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军备起步晚于德、法、苏、日、英、加各国，1942年才正式启动，但美国在3年时间里，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工业潜力，使其生物军备在二战结束时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美国生物军备起步晚于德、法、苏、日、英、加各国，1942年才正式启动，但美国在3年时间里，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工业潜力，使其生物军备在二战结束时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早期“斯蒂姆逊原则”与美国生物战政策

美国国内针对生物战的讨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

1926 年，化学部队指挥官在报告中提到：“如何在战争中有效地使用细菌目前还尚未可知，但是一直都在努力尝试。”

1933 年，医疗队的福克斯少校曾撰文讨论过不易扩散性对使用生物武器的影响。

1934 年英国记者亨利.威克汉姆.斯蒂德关于德国在巴黎地铁进行生物战剂扩散试验的报道，对美国也有触动。但当时生物战尚未威胁美国本土。

1939年9月，美国公共卫生署和化学部队军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目前并不存在紧迫的生物战威胁，但对生物战的进一步磋商应在与会成员和其他相关机构间进行。

直到1940年以后，美国才逐渐改变了看法和态度，美国逐渐被卷人欧洲战争，太平洋局势日趋紧张。情报部门不断获得情报称：德国和日本坚信生物战是另一种可行的战争模式。此时，美国开始正视生物战威胁。

当时的作战部部长亨利·斯蒂姆逊(Henry Stimson) 对此后美国生物战政策变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斯蒂姆逊1867年出生，是老资格的共和党政治家，曾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Wiliamn HowardTat)总统手下担任作战部部长，在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总统手下担任国务卿。

1932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以后，他提出了“斯蒂姆逊原则”，即宣布美国将拒绝承认威胁其利益或由在未受到挑衅时发动的侵略而造成的形势或条约。

1940年他应胡佛的请求出任作战部部长，后来在杜鲁门政府中他主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斯蒂姆逊及其“斯蒂姆逊原则”在美国绕开《日内瓦议定书》约束启动生物军备方面起了决定作用。

从1941年夏天到费尔得斯来到美国之前，有关美国生物武器活动的秘密讨论和策划是由文职科学顾问为主进行的。由科学家来确定军事研究的方向这种做法曾由国防研究委员会以机构的方式确定下来。

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创建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让科学家们就武器技术提出建议。随着欧洲战争的加剧，生物学家被吸收到研发生物武器的计刘中来。

1941年7月，美国作战部召开了一个科学研究与开发处，军医处、化学作战部和陆军情报处代表会议，讨论生物武器的威胁和美国制定有关计划的可能性问题。会后斯蒂姆逊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杰维特(Frank Jewett)提交一份报告。

杰维特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埃德温・弗莱德( Edwin Fred)，后者组建了一个由12位科学家组成的秘密的作战顾问委员会，联系成员包括化学作战部、军医处、美国公共卫生部、农业部及陆军的科学家。委员会在研究起草报告的过程中，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使美国卷入了战争。

特别在有关毒气战的问题上，斯蒂姆逊决定美国将不受《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因为它可能“涉及国内、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妨碍我们的准备，降低我们的战争潜力，从而被我们的敌人视为国家软弱的表现”。

1942年2月一份完整的国家科学院报告放在了斯蒂姆逊的办公桌上。报告的起草者们认为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应当着手进行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

1942年4月29日斯蒂姆逊把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和他自己的有关意见提交给了罗斯福总统。他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生物武器对人员、工厂和动物的威肭。他称生物战为“肮脏的勾当”，请求秘密地大力着手研究防御和进攻措施。

斯蒂姆逊认为，适当的防御措施来自于对进攻手段的充分研究，他要求美国要像对化学武器那样作好以生物武器进行报复的准备。在两个星期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口头上同意了委员会有关对生物武器进行研究的建议。

从那时起斯蒂姆逊是否随时向罗斯福报告美国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进展便无从得知了。

在2个星期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口头上同意了委员会有关对生物武器进行研究的建议。罗斯福不反对拥有战时的生物武器报复能力和对英国人的支持，但像反对首先使用化学武器一样，他肯定也反对首先使用生物武器。

1940年冬天，美国开始秘密向英国提供毒气。参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两座庞大的化学武器工厂，一座是位于阿肯色州占地20平方公里的派恩布拉夫兵工厂( Pine Bluff Arsenal)，它在生产最高峰时雇用了1万人；另一座是位于丹佛附近占地80平方公里的落基山兵工厂( Rocky Mountain Arsenal)，拥有3000名雇员。这两座工厂

