必须明确地画出一条可以而且必须讨论的公共问题的界线。核武器的技术方面像其他任何武器一样被严加保密，但其使用和研制自广岛轰炸以后已成了有益的公众辩论的焦点。对化学和生物武器人们有着更多的要提出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许多记者写了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题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西摩・赫什(SeymourHersh)1968年出版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战:美国的秘密武库》(ChemicalandBiologica  Warfare:America'sSecretArsenal)一书对公众产生的影响最大。其揭示了“二战”后的研制计划并公布了60年代加速发展的资料。

他举出财政预算比上一个10年有大幅度增加，称生物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包括抗药媒介方面，这些发明是在一项大规模的秘密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中取得的，是在六个军事基地和七十多所大学(有些在海外)以及私营公司和承包商参与下进行的

麦卡锡也谈到对于生物媒介对环境污染的担心，但生物武器计划试验地的事故和气体排放带来的威胁，从来没有像斯卡尔谷VX神经媒介泄事件那样被大规模报道并引起环境保护者的共鸣。“当曾经参与计划的工作人员向媒体报告有几个工作者因炭疽菌感染而死病菌媒介引起过数百起实验室感染、瘟疫可能从实验设施泄漏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震惊。

同时，化学武器给公众带来的威胁看来会蔓延。由斯卡尔谷地事件造成的恐慌使得丹佛地区的居民要求把储存在附近落基山武库中的化学武器移走。武库中液体废料的地下深埋处理已经引起了环境问题，其中包括不断出现异常的小地震。作为平息地方抗议的举措，在没有与内政部和国务院商讨的情况下，陆军作出安排，把2.7万吨化学媒介和武器用火车运到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装到老的自由号船队上，再按照CHASE(英文短语“凿洞沉没”的缩略形式)行动计划把这些船只在长岛以东凿沉。

这一计刘引起了麦卡锡的警觉，他要求国会审查这样做对火车沿途居民区的危险性及转储化学物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调査发现国会是支持这一计划的，陆军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11次这类弹药转储，其中3次包含毒气。

化学武器的运输是在其危险性陆军能够接受而公众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国会听证会上，国防部的官员们否认了可能出现火车碰撞、铁路道口事故或破坏的可能性。就在作出这种否认后不久，一辆載有向越南运送的催泪弹和弹药的火车在内华达州发生了爆炸。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的情况下，陆军要求国家科学院对其化学物转储计划进行审査。

由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哈佛大学化学家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GeorgeKistiakowsky)领导的科学家小组对所提出的铁路线路、储存的武器和媒介以及在新泽西的载运船只进行了检查。科学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化学武器和媒介的大部分可以就地拆卸，经化学处理后可消除毒性。

陆军认为铁路运输和海上转储是处理这些化学药品最安全的方法，科学家小组的看法与之相反，认为运输和转储对于居民有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危险，并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前几年曾有一艘弹药处理船在沉没后五分钟就爆炸了，另一艘在汹涌的浪涛冲击下不知去向。科学家小组所揭示的一个特别的危险是，沉船的爆炸可能释放大量神经毒气气雾，这些气雾可能被刮到东海岸的居民稠密区。

生物武器和尼克松的议事日程

尼克松1969年担任总统之后，任命基辛格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从而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行政当局审查防卫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关系。作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批评者，基辛格试图把肯尼迪时代的知识狂热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秩序结合起来在前一届政府的末期，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加之越南战争升级，这使得尼克松政府不愿意与军方对立。在他任职的末期，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tategicArmsLimitationTreaty，SALT)以及参议院对《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NonproliferationTreaty)的批准陷入

僵局。“对于尼克松来说，这种僵局是他争取国际影响的机会。他反对于五角大楼生物和化学武器政策的支持(他1961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表明的立场)，大力推动国际军事控制。尼克松和基辛格绝不是什么鸽派，他们所认同的是“确保摧段”，根据五角大楼1968年时的定义，这指的是苏联人口的五分之到四分之一及苏联工业的一半，以及大力增强美国的陆基和海基战略核能力。他们还确信，如果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受威胁最大的不是亚洲而是欧洲。

对基辛格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一个重要的权力基础，作为其高级审核小组的主席，他有权决定什么问题应当提交以及何时提交给总统。作为一个组织高手，基辛格组建委员会并掌控之。其一是1969年7月成立的掌管军控谈判的核查小组(VerificationPanel)另一个是负责联邦调査局和其他隐秘活动的四十人委员会(40com mite)。在前一届政府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预算是70万美元，有46个助手。在基辛格领导下，1971年时预算为220万美元，拥有多名员工。

