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附录1（作为读者的拓展阅读）

生物武器非战争使用的危险大于战争使用

战争使用是生物武器的主要用途，除此之外，生物战剂还曾被一些非政府和政府军的个人、团伙和组织用于非战争的滋扰破坏、毒害谋杀和恐怖活动。

20世纪下半叶生物制剂非战争使用情况。此前史例未予记载。人类早就认识污秽物与传染病之间的联系，因此从古到今，在各个人群聚落，都曾出现过泼洒粪尿、散播病人污秽用物等行为，用以泄愤、报复、仇杀、驱赶等各种目的。这些行为难以计数，但因大多数伤害效果不明显，社会影响不大，且行为劣行而没有被记载。鉴于这一情况，本书未记述此类原始性污染行为。

从所搜集的大量史例中可以看出，非战争使用生物战剂存在三类情况：第一类是生物暗杀，属国家政治行为：第二类是生物刑事犯罪，属个人行为；第三类是生物恐怖，属恐怖组织行为。

各国间谍机构组织的生物暗杀大多数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是军事斗争的延伸。

生物恐怖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冷战结束以后，是全球恐怖主义的产物。现代恐怖主义大约在60年代末兴起。随着反对殖民统治、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潮流，民族分裂也形成浪头。到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基地”组织产生，恐怖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随之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恐怖主义选择了多种恐怖形式和手段，生物恐怖是其中之一。与常规恐怖手段相比，生物恐怖袭击具有明显的恐怖效应。

科学家、医生和其他个人的生物犯罪行为在20世纪各个年代均有发生，未见到受政治、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

上述三类情况在动机方面有很大差别，但在实施过程、使用生物剂种类和效果方面没有大的差别。从发生率方面分析，与其他武器，如步枪、炸药等非战争使用的情况相比，生物武器的非战争使用由于效果不明显、操作困难，因此发生概率很低。尽管如此，由于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等特点，使其具有潜在危险，故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和畏惧。

一、生物武器暗杀

暗杀是政治事件，是政治集团之间斗争激烈，又由于法律道德的束缚而采取的一种隐秘的非法和非人道手段。暗杀有多种情况：在国内，既有统治者对持不同政见者、反抗者和在野党人士的暗杀，也有被统治者、民族主义者、革命者对极权政府要员、卖国者或镇压革命者的暗杀；在国际，则利用间谍暗杀对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重要人员或间谍。历史上的暗杀主要采取刀具刺杀，枪杀、炸药爆炸和毒药毒杀等手段。其中毒药暗杀更隐蔽、易与自然死亡相混同，实施者也易于逃脱。生物暗杀是毒药暗杀的一种，有比化学药物更隐蔽的优点。“冷战”是生物暗杀的温床，因为生物暗杀的隐蔽性、残酷性能够满足“冷战”既激烈斗争又不表面化的要求。

以下是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生物暗杀事例的记载，从中可以窥见这一历史现象的踪迹——

40年代初，美国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曾经实施过一次毒剂攻击。“一次成功的作业，使用生物材料使一个纳粹领导人一度丧失活动能力。”这个纳粹要人就是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亚马尔．沙赫特。特工将葡萄球菌放在他的食物里，使他出现中毒症状，包括寒战、头痛、肌肉疼痛、咳嗽和高烧。