每年可生产几百万吨化学炸弹和炮弹，几万吨散装刘易斯毒气、芥子气和光气(碳酰氯)。

1942年美国政府又在犹他州开辟了杜格维试验场( Dugway Proving Ground)，占地一干多平方公里，那里的巨峰( Great Peak)后来被指定作为生物武器试验场。

1942年罗斯福威胁要用化学武器对日本进行报复，1943年又对德国发出此威胁。但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原则上反对使用这种武器：“我不愿意相信有国家，甚至我们目前的敌国，能够或愿意对人类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武器。”

罗斯福的亲密朋友、他的战争期间的总参谋长威廉・利希(Wil-liam Leahy)上将对生物及化学和原子武器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认为全面战争理论是野蛮人的行为在当代的表现。

他在自传中讲述道1944年7月他在与其他顾问进行一次非正式讨论时，向罗斯福总统表达了他的这种看法：“总统先生，这种做法(使用细菌和毒气)将违背所有我听到过的基督教伦理以及所有已知的战争法律。它将是对敌国非战斗人员的攻击。对之的反应是可以预知的——如果我们使用了，敌国也将使用。”

生物武器显然是易引起争论的，在对战争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答复时，作战总参谋部建议，作为安全措施并为了防止引起公众恐慌，该计划的策划应由一个非军事机构秘密进行。

联邦安全署(1939年新组建的一个机构，包括公共卫生部、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及儿童局)被挑选出来作为一个新的国防研究与开发机构一一作战研究部的掩护，后者隶属于陆军和海军。

1942年8月斯蒂姆逊任命家庭医药公司总裁乔治・默克( George Merch，该公司以其名命名)领导作战研究部。作战研究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叫做研究策略咨询处，它有两个由国家科学院协助组建的科学咨询分部：一个叫联络组，另一个叫ABC委员会(这是个随意拼凑的字头缩写名)。

作战研究部的另一个下属机构叫总政策顾问处，成员包括国家科学院的杰维特、科学研究与开发处的万尼瓦尔・布什，以及哈佛大学校长、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化学家詹姆斯・科南特( James Conant)。

作战研究部第三个下属机构的成员有：负责研究与开发的弗莱德博士；负责技术协助的兽医阿弗・汤普逊( Arvo Thompson)上校，他后来曾参加日本的放免交易谈判；以及负责信息与情报处的小说家J・P・马昆德(J.P. Marquand)。

信息与情报处与陆军情报处、战略工作处、海军情报处及联邦调查局有联系。美国的防御和进攻性计划对军方和私营资源的调配就由此开始了。

作战研究部的第一项工作，是对军队负责医务和安全的官员提供有关侦察和防卫措施方面的指导，要求他们提交有关计划和实施情况的报告。

它的第二项工作是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签订了25个实验室研究合同。与这项研究一道，医药公司〔包括默克、波菲泽( Pfizer)和斯奎布( Squibb)公司〕积极参与了政府的防御工作，生产疫苗、药品、血清及(从1943年起)合成和大规模生产青霉素。

费尔得斯1942年11月到访华盛顿时，化学作战部正准备为生物武器的研制承担更多的责任，像那些受聘参与工作的文职科学家样，化学作战部对炭疽弹计划予以了积极的支持。

接下来，美国开始正式启动生物军备。

最初的生物战协调机构是1941年10月14日秘密成立的作战顾问委员会，由12位科学家组成，埃德温。弗莱德为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来自约翰霍普金森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

联络人来自农业部、化学战部队、军械服务部队、公共卫生署和陆海军医疗部队。次年2月19日作战顾问委员会提交第1份报告。

斯蒂姆逊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作战顾问委员会发现“生物战对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有真正的危害……据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必须准备”。

总统于1942年5月15日口授同意书，成立了战争研究局(起初叫战争化学研究处)，归联邦安全局管辖，负责处理与生物战研究相关的高度重要的机密问题，是一个协调指导机构，用于执行作战顾问委员会的建议。

1944年5月，所有生物战功能移交战争部，以便军队整合集中对生物战的控制责任权。战争研究局撒编，顶替它协调和指导美国生物军备活动的是战争部生物战委员会，负责重新复查生物战情报，评估防御进攻准备情况，包括可能使用生物武器的问题、与盟国的联络问题。默克被任命为美国生物战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由其他相关机构包括化学战务署、海军、战略情报局的代表组成。

随着战备问题变得日趋紧张，1942年12月4日，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威廉，希利( William D. Styer)将军命令化学战务署与战争研究局合作，对生物战剂的扩散传播方式进行研究,研发植物杀伤剂、炭疽炸弹。