1969年美国国内和国际反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活动汇合起来。国会开始在参众两院举行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听证会。进行调查的记者们揭发出曾经出现过的危险的军事事故和过失。此时的联合国成了许多国家抗议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论坛。美国也在准备与苏联进行高层双边军控谈判，这形成另一种压力

麦卡锡众议员及其他一些人开始指出，组合于化学帅团内的美国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从未受到过高层的彻底审査。自50年代末期以来，其预算的增加是混在一般的拨款议案中由少数国会中的支持者批准的，而国会中的其他人、国务院和总统等并不知情。

1969年3月，麦卡锡要求就化学和生物武器举行两院联合公开听证会，当五角大楼对此加以抵制时，麦卡锡向国防部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Laird)、国务卿斯泰特・罗杰斯(StateRogers)，基辛格及其他高级官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这些武器的尖锐问题。曾和麦卡锡一起在国会中工作过的菜尔德的回应是，4月30日向基辛格提交了份备忘录，要求对化学和生物武器进行审查，并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必要的调查。

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同意莱尔德的要求，为此他在5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这样的表示:“我完全同意你对美国有关化学和生物战政策的考虑，不日将着手调研，以便国家安全委员会可早日开始考虑此事。

5月底，基辛格代表总统向国务脚、国防部部长和其他政要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他们开始进行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政策、计划和作战观念的研究，9月初将结果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应包括对“美国的政策和计划、这些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考察。

生物武据6月份，基辛格要求他以前在哈佛的同事梅塞尔森起草一份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立场的文件。梅塞尔森和哈佛的化学家保罗・多蒂(PaulDoty，他曾是肯尼迪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ー)组织了个秘密会议，对华盛顿正在考虑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进行讨论。

参加会议者包括一些高级科学家，同时也有一些担任审査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梅塞尔森在1969年9月提出的“立场”报告中敦促美国批准《日内瓦议定书》。”报告简述了战略生物武器对平民的威胁，并论述说美国不需要这类武器。他的结论是“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使其他国家不要获得这种武器”。

总统已指示过，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和政策的研究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政治军事小组进行。”该小组对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所作的研究和评估进行了协调，将其概括为一份48页的报告，签署日期为11月10日。在对现有计划的实际情况作了总结和对国外活动作出评估之后，报告列出了对一系列存有争议的军事、政治、法律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在各部门和机构提交给科学家小组的研究和立场文件中，只有少数是可以公开的。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放弃生物战，销现有的生物武器库存，并保证以后不再储存任何这类武器。委员会还建议生产新一代二元媒介生物武器，认为它比现有的库存安全。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所属的系统分析处所进行的另一项详细研究则对化学和生物武器对于美国的价值表示怀疑。“报告的起草者认为，致残类化学武器价值不大，因为其效果有限且不确定，同时还会引起敌方的战争升级。他们指出，化学武器第一次使用后突袭

效果会大大减少，因为面罩和防护服将提供有效的保护。但是穿戴上这种防护设备将使作战速度减慢，因此美国应当保持致命性化学作战能力，以便对发动化学战的敌方造成类似的负担。系统分析处的评估者认为，生物武器即使能研制也是与原子武器相重复的，并且更难于控制。

在“非致命性”化学武器的问题上，国务院认为对《日内瓦议定书》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该条约禁止所有化学药品在战争中使用，但不禁止广泛用于国内控制骚乱目的的使用，化学物只能用于人道的目的，而不能与其他武器一起合用来系伤敌人。国防部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议定书”不包括当时在越南使用的那种化学武器。

在是否放弃生物武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始终不愿意放弃选择。国防部部长菜尔德主张保留化学战计划，但是像他在机构间互传的备忘录和对《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曾说的那样，他有可能同意把生物武器计划缩减为只作为国防研究。

1969年11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尼克松总统召开会议，讨论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題。会上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人主张保留生物武器，只同意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尼克松在会议之前已经宣布，他同意在日内瓦召开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生物武器条约的问题。英国提交的条约草案已经得到1968年联合国大会的认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表示同意。

1969年7月，尼克松亲自向日内瓦通报，他同意条约草案的原则以及其他基于“许多国家的智慧、建议和知情的考虑”而提出的战略武器控制方案。他指出，“化学和生物战的妖魔引起全世界的恐慌和憎恶”。

尼克松的声明

11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进一步生产。他说“这是在总统层次上第一次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详尽审査”。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又提到这一审查是“前所未有的”。