1942年5月27日，捷克特工用装有肉毒毒素的手榴弹刺杀了德国驻捷克总督莱茵哈德·海德里希——这一行动代号为“类人猿计划”。

英国波顿研究所专家法尔兹一直在研究肉毒杆菌毒素。他帮助英国情报机构特制了一种装有肉毒杆菌、约0．45千克重的手榴弹，由ND一73反坦克手榴弹改装，上部三分之一处装有肉毒杆菌毒素。27日上午9时，行动小组在布拉格郊区通往海德里希要塞司令部的道路上设伏，用肉毒毒素手榴弹袭击海德里希的座车。手榴弹爆炸了，车门被炸开，弹片嵌进海德里希身体，海德里希挣扎后倒在地上。随后被送往医院，经手术后体内的弹片和污物被清除干净，病情稳定2天，随后忽然感到周身不适，极度虚弱，皮肤干燥，目光呆滞，瞳孔散大，视觉模糊，口干舌燥，眩晕。进而出现进行性肌肉无力，伴有面部麻痹以及四肢和呼吸肌肉麻痹。7天后因窒息和心跳停止而死亡。消息传到英国，法尔兹等科学家研究了海德里希的症状。认为完全符合肉毒杆菌中毒症状，说明特制肉毒毒素手榴弹发挥了作用，“类人猿计划”成功了。

1944年6月，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曾密谋使用生物武器暗杀希特勒。他们企图通过钢笔、眼镜或假牙等物品将炭疽杆菌带人德国境内，然后设法将炭疽杆菌沾染到希特勒身上，但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1952年下半年，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准备暗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他们设计了多个暗杀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使用生物制剂。为此，他们安排了一个名叫马克思（Max）的暗杀分子，将在一次与铁托的会见中，启动一个隐藏在衣服下面的机械装置，释放足以杀死在场所有人的病菌。而马克思将在行动前采取免疫措施。据称，这种病菌的干粉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制造出来用于暗杀行动。这个计划提交给斯大林，虽不清楚斯大林是否正式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可以肯定的是，克格勃为实施这个计划做了一些前期准备。

1960年，美国政府计划使用生物制剂暗杀刚果的政治人物卢蒙巴（Lumumba）。原因是美国政府不乐见卢蒙巴正在利用比利时殖民统治下的刚果政府的无能来获得政治权力，而这种状况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为消除这种可预知的政治威胁，美国政府决定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刚果站来实施这一暗杀行动，选用的暗杀手段就是生物毒药。据刚果站具体实施这一暗杀计划的官员称，他在1960年9月26日得到了一种不明生物毒药，此外还有“橡胶手套、一副面具和一个注射器”，目的是把这种生物毒药放在将要送人嘴里的东西上，或是食物或是牙刷。但由于这种毒药在10月初就要到期，效力可能丧失，因此最终没有使用，并于1960年10月5日倒入了刚果河。

另有记载称：中情局考虑过众多候选的细菌、包括天花病毒。最后决定使用肉毒杆菌毒素——该毒素生效快、更可靠，产生的肺部和肌肉麻痹将迅速导致受害者死亡。该毒素被送到非洲，但严格的保安使中情局特工无从下手，随后当反叛分子夺取权力杀害卢蒙巴后，该计划也失去了意义。

美国国会调查员确信，至少在3起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中涉及使用生物物质。

一是在1960年8月16日，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从该组织的医学服务办公室获得了污染了肉毒毒素的雪茄。该毒素效力很大，只要放进嘴里就会致人于死地。但没有证据表明雪茄是否送给了卡斯特罗。

二是在1961年3月至4月间，中央情报局侦察到，卡斯特罗经常光顾一家餐馆，而为中情局工作的一个古巴当地犯罪集团中有一名成员在这家餐馆工作。于是中情局设计了一个由该犯罪集团来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并为这次计划特别制造了一批可溶于水的肉毒毒素药丸。据一名参与计划的犯罪分子称该药丸不能放在热汤里，而且在水里也不能长久地维持效力，实施时必须尽快。

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卡斯特罗不再光顾那家餐馆．另一种说法是中情局甚至更上层的机构没有授权。三是与中情局有密切联系的一位代号为．AM／USW代理人，曾要求中情局为其暗杀卡斯特罗提供帮助，于是中情局为他制造了一种像钢笔一样的使用毒药的装置。该装置包括一个皮下注射用的非常小的针，受害人即使被刺也感觉不到。但中情局没有提供毒药，只是建议这位代理人使用黑叶-40，这是一种致死性的毒药，能通过商业途径得到。另有记载称：中情局制定了一个很古怪的计划．为卡斯特罗准备了配置好2种病原体的潜水服，贴身潜水服带有有毒真菌，呼吸装置则配有导致结核病的细菌一种以咳嗽和肺出血为特征的潜在的致命疾病。