1943 年也是美国生物武器计划快速进展的一年。化学作战部组建了特别计划处，以德特里克营(那里曾是一个废弃的空军基地)为其中心。特别计划处是高度保密的，其技术主任和其他科技人员直接听命于华盛顿或埃奇伍德兵工厂( Edgewood Arsenal)化学作战部的官员，由此绕过了德特里克营的主管。

从开始之初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负责官员对所从事的生物战工作便是高度保密的，他们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不但防止敌人获得有关的信息，对公众和军队中的其他人员也不透露。德特里克营等设施是作为保密的特殊基地建立的，其目的也秘而不宣。

杜格维试验场的格拉尼特峰( Granite Peak)是特别计划处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场，其中有的帯有少量炭疽菌以测试其在土壤中的耐受性，帕斯卡古拉附近密西西比海岸对面的霍恩岛( Horn Island)是另一处试验场，主要用于昆虫研究，也进行炭疽菌激化物( Bacillus globigii)的云团散播试验。

美国在英国的细菌气雾室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散布和感染数据。

英国利用细菌气雾室对实验室动物进行了炭疽和鼠疫媒介的试验，美国科学家改进和扩大了唐港的模式，使得一次可在气雾室里放入一百只老鼠、豚鼠、家鼠或仓鼠。在对“热”媒介进行试验时，受感染的动物的毛皮对于那些作后续处理的人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美国科学家们认为他们的模式增加了实地的感染强度。后来他们又发明了在细菌气雾室上附加密封仓和“动物储藏箱”等模式。"'基于细菌气雾室的研究，研究人员得以确定哪种吸入媒介最有效、最致命和最稳定。

但是和英国一样，重要的是户外实地试验。美国计划的重点是高效炸弹的研制和试验，他们对唐港的F型炸弹进行改进，那是种原来供化学武器用的1.8公斤重强爆炸力炸弹，改造后用于装填液体生物媒介。根据设计，196枚这样的炸弹被放入英制的#14集束改装弹中，撞击地面后可依次连续爆炸。F型炸弹的总容量是400毫升，建议的媒介填充量为320毫升，占炸弹总重量的17.6%。

在德特里克营对F型炸弹进行试验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又把它改造为易于批量生产的炸弹，又经过一些小的改造包括导火索和内涂层，炸弹最后被命名为SPD马克I型( SPD Mark I)。

英国人称(或美国人这样认为)一个集束炸弹产生的气雾可对1.6公里以内的人员造成感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估计下，要使得能够散布足够的炭疽孢子以造成致命性伤害仍存在问题。用炭疽菌激化物进行的试验表明不论是F型还是马克I型炸弹都没有充分利用媒介，激发的云团很小，320毫升媒介中只有22毫升进入了气雾。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主管科学家们决定马克1型已可以批量生产。

1944年5月德特里克营的一个试点厂生产了第一批5000枚炭疽菌装填的炸弹。此外它还完成了供加拿大萨菲尔德基地试验用的2000枚F型炸弹的订单。

1944年中期，所有生物战研究工作都移交给化学战务署。为此化学战务署成立了特别项目部，负责制定生物战防御及反击方案，生产必需的材料，搜集评估敌人活动的情报，与其他国内外有关生物战的各军队或地方机构合作，出版培训刊物及战争使用说明书，为陆军提供技术指导。陆军化学战务署特别项目部成为美国生物军备活动的具体组织者。

美国生物武器研发流程与迪特里克堡

从大学和基础实验室，到迪特里克实验室，再到合恩岛和杜格威的野外试验场，这是一个循序行进的生物武器研发流程。其中，迪特里克是核心环节。

1942年5月战争研究局成立后，就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签订了25个实验室研究合同。2这些合同是基础性研究，研究各种病原.体成为生物战剂的前景。一旦展示出可见前景，便移交迪特里克。

如球孢子菌病，通过病毒传播，是失能性战剂，由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移交到迪特里克。哈佛的科学家研制了针对家禽疾病的疫苗以及对抗肉毒杆菌的类毒素，芝加哥大学的毒理学研究所对气雾进行了研究，西北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了甲壳类动物毒素,辛辛那提大学和堪萨斯州大学研究了野兔病，圣母玛丽亚大学研究了斑疹伤寒病原体，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了球孢子菌病病原体，俄亥俄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究了植物生长调节素，威斯康辛大学研究了孢子的大规模培养基，康奈尔大学有一个炭疽热研究项目,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布鲁氏菌病的研究项目。

科学家兼商人斯坦利.洛弗尔应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之召，招募一些科学家从事“地狱的建设者”项目研究，这是一项最大胆、最荒唐的新武器研发计划，其中包括染菌的“山羊粪”项目，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生物军备计划对军方和私营资源的调配和利用。