自1954年以来甚至跨部门的审查也没有进行过，虽然自1961年以后计划的支出和范围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尼克松在那一天的第35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中指示道，今后美国政府将放弃使用生物战的“致命性方式”及“其他一切方式”，使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只限于“以防卫为目的的研究和开发”。

有关化学武器方面，备忘录“重申”了美国放弃首先使用致命化学武器，并进而放弃了致残化学武器。报复性使用化学武器的政策使得化学师团得以继续二元武器的研制，这种武器直到使用之时可以保持化学前体(precursor)的分开，从而减少运输和储藏的风险。鉴于骚乱控制媒介和植物抑制剂仍在越南使用，备忘录对它们网开一面，并许诺将另作一份决策备忘录。

1970年底，停止了植物抑制剂在越南的使用，但允许继续使用骚乱控制媒介。虽然尼克松把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提请参议院考虑批准，但五角大楼始终拥有在越南使用骚乱控制媒介的自主权，这成为在未来五年中批准的障碍。

在放弃生物武器的讲话中，尼克松进一步论述说:“人类手中已经掌握了太多自我毀灭的种子，我们今天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创建一个所有国家之间和平与理解的气氛。”这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国与苏联开始了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最终导致了限制布置战略武器协议的签订，1972年又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毒素

在尼克松1969年的放弃演说中，他没有具体提到可由细菌或其他有机体产生的毒素，由于这些毒素是物(substance)而不是有机物(organism)，因此也是一种化学毒剂。总统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像世界卫生组织一样把毒素(toxin)定义为化学物，虽然这并非出于签订条约的目的。°被生物武器计划中止所困的美国陆军，迫切希望保持这个化学性定义，因为它们不愿意放弃毒素计划及其有关的设施，如派恩布拉夫兵工厂。

梅塞尔森在1970年3月致基辛格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说，毒素与美国政府已经研制和储存的化学武器相比有许多缺点。不管毒素是活的有机物还是化学合成物，将其作为一种军事选择将会削弱总统决策中意在传达的反对生物武器的强硬路线。的总统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足道的军事项目而损害大的方面的、在象征意义上更重要的国际姿态。1970年2月20日，尼克松把毒素纳入了美国放弃生物武器的决定中，不管其是以何种手段生产的。

朝禁止生物武器迈进

与尼克松放弃生物武器的决策相连的还有两个对有关条约的决定。一是总统将在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下，批准《日内瓦议定书》另一个是美国将支持英国有关禁止所有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拥有和储存的条约草案，该草案于1968年夏季提交给了+八国裁军委员会。英国支持了美国对化学武器(它已经在战争中使用)和生物武器(因其研制的程度较低，可能更易于禁止)所作的区分。在英国最初提交给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中，号召签订一个新的“禁止微生物方法战的国际公约，以之补充但不取代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尽管美国和英国政府对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作了区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希望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美国在越南使用毒气和植物抑制剂激起了国际上対美国不承认《日内瓦议定书》的抗议，该条约既适用于化学武器也适用于生物武器的使用。苏联不愿意美国在新的条约中把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分开。

1971年，苏联反对把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分开的立场使得关于英国条约的第一次会议陷入僵局。1972年的会议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但苏联突然发生了转向，同意把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分开，对禁止生物武器予以支持。苏联与有关国和英国一道成为条约的三个存放国(depositorynation)之一。的苏联是否在那个时候已打算建立一个秘密的进攻性计划(1973年得到当局批准)是无从知道的。所签订的条约由于缺少遵守措施，如现场视察和核査的规定，使得苏联可按其意解释或无视之。从表面上看来，苏联1972年显示了它忠意加入未来的军事控制协议。作为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让步，条约的第九条要求条约签署国“以诚信”(ingoodfaith)承诺，将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条约，这一目标1993年在苏联解体之后得以实现。

1972年4月，尼克松代表美国签署了《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松放弃生物武器的决定制止了美国正在扩大之中的军事试验、媒介生产和实地试验，否则它们可以对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早期发现以及后来生物技术方面的巨大突破加以利用。通常所称的《生物武器公约》遵从了尼克松的决定，切断了西方微生物学与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的联系。1975年当《生物武器公约》开始生效时，尼克松因“水门”丑闻受到弹劾的威胁，辞去了总统职务。

批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日内瓦议定书》的批准问题1925年未能在参议院通过，70年代初再次受阻，因为时值越战，美国军方想保留使用骚乱控制媒介和植物抑制剂的选择权。