1971年8月8日，苏联克格勃企图谋杀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这是由俄罗斯报纸SovershennoSek于1992年报道的，据信一名克格勃中校实施了此次刺杀。他回忆说，当亚历山大停留在一家商店的收银台前时，他使用生物剂攻击了他，整个行动只持续了2～3分钟。据亚历山大称，他当时根本没感觉到有任何异常，但很快他左边的皮肤开始剧痛，到晚上持续恶化。第二天早上，他左边的臀部、整个左边身体和背都覆盖了水泡．最大的直径有15厘米。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几乎不能起床，更不能工作。经俄罗斯著名毒物学家诊断，导致他生病的可能是肉毒毒素。

1978年保加利亚人持不同政见者乔治．马尔科夫被暗杀。

马尔科夫是保加利亚一名著名的作家，1969年叛逃到英格兰，先在BBC电台当评论员，后来在自由欧洲电台当播音员。因为马尔科夫的议论不但涉及保加利亚国防机密、苏联军事机密，甚至涉及华约组织的军事机密，因此，前苏联克格勃及保加利亚决定除掉马尔科夫。

据马尔科夫的妻子转述他的回忆说．1978年9月7日，他在一座桥边等候公交车时，突然感到右边大腿被刺了一下。随后，他看到一个人从地上拾起一把雨伞，并叽咕了几句好像是道歉的话。这个人是个外国人，在匆忙间坐上出租车后还不忘用手遮脸。由于伦敦带伞的人很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被雨伞碰一下是常有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马尔科夫给他妻子展示了带血的夹克，上面还有个与笔尖大小差不多的小孔。马尔科夫回到住所后便感到不适，很快发热，血压也开始降低。第2天住进医院后．病情持续恶化，4天后便宣告死亡。经尸体解剖，法医在马尔科夫的大腿皮下发现了一个极小的金属球．材料为铂铱合金（90％铂和10％铱），直径只有l．52毫米。该金属球凿有2个贯通的小孔，总容积为0．28立方毫米，每个小孔的直径只有0．35毫米。根据马尔科夫的症状，英国专家认定这个金属球里装填了蓖麻毒素。

一位退休的前克格勃官员熟知内幕，他讲述了此次事件的一些细节。1978年初，保加利亚人来到苏联，为暗杀马尔科夫寻求帮助。苏联提供了3种不同的暗杀方法：一种像果冻一样的物质，它能将毒药渗透进皮肤；在食物里投毒/毒小球。这几种方法在随后的几次暗杀中都失败了。第1次是计划使用毒小球，放在他的汽车门把手上。由于担心别人可能接触中毒而使他警觉，计划取消。第2次计划在意大利的一处海滩上，将污染毒物的果子冻擦破放在他身上。但海滩上人太少，没办法不引起他的注意。第3次计划在他去西德的旅途中，往他的食物里投毒，也没成功。由于这些早期行动的失败，保加利亚转而求助于蓖麻毒素小球。

也正是从这时起，保加利亚人获得了这种暗杀利器——毒小球。另一位克格勃的叛逃者为暗杀马尔科夫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声称，保加利亚计划在马尔科夫休假时，将毒物涂在他房间物体的表面上并挥发，使他吸人有毒空气而致死。克格勃做过实验，证明这种方法有效且不留痕迹。有报道说，保加利亚官方在1993年通知英国警方，一个名叫弗兰西斯科．贵里诺（Francesco Guilino）、有着意大利血统的丹麦人杀死了马尔科夫。