迪特里克负责接手上述研究机构有可见前景的研究成果，从事进一步的实验室实验，然后送往合恩岛和杜格威的野外试验场，同时调查现有军火中哪些最适合传播这些生物战剂，寻求生物战剂的武器化。

在美国生物军备中，迪特里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英国的波顿生物部、日本设在中国哈尔滨的平房设施和苏联的奥伯兰斯克一起，成为生物武器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研发基地。

迪特里克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原来是一个机场，后被陆军化学战务署占用，占地219公顷，建设耗资1272. 17万美元。用于生物武器的实验室试验和实验性小规模生产。

1945 年时有工作人员2273人，与英国波顿生物处45人相比，美国生物基地要庞大得多。下辖技术部和4个试验工厂。技术部由动物研究处、生物研究处、新作物研究处、工程处、军火处、物理化学研究处和安全处组成。

其中1号工厂生产肉毒毒素，2号工厂生产炭疽孢子以及模拟炭疽病毒一球芽孢杆菌， 3号工厂生产植物病原体，4号工厂生产引起布鲁氏菌病和鹦鹉热的战剂。

在实验设施方面，迪特里克建有3个生物云团实验室，每个室可以一次进入100只老鼠、豚鼠、家鼠或仓鼠，或1头大型动物进行试验，以测定毒剂攻击呼吸系统的杀伤性、传染性和稳定性。而英国波顿的类似装置只能允许受试动物的鼻子进入。

为开发生物战剂，18种疾病在迪特里克实验室深入研究：炭疽病、肉毒毒素、稻胡麻斑病、布鲁氏病、球孢子菌病、鸡瘟、马鼻疽病、马铃薯晚疫病、兽类鼻疽疫、神经性脑炎、新堡病、鸚鹉热、稻瘟病、牛瘟病、蛤贝毒素、白绢病和野兔病。其中，炭疽杆菌和肉毒毒素在实验室里和试验工厂里处于优先地位。

合恩岛(Horn Island)和杜格维( Dugway)的野外试验场完成下一道工序，即实地试验。

在上述18种病原体研究中，只有少数由实验室走向了野外实验。

合恩岛位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和比洛克西以南16千米处，面积1681公顷，主要由沙丘和灌木丛组成，主要试验2种毒剂：肉毒毒素和蓖麻毒素，也进行昆虫研究和炭疽杆菌激化物的云团散播试验。

杜格维试验场的格拉尼特峰(Granite Peak)位于犹他州，是化学作战处的主要试验基地，承担野外试验的重点试验，即炭疽炸弹的试验。多数实验用炭疽杆菌激化物，少数带有少量炭疽杆菌，以测试其在土壤中的耐受性。

接收丘吉尔炭疽炸弹订单

炭疽炸弹是英国的主要生物军备项目，但由于英国所负战争负担沉重，没有能力马上生产炭疽炸弹，转由美国生产。

美国对英国研制的F型炸弹进行改进。F型炸弹是一种原来供化学武器用的1.8千克重强爆炸力炸弹，改造后用于装填液体生物战剂。根据设计，196枚这样的炸弹被放人英制的14号集束改装弹中，撞击地面后可依次连续爆炸。

F型炸弹的总容量是400毫升，改进后生物战剂填充量为320毫升，占炸弹总重量的17.6%。在迪特里克营对F型炸弹进行试验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又把它改造为易于批量生产的炸弹，再经过一些小的改造包括导火索和内涂层，炸弹最后被命名为SPD马克I型(SPD Mark I)。根据设计，一个集束炸弹产生的气雾可对1.6千米以内人员造成感染。但用炭疽杆菌激化物进行的实验表明，不论是F炸弹还是改进型SPD马克I型炸弹，都没有充分利用战剂，激发的云团很小，320 毫升战剂中只有22毫升进入气雾。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和高热杀死了大部分炭疽杆菌。但由于时间紧迫，主管科学家决定SPD马克I型批量生产。

1944年5月迪特里克营的一个试点厂生产了第一批5000枚炭疽杆菌装填的炸弹。此外它还完成了供加拿大萨菲尔德基地试验用的2000枚F型炸弹的订单。

丘吉尔决定向美国订购炭疽炸弹。此前的评估工作由他的科学顾问洛德.彻韦尔(Lord Cherwell)勋爵完成，彻韦尔曾任牛津大学克拉登实验室主任。

彻韦尔写信给丘吉尔道：“我们已经研制了在我们看来有效的储存和散布炭疽抱子的方法，即把1.8千克重的炸弹放于普通的燃烧弹弹壳中。如果均匀散布，6架兰开斯特式飞机携带的药量看来足可以把2.6平方千米内的人全部杀死，并使之以后变为无法居住的地区。”