但是美国陆军使用植物抑制剂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人们曾担心橙剂( Agent Orange，美国在越南使用的三种主要植物抑制剂之一)可能引起胎儿缺陷，为此国防部1970年4月下令禁止这种媒介的使用。同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批准和资助了一个试点项目，对在越南使用植物抑制剂的效果进行调查。梅塞尔森是该调査小组的负责人，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约翰・康斯特布尔( John Constable)和林业学家亚塨・威斯汀( Arther Westing)。调査小组得到在越南的美军的合作，返回时带了一些从空中拍摄的照片和其他资料，显示植物抑制剂对红树森林有极强的破坏力，摧毁农作物的目的原打算只限于破坏敌方军队的食物供应，但实际破坏的是老百姓的庄稼。调査小组对越南农村的母亲进行了采访，但没有发现植物抑制剂造成胎儿缺陷的明显证据。调查小组1979年12月向美国科学家协会汇报其发现的当天，白宫宣布它已下令中止植物抑制剂在越南的使用。

1971年3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举行了六天听证会后提出了美国批准《日内瓦议定书》的问题。"国务院支持军方希望保留在战争中使用骚乱控制媒介的选择权。反对方的观点是，骚乱控制媒介的使用已经升级，需要全面禁止，以作为一个“防火墙”(fre break)，阻止扩展到其他类型的弹药及使用。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克乔治・邦迪作证说，美国目前在军事上使用化学媒介的效力与长远的影响相比相差太多:“(如果)我们把未来的影响称量一下，秤就会打翻。未来将出现别的植物抑制剂一一别的骚乱控制媒介别的毒气 在别人手中。比催泪瓦斯和植物抑制剂的任何局部战术好处重要得多的是，需要建立一个防止未来毒气战的尽可能坚固的国际壁垒

1975年，福特总统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达成了在未来战争中限制化学药品使用的妥协，由此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公开签署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参议院同意了签署，总统予以批准。

余波

1969年，尼克松构想使防御性生物武器计划成为全球性流行病免疫的世界领导，人们所知的德特里克堡将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而不是生物战的准备之地。正如建立这样一个有独创性的、现已被放弃的计划是前所未有的一样，这样大规模地单方面地放弃整类武器也是空前之举。徳特里克的转向开始进展缓慢，受到官條主义繁文缛节及国会、白宫和联邦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的羁绊。为加速过渡，一些对转型十分关键的机构(如公共卫生部)需得到白官的指示，而这些指示总是姗姗来迟。

1969年尼克松签署了他的另一份遗产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该法要求负责生物武器项目的官员以书面报告表明他们的处理符合环境安全标准。有数百公斤媒介，包括干燥炭疽菌和野兔病病菌、7.3万公斤麦锈菌和900公斤稻瘟菌，以及数万枚装填的炸弹需安全销毁。干燥炭疽菌被解毒、与军火分离并进行变性处理。生物武器设施需进行净化，设备予以拆除，这一切都要依法进行 份报告记述道:“通过随时公布的一系列简报、新闻发布会和闭路电视，以及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对非污染地区的走访，新闻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还要进行其他的变更。商业和学术合同被取消了，所有的农作物疾病研究被转到农业部，有关侦察设备和防护服的研究被转到埃奇伍德兵工厂和化学师团。杜格维试验场的防卫试验大幅度缩减，生物武器研发的经费削减了一半，一些项目负责人匆忙改写计划，把进攻意图改为防卫性意图。

甚至在《生物武器公约》生效之前，一个新的冷战阶段已经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保密和互不信任，这促使生物武器在苏联扩散，而很少有人想到苏联会发展这种武器。美国在放弃生物武器，而苏联却在暗中违背公约，其目的可能在于国防，但它从秘密生物武器中能得到什么却不清楚。苏联肯定猜疑美国在继续进行某种形式的进攻性计刘。在尼克松作出决定以后，中央情报局保留了少量炭疽菌和贝类动物毒素，以及一些野兔病、布鲁氏菌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和天花的培养菌。这种无视总统权威的做法在1975年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被揭示出来，可能引起了苏联的注意。”美国情报部门也可能利用其在苏联军事部门中的双重间谍故意引起苏联对美国秘密计划的猜疑。“苏联在阿富汗(它可说是苏联的越南)的战争很可能增加了军方在它已经拥有相当权力的政府中的自主权。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苏联故意违背了《生物武器公约》，而这种秘密违背的做法一且揭示出来，条约的信用便遭到破坏。在西方大国拥有了核武器而放弃生物武器之后，苏联不久开始了自己的秘密计划，像此前的计划一样，它是针对平民的。

美国是承认曾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5个国家(法、英、加、美、俄)之一。承认自1941年至1969年曾有过进攻性生物计划，此后仍有防御计划和活动。战后美国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其生物军备也在与苏联的竞争中成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超级军备。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