1978年8月26日，保加利亚计划暗杀科斯托夫（Kostov）。

科斯托夫叛逃前一直在法国担任保加利亚新闻记者，同时还是保加利亚政府中相当于苏联克格勃机构的一名少校。1977年叛逃后，他为西德电台机构工作，专门向保加利亚广播。据科斯托夫回忆，他在乘地铁时突然感到后背一阵剧痛，同时听到像手枪一样的噼啪声。他让妻子检查后背，发现夹克和衬衫已经被刺穿，背上有一处周围充血的，像蜜蜂叮过的印记。很快，科斯托夫发起了高烧，但没有失去意识。当听说马尔科夫的死讯后，科斯托夫与英国政府取得联系，X光显示他后背的皮下有一个小金属物体。随后，金属物体被取出，通过检验，证实与在马尔科夫身上发现的金属球完全一样。此外，还在科斯托夫的血液中检测出蓖麻毒素的抗体。有专家说，由于金属球停留在皮下脂肪层，而且在温度足以将蜡溶化之前被及时取出，因此救了他的命。也有专家说，此次使用的是半致死剂量，毒性比马尔科夫案中的要小。

1981年9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商场，前苏联克格勃人员用蓖麻毒素刺杀了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立陶宛裔波兰人鲍里斯。

1987年，据道格拉斯等情报官员在其书中称，除马尔科夫和科斯妥夫外，至少还有6个人死于类似小球发射的生物武器。他们声称，像阿尔及利亚（北非国家）领导人就是被刺杀保加利亚人的类似武器杀死的。此外，书中还举了为美国CIA服务的前苏联双料间谍波利斯．科克扎克遭生物暗杀的例子。1981年9月中旬，当科克扎克在购物时受到小球生物武器的攻击，当时他感到靠近肾的后背位置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几小时后，他的体温升至41度，而且神志昏迷。几天后，他排泄出一枚约1／500英寸大小的金属球。他认为，KGB企图使用肉毒毒素的金属球暗杀他，金属球里充满了致死性的毒药。

二、生物武器犯罪

个人利用生物制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危害公共安全，是一种刑事犯罪。自19世纪末人类能够认知和培养致病细菌、病毒后，生物犯罪便在各种社会一直存在。与其他刑事犯罪行为相比较，在动机和效果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特殊之处。追求生物科学的发展而忽略、荼毒人的生命，是相当多一部分生物犯罪的特有动机。

在效果方面，生物犯罪对犯罪者的专业知识要求更高、操作困难、不易控制，不比使用炸药、枪械等手段犯罪更容易奏效。多数生物犯罪毫无效果，获罪仅仅因为作案行为。尽管世界各国生物犯罪次数、伤害人员数量和在刑事犯罪总量中的比例都很低，但生物犯罪可能造成大范围传染病流行，仍使得这一罪行一直被社会认为是危险罪行。

以下是一些史例的记载，从中可以窥到这一历史的内幕——

1949年11月，日本东京的一家医院爆发了伤寒，查明是由医院里供应的食物引起的。总共20个人因食用受到污染的食物而生病，包括医院的职工和他们的家人。此外，另有20人也从最先感染的人受到了传染。警方怀疑是医院内部的人故意而为，但缺乏证据。

1961年10月，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座海军机场，23名官兵参加完当月26日的一场混乱的聚会后突然感染肝炎。

调查发现：在肝炎爆发前，为当天聚会准备食物的一个厨师被诊断出携带A型肝炎病毒，医生建议将其调离海军。聚会时，由于场面极度混乱，厨师故意往调味品中撒尿，使土豆沙拉污染。检察官认为他通过向食物中撒尿来故意传播病毒，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本人知道这样做会传播疾病，而且不清楚他当时是否知道自己患传染病。