彻韦尔将生物武器与美国当时进行的“管合金”原子弹计划作对比，他说:“这(生物武器)看来是一种潜力巨大的武器，几乎没有东西比之更可怕了，因为它比管合金要容易制造得多.......我们的武库中看来也不能没有N炸弹。”

丘吉尔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们秘密地就这封信进行了讨论，同意彻韦尔的看法。4月8日丘吉尔向生物战委员会主任恩斯特.布朗下令向美国订购100万枚炭疽炸弹，并指出这将是“第一批定货”。

为完成英国订购的炭疽炸弹订单，美国重新装备了印第安纳州维哥兵工厂。

维哥试验工厂(VigoPlant)位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以南9.7千米处，建立有特别生产设施，如实验室、焚化炉、蒸汽动力装置、空气压缩装置、冷藏工厂、料浆加热器、催化剂楼、反应堆楼以及分离楼。

军械大楼变成了生物战争武器的装配间。有自己的铁路专线，3个6.4万升的地下储藏罐，46个弹药库和1座大型仓库，10个9万升的发酵罐，还有1.8万平方米场地用于起爆和燃烧炸药。

维哥工厂设计之初是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工厂，生产成吨的炭疽孢子并将其装人炭疽炸弹，目标是每月50万枚炸弹，但到战争结束前实际上只是试验工厂。为准备全规模生产炭疽武器，工厂进行了许多技术实验。

1945年6月，炭疽病毒相似物，球芽孢杆菌开始生产，但此时战争结束了，生产也随之停止。

美国战时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所做的一项重要事情是重新装备了印第安纳州维哥县( Vigo County)的一个兵工厂以从事炭疽弹生产。

1942年美国政府在距离特雷霍特市区10公里处征用了一个占地24平方公里的厂房。在那里仓促建造的一座生产炸药和雷管的工厂不久就变得陈旧了，三个月后便告关闭。

1943年11月军械部宣布维哥工厂多余，把它退还给了原建筑单位陆军工程师师团进行处理，部分厂址后来被租给工业部门做储藏地。

1944年5月化学作战部征用了维哥工厂，指定它为特别计划处的一个据点，生产生物媟介和疫苗、生物弹苭的装填物和载物，并且饲养实验室动物。

除了厂房，该据点还有自己的铁路专线，1.8万平方米地用于起爆和燃烧炸药，三个6.4万升的地下储罐，46个弹药库和一座大型仓库，此外还有一个可容纳一千多军人的兵营。

在7月初举行的一次由化学作战部、工程师师团、军医处的代表及一个私人承包商参加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生产和储藏适应英国五十多万枚炸弹订单的日程提出了建议。此外根据这项计刘每月还将生产100万枚炸弹。

维哥工厂需要1000万元的启动资金，到战争结束时总花费为3000万美元。在维哥正式投产之前，特别计划处的科技人员还需对大批量炭疽孢子生产和炸弹组装线生产(包括雷管和引信)及炸弹填料进行试验。

对炭疽菌激化物(仍是B. globigii)维哥的工人们只限于试生产，在德特里克营的一座废弃的飞机库另建了两个试点厂，其中个是生产炭疽芽孢培养菌的小型实验室，另一个旨在实现批量生产。

第二试点厂将生产大量菌浆，然后把它们泵入附近厂房中的个储藏罐中，在那里进行孢子化，之后又泵入另一个厂房中进行最后处理，并储藏于两个2.8万升的罐中。

最后一道程序是把孢子物质泵入另一个厂房中的3个4500升的储藏罐中，通过管道送入一个特制的炸弹装填机器中。监控器察看炸弹有无泄漏，对炭疽填料的活性和毒性也要进行检査。维哥工厂将在一个大规模的基础上复制这过程。

在实验室中培植为数不多的炭疽菌和使其孢子化是相对容易的，使其保持毒性也不成问题，英国人向美国提供的炭疽菌经过相继在若干猴子身上寄存而毒性得以增强例如标号“M一306”的菌是指曾在36只猴子身上寄存过)，而德特里克的科学家得以把B.炭疽菌的毒性提高到300%。

从1944年夏天到1945年秋天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英国订单及美国储存所需的成吨炭疽孢子，为此维哥装备了10个9万升的发酵罐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此外的问题是，炭疽菌需要有适当的通风才能生长，而大的罐子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德特里克成批的炭疽菌常常受到其他细菌的污染，而使炭疽菌浆“泥化”的过程和使其能够装入炸弹的处理工序对工人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活孢子巴斯德类疫苗能够使牲畜免受炭疽菌侵害，但被认为对人的危险仍然过大。

在德特里克的工作开始之前，作战研究部曾委托一家私人公司进行免疫法的研究与试验，但未取得成功，只在把青霉素作为解毒剂方面有一些进展。

1943年11月，德特里克营一个叫做“B处”的部门的科学家们被指示“通过对各种免疫抗原和血清的研究探索对炭疽菌的免疫方法”。由此开始了对炭疽疫苗的最初研究，这使得德特里克营的科学家们对炭疽菌产生的致命毒素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但在用于人的炭疽疫苗方面没有取得突破。

在此期间德特里克营对炭疽菌的试点工作进展缓慢，影响了维哥的炸弹生产的进行。

德特里克营的科学研究的领导者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发酵专家埃拉・鲍德温，他选择了维哥厂址并负责其后的配备工作。他后来曾谈到，为维哥的特别计划处每一个岗位招聘合适的人员是很困难的，虽然没有格罗斯岛的问题那么大，但性质相同。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处农村和要求保密，使人产生一种隔离感。特别计划处的人员一经聘用就要遵守严格的安全制度，不只一般老百姓就是军队中的其他人对那里的活动也一无所知。

有关人员不得在曼哈顿岛原子弹项目兼有工作，以使两个顶级保密的项目分开进行。受聘者也不再有海外任务，以免被敌国抓获，甚至他们的免疫也被认为可能向敌国透漏美国研究的秘密。但高级工作人员并不总是随时可以找到的，一些已经在海外工作的军队人员常被招聘到项目中。据报道透露，许多人得了“神经官能症”，不久就被解聘了。

在维哥陆军人员和海军人员发生了冲突。

海军人员素质较高，在假期和纪律方面待遇较宽，他们对住房也有更高的要求，例如他们要求兵营都是油漆过的。海军后来同意把假期和请假缩短到与陆军相同，并放弃了兵营油漆的要求。陆军看来从来没有得到原来许诺的应征人数，据一个报道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陆军应征人员不合格、有病或需要遣散。

1944年7月在答复丘吉尔的询问时，英国联合计划处的一位参谋说，N炸弹可能对战争起重大的作用，但美国人不能按时完成生产计划。

此时正值盟军对德国展开密集轰炸的时期，费尔得斯制定了一项向德国6个重要城市空投400万枚1.8公斤重的炭疽弹的紧急计划，这些城市包括柏林、汉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威廉港和亚琛。由一个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0500只弹筒，每只弹筒装有一个由106枚1.8公斤重的炭疽弹构成的集東炸弹，对上述城市同时发起攻击。预期取得双重效果，一是由有毒气雾造成的吸入性炭疽热，是由伤口感染造成的皮肤性炭疽热，德国平民的死亡数预计在300万。

美国人虽然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在费尔得斯看来这些困难和危险不是不能克服的。他预计维哥工厂每月可生产50万枚1.8公斤重的炸弹，八个半月内将可生产400万枚以上这样的炸弹，预计可造成德国域市目标中50%的死亡率，其中占地590平方公里的柏林是最大的目标。

费尔德斯还报告唐港研发了另一有效手段即普鲁氏菌媒介，这种媒介在美国的同一工厂中将更易于生产和填入炸弹。

1944年夏天费尔得斯和英国皇家空军制定出计划，飞机在执行常规空袭返回时向德国实行“素食者行动”，空投500万只炭疽牛肉饼，目的在于消灭德国的食用牛和奶牛群。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没有实行，因为德国人已经在常规军的打击下溃败了。

与英国相比，美国战时的资源是丰厚的，组织和动员的规模庞大。陆军和海军都参与了特别计划处的项目，此外还包括农业部、畜牧业部及军医处(只限于负责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

1944年2月，为配合盟军的诺曼底行动，德特里克营成立了一所培训生物战军官的学校，学员受训后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的所有主要战区。有关生物武器的指示英国只向最高指挥层传达，而美国军方则尽力向化学作战部、美国医务和情报部门所有连以上的官员传达。正是从情报部门所得的广泛消息中发现，德国的生物武器威胁被大大夸大了。

尽管存在人员方面的问题，美国人仍然把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士吸收到生物武器计划中来，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英国：“在四年的工作过程中，费尔得斯领导的唐港生物处只有45人，包括15名文职军官(其中4人由美国特别计划处派遣)，20名入伍的技术人员和10名女助手。相比之下，成立一年的特别计划处在德特里克营和霍恩岛有一千五百多人，而这一数字第二年增加了一倍。”