1966年4月7日，铃木医生（Misuru Suzuki）因故意使用污染痢疾杆菌的蛋糕造成4名同事感染痢疾而被警方逮捕。被捕一周后，受过细菌学专业培训的他向警方承认，自1964年12月至1966年3月，他使用伤寒杆菌和痢疾杆菌制造了一系列伤寒症和痢疾的爆发事件。据警方估计，大约有200个相关病例，其中4例死亡。当地检控机关在最后给其定罪时，检控他一共实施了13次事件，造成66人感染，无死亡案例。根据铃木的详细描述，他曾用痢疾杆菌污染蛋糕，用伤寒杆菌污染一种在日本被称为“Calpis（可尔必思）”的软饮料，还用十二指肠探针强迫来诊所看病的病人喝下污染痢疾杆菌的水。把伤寒杆菌涂在铂钍尖上刺进香蕉，然后送给被害人。他向警方承认：“我确实想看到一场疾病是如何从植入杆菌开始逐渐引起大规模流行的，但我的真正目的是出于对盛行于日本医疗体系的论资排辈体制的痛恨。”检控官称，他制造伤寒事件主要是帮助其完成其学位论文。论文中包括对伤寒杆菌的研究。

1966年，在美国新浲西州一家医院，一位名叫马里奥的医生被指控通过向病人注射筒箭毒碱（箭毒的一种，南美印第安人用以浸制毒箭的毒素），造成5名病人中毒。由于缺乏证据，在12年后的庭审中，马里奥被免罪。

1969年3月，美国休斯顿市一名名叫希尔的医生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前妻。他现任妻子作证时说，他有意收集各种类型人的排泄物，并将这些粪便、从别人脖子上长的疖子上挤出来的脓、病人的尿等混合在一起，在陪替氏培养皿培养生长基。在给前妻的广谱抗生素的液体中故意混合了培养基中的病菌。

1970年2月，加拿大麦克唐纳学院一名研究寄生物学的研究生克兰兹（Kranz），因为与室友相处不好而寻机报复。通过将污染一种蛔虫卵的食物给4个室友吃而造成他们生病。通过化验和寄生物学专家确认，这是一种在猪身上找到的能感染人类的寄生虫，且能使人致死。

1976年6月，斯蒂芬·格兰特·莫顿向美国联合保险公司、联邦调查局等邮寄了4封装有扁虱的信件。1977年7月14日，莫顿被指控污染食品杂货店的食物和对药物下毒。据政府报道，扁虱不携带病原体，不会传播疾病。

1983年，挪威执法机构控告一家敬老院的负责人妮斯特（Nen set），称其从1977年5月起使用箭毒谋杀了22个病人。箭毒是从箭毒马鞍子中提取出来的毒素，常被南美印地安人用以及制毒箭，能使人的呼吸系统失调并造成窒息。妮斯特于1983年3月被定罪。

1984年12月21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名加拿大人一一贝尔公司加拿大分公司负责市场督导的职员比尔奇（Birch）和欧恩发展公司评估贷款申请的高级顾问卡胡恩（Carhoon）。他们企图从生物制剂公司非法购买C型肉毒杆菌，且订购量可能制造出足够杀死整个城市人口。

从1984年9月24日开始，他们冒称一家生物制剂公司的副总裁，并使用伪造的该公司信笺，分2次订购了包括C型破伤风菌（500克经冻干后的细菌）和C型肉毒杆菌的生物制剂。但引起了该公司的怀疑并报警，联邦调查局提前用无害物质代替病原体，将订单发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并在他们取货时实施了逮捕。据联邦调查局称，他们企图获得这些生物制剂是为了得到个人利润而不是实施恐怖阴谋。一家媒体报道，他们想要杀死一匹赛马来骗取保险。最终，2人被指控以不当借口获得生物制剂，并各自被罚了1000美元。

1990年6月，苏格兰爱丁堡一所公寓的9人突然同时感染痢疾。调查发现，他们所住公寓的供水系统中，有一个水罐被强行打开，并扔进了粪便。经化验，这些粪便带有鞭毛虫。

1990年7月．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监狱中，一名囚犯使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针头，向一名典狱官被注射了受到污染的血。该典狱官11个月后死于艾滋病。