特别计划处的项目还分散到许多大学中，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

哈佛的科学家研制了针对家禽疾病的疫苗以对抗肉毒杆菌的类毒素。芝加哥大学的毒理学研究所对气雾进行了研究，西北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了甲売类动物毒素，辛辛那提大学和堪萨斯州大学研究了野兔病，圣母玛利亚大学研究了斑疹伤寒病原体，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了球孢子菌病病原体，俄亥俄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究了植物生长调节素(橘媒介前体生化物)，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了孢子的大规模培养基。康奈尔大学有一个炭疽热研究项目，密歇根大学有一个普鲁氏菌病的研究项目。此外海军、农业部、国家医疗研究所和各公共卫生部门也都有与生物武器有关的试验项目。

美国和加拿大的广阔空间为实地试验提供了场地，不同的地理条件可以反映可能的战区(沙漠、山区、森林、热带区)的生态、气候模式和使用生物媒介的可能性。例如空军在霍恩岛对可能存在于太平洋岛屿上的苍蝇和蚊子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再回到唐港这边，费尔得斯最终对美国政府不满起来，认为后者没有遵循英国的计划，而是开始了一种广泛的研究，“把它(生物武器)当做一种重新开始的课题进行研究，重点放在太平洋战区”。

军方的控制

1943年的一年中，美国军方对生物武器计划有了更多的控制，对文职科学家的需要开始减少，在维哥的鲍德温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

据他说，陆军急于使维哥工厂投入生产，其工程师师团觉得鲍德温的现场安全官员过于小心谨慎，阻碍了其日程。当鲍德温得知陆军想以一个没有生物工程训练的化学工程师替换那位安全官员时，他辞去了德特里克的技术主任职务，只作为一名顾问从事工作。

在这之后不久，鲍德温和一些文职科学顾问曾参与就一份情报资料提出看法，结果险些导致对数十万盟军土兵进行不必要的肉毒杆菌免疫接种。

1943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来自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科学顾问秘密听取了一个吹风报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德国新的“飞弹”(后来称为V-1型火箭)的情报，二是美国特别计划处前一年在细菌有效荷载方面取得进展。

此外还有德国难民科学家赫尔穆特・西蒙斯( Helmuth Simons)提供的个情报，他称德国人已经研制了肉毒杆菌毒素作为生物武器。虽然西蒙斯其人和其他一些情报机构已被美国航天局列为不可靠的告密者，但与会的科学顾问们特别关注肉毒杆菌毒素(代号为“X”)的致命危害，始终担心德国人可能大批量生产这种细菌。

默克在相信了这种威胁之后，立刻请求斯蒂姆逊同意批准供报复用的生物媒介的生产和储存。斯蒂姆逊在就默克所提出警告作答复时指出，科学家们应只专注于试验工作，让军人们去决定生产的需要。随后斯蒂姆逊把以生产为目标的细菌武器研发转到化学作战部，作战研究部的科学顾问们只限于从事一些边缘性的计划和项目。

1944年1月和2月，顾问们又有了机会。

特别作战部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名为巴塞罗那委员会)召集会议重新考虑德国“X”媒介的威胁，其成员包括默克、鲍德温、阿尔登・怀特( Alden Waitt)将军(时任化学作战部主任)。小组委员会出于对载有肉毒杆菌毒素的火箭威胁的重视，要求立即加强美国进攻与防御的能力。

加拿大和美国政府紧急联合行动，为盟军部队提供了足够的防毒疫苗，以配合盟军所计划的春季攻势。加拿大着手生产了15万支试验性类毒素。

后来美国政府在没有通知加拿大人的情况下，取消了其对类毒素的准备。美国方面已经收到来自 Ultra(盟军截获的德国无线电报的代号)的情报，德国人不具备生物武器攻击的能力，因此很担心盟军在无意之中使用了这种手段。

但加拿大政府的最高层只知道它的军队面临危险，已准备好用板条箱装载准备运往海外的类毒素，敦促其军队进行免疫注射，直到6月6日(D-Day)盟军登陆前夕才放弃了这一计划。这使得默里和奥托・玛斯很丢面子，他们长久以来已被排除在美国的核心决策圈之外。

随着战争的继续和特别计划处岗位与项目的增加，军方的控制加大，文职顾问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在英国也是这种情形。

1944年8月作战服务处及下属顾问组被解散，默克成为斯蒂姆逊的特别顾问，其根本原因是：非军方机构参与生物武器的秘密最初是出于“更好地掩护”的需要，如今这种需要已为军方研发、计划和准备的需要所代替，因此“对于生物武器的职责应当由军事组织统和集中管理”。

二战末的生物战状况

日本投降前三天，即1945年8月11日，美国作战部向化学作战部下发了一个结東特别计划处的工作的备忘录，德特里克营和维哥将转向和平时期的用途。

由此德特里克营的工作人员迅速从2273人减少到865人，离开的人大多数为应征人员，留下的多数为陆军和海军军官，维哥也作了类似的裁员。霍恩岛基地被关闭，犹他州格拉尼特峰的试验场也被关闭，但与杜格维试验场的负责人达成了一个每年进行几次生物武器试验的协议。

维哥工厂的退役是一项大工程，近600项合同被取消，其中包括项与底特律马斯特电气公司( Electromaster)签订的价值430万美元的合同。

剩余的试验动物被运到埃奇伍德兵工厂或农业部。大部分军用车辆、被褥和军毯交还给了军队，机械设备及两万枚马克1型炸弹被运到德特里克营，其余设备赠送给大学、技术学院和特雷霍特市的联邦教养院。

到10月底，有近80万美元的设备被宣布为剩余物资，用了18个火车车皮把这些物资从维哥运走。10个9万升的发酵罐被留了下来，后来被查尔斯・A・波菲泽( Charles A. Pfizer)公司所使用，工厂先是租后又卖给了该公司。

维哥工厂基本上实现了它的目标，它使人相信任何未来工业生产规模的生物武器计划是可行的。1945年6月和7月所进行的炭疽菌激化物生产试运转表明，工厂在理想的工序条件和对操作人员最大的安全保护条件下，一次运转可生产价值8000英镑的浓缩炭疽菌激化物浆。

1945年的裁员和项目缩减使得生物武器计划看似一去不复返了，但战后不几年，当生物武器的使命被重新定位为对付冷战威胁时，有足够的科学家留了下来为化学师团工作以重振这一计划。

二战末期美国所取得的成果

到“二战”末时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花费了4亿美元，这与耗费了20亿美元的原子弹项目相比不算什么，但这种投资在历史上已是空前的。像其他战时的武器计划一样，生物武器计划的花费主要是用于研究和开发而不是工业生产。

默克在1945年9月送交作战部部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对结果作了一个总结：病原体的试点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用做炸弹填料的炭疽菌和毒性普鲁氏菌的批量生产；1.8公斤重的马克1型炸弹的标准化和生产；集束炸弹兼容装置和弹壳；新集東炸弹SS的研发和实地试验；农作物特别是水稻的感染媟介的试点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摧毁农作物和使叶子脱落但不伤及人的化学药品的开发和使用；A型和B型肉毒杆菌毒素免疫类毒素的开发。

备忘录中还提到对空气传染媒介和炭疽热、野兔病、普鲁氏菌病等的发病机制的了解取得“巨大进展”：感染后的治疗(医治炭疽热的青霉素、医治野兔病的链霉素及医治鼻疽病的磺胺嘧啶)是另方面的进展；研发计划使得对致病有机物、空气传播疾病及植物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发了两种家禽疾病(纽卡斯尔病和家禽瘟)及牛瘟的免疫疫苗，这种疫苗后来在中国控制这类疾病中发挥了作用；首次分离出一种纯菌毒素(肉毒杆菌毒素)。

美国的生物武器设备为研发危险病菌的技术防御及安全标准提供了基础。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需有防护措施，美国的工程师为他们研制了轻型零渗漏的面具和特制的防护服，它们是今天的危险物质防护和高污染实验室所用防护服的原型。

国务院的一份机密报告透露，默克和另外三名生物武器官员对于未来生物武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深信不疑。

人们已有足够的经验认识到，生物武器成本不高，毒性易于增强，但与原子弹相比其研发难于控制。另一些人则认为，虽然有资源的国家都可以制造破坏性病菌，但只有那些科研力量和工业设施基础雄厚的国家才可能研制和保存生物武器。

1944年10月两位顶级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预见，除非美国把它在世界上垄断的秘密解除，否则将出现一场生物武器竞赛。

在致斯蒂姆逊的一封信中，他们指出美国政府应带头把所有有关生物战的资料置于一个能够控制和监察的国际组织的监管之下。在1945年2月的另一份备忘录中，布什提出要求联合国监控入侵行为，使任一热爱和平的国家不必“为另一国的科学活动感到担心”。

斯蒂姆逊看来没有把这一构想转告罗斯福(当时他已身患重病)，他自己也没有予以认真的考虑。布什和科南特向临时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了同一看法，他们已经看到美英两国在有关原子弹的研制和使用资料方面是如何避开苏联的。他们天真地幻想把苏联纳入一个反对全面战争武器的联合共同体。

这两次诉求都未奏效。不出几年，冷战使美国的秘密生物武器计划复活，更比照核武器的摧毁力来定位自身的破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继续生物军备合作，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加拿大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美国则单独继续其生物军备直至70年代。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