1992年2月6日，因不愿意承担孩子的医疗费，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名男子故意将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注射给其患呼吸道疾病的11个月大的孩子，导致孩子患艾滋病死亡。

1992年6月，荷兰一男子使用2—5毫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注射给他的前女友，导致后者感染艾滋病。

1993年5月，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位商人计划使用篦麻毒素谋杀一名建筑检查官。起因是检查官关闭了他用来出租的建筑，断了他的财路，而使他怀恨在心，想要毒杀检查官。

时隔近6年，他于1999年4月被逮捕，并在12月份的审判中承认，曾考虑使用篦麻毒素来毒杀检查官。他说：“我自己培养篦麻毒索，并且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他计划将毒索涂在检查官计划检查的一处出租房的门把手上。在法庭上，他声称并没有实施。但他的前女友和一位前职员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完成了计划而且其他证据也显示，他确实告诉过别人，他完成了计划。2000年3月27日的最终审判中，因证据不充分，他的谋杀罪名不成立，但持有篦麻毒素的罪名成立，被判处3年10个月监禁，并处罚金10000美元。

1994年1月，英国男子米歇尔·诺曼和亚历山大·泰勒向英格兰的3家连锁超市勒索1200万英磅，威胁若不满足其要求，将使用艾滋病病毒污染超市里出售的水果，或使用细菌或有毒化学物质污染无需加热即可食用的食物。两人分别被判处5年和8年徒刑。诺曼在后来的供述中承认．此次威胁行动是受一本名为《银行家》的小说的启发。

1994年8月4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男子在为前女友注射维生素B12时故意注射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

1995年8月，美国堪萨斯州格伦医生企图使用蓖麻毒素杀死她的丈夫。

格伦医生是一名肿瘤学家，由于长期酗酒，其神经系统被严重损伤。精神病学医生对其进行检查后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成熟的人”，“情感能力只相当于1岁的小孩“”。8一9月，她丈夫曾3次突患严重疾病入院，医生起初认为他去秘鲁的旅行中感染了一种不常见的热带病后来，警方在他的血液里检测出蓖麻毒素抗体，证明他受到蓖麻毒素感染。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她曾在9月20日左右，从一个花园商店购买了10包蓖麻籽，并从中提取蓖麻毒素。之后，利用3次为丈夫提供食物的机会．将毒素放人食物，造成丈夫中毒。

1996年5月，英国男子米歇尔·加斯特实施了一项生物恐怖计划，即通过向公司发出污染其产品的威胁进行勒索。

他釆用的细菌是从一家目录供应机构获得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加斯特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受过微生物学和滤过性微生物学的专业教育，并获得了学位。由于生意失败，加斯特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偿还债务，他向5家牛奶公司勒索25万英镑，称否则就要用鼠疫杆菌污染他们的牛奶。他分别向这些公司寄出威胁信。在向其中一家公司寄出的信中，他还寄出了一个用染料污染过的硬纸盒，籍此表明他能不留痕迹地将有毒物质注射进公司的牛奶包装盒里。随后，他又寄送了一个包裹，里面装有污染了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试管。当加斯特在澳大利亚银行取勒索款时，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随后以勒索罪被判处3年监禁，他的妻子也因同谋犯，被判处3年监禁。

1996年10月29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圣保罗医疗中心医院的试验室，发生了一起12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因为吃了人为污染了痢疾杆菌（志贺杆菌）的甜点而患急性胃肠炎的事件。1997年8月28日，25岁的实验室技师Thompson被认定为实施了这一生物犯罪。

1997年4月28日，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位名叫托马斯·利黑的居民因拥有蓖麻毒素而被逮捕。

10月28日，他在法庭上承认拥有蓖麻毒素，并企图将其当做杀人武器使用。由于利黑的妻子多次向警方报警，引起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1997年1月，联邦调查局和警方搜查了利黑的住所和车库储存间。发现许多箱设备、毒药和不明物质。这些显示利黑正在制造肉毒毒素。联邦政府官员断定利黑制造出了可通过空气传播的细菌，并想通过美国邮政系统邮寄的方式来感染受害者。利黑甚至将“杀手病毒”涂在剃刀刀锋上，贴在信封上，当受害者打开信封时，可能会被刀锋割伤而受到感染。1997年9月9日，警方又在利黑的住所发现了3个装有混合了尼古丁和二甲基亚砜的喷射瓶。很显然，这些喷射瓶能杀死人。

1998年7月1日，3名美国德克萨斯人因威胁使用生物制剂被逮捕。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称，从1998年6月起，这3人向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出了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时任总统克林顿也被威胁。据报道，这3人为一极端好战组织“德克萨斯共和国”的成员，该组织坚称德克萨斯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执法机构从3人的家中搜出一些容器和一个注射器，并认为这些容器已受到艾滋病病毒、狂犬病毒和炭疽孢子的污染，并推测该组织企图使用它们对政府机构实施袭击。但随后发现，这些容器并未受到污染，同时也没有发现用来制造生物制剂的指导手册和生产设备。2人被定罪，分别判处24年监禁。

1999年1月，据克罗地亚新闻机构报道，扎达尔（南斯拉夫西部港市）一家金融机构被抢走500马克，劫匪拿着一支注射器威胁该金融机构的职员，声称里面装有艾滋病病毒。警方表示不能证实劫匪是否真的拥有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液体。

1999年8月22日至23日，加拿大一名25岁白人男子使用一支装有红色液体的注射器先后实施了3次抢劫行动，声称里面是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据报道，就在前一年，也有多起类似事件。

三、生物武器恐怖

生物恐怖是实施者利用致病生物制剂伤害无辜，寻求制造恐怖．以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与生物刑事罪犯非法谋求个人利益和职业利益不同，生物恐怖分子非法谋求组织、阶级，党团，种群利益。生物刑事罪犯杀害具体的对象，生物恐怖罪犯则攻击普通平民和社会大众。从70年代起，各地开始有关于生物恐怖活动的记载。

随着全球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生物恐怖也恶性增长，“9.11”恐怖事件和其后不久的炭疽粉恐怖，使恐怖主义在20世纪末达到高潮，大量或真或假的报道记载铺天盖地，昭示着生物恐怖活动的猖獗。生物恐怖已成20世纪下半叶生物武器使用的主要形态。

下述生物恐怖事例记载，多数行动细节描述且不违生物科学知识，有些还有官方文件证实这些记载或清晰或模糊地刻画出这一时期生物恐怖的历史面貌——

70年代一个名为“红军集团”的西德恐怖组织准备使用生物武器。至少13名恐怖分子接受了生物战训练。他们威胁要污染20座西德小镇的供水系统，计划攻击德国联邦研究所以窃取使动物致病的高传染性病毒，并威胁通过邮寄的方式传播炭疽。

1972年1月18日，美国芝加哥警方逮捕了2名计划用伤寒沙门氏菌污染芝加哥城市供水系统的嫌犯。

这2名嫌疑犯是芝加哥城市学院的在校学生，一个是18岁的史迪温．皮拉，另一个是19岁的阿伦．史克旺德。他们创立了白人种族主义组织“R.I.S.E”，宣扬优等种族的理念。受生态威胁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毒品滥用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生存下来，“R.I.S.E”的成员都接受过接种和疫苗注射。皮拉对生物学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获得更多的生物学知识，他积极参加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工作，并利用工作之便，在实验室里培养非研究项目所需的生物制剂。“R.I.S.E”组织招募了7至8名成员，2名新招募成员对皮拉和史克旺德的行为有了警觉，并于1972年1月16日向警方检举了其行为，并声称芝加哥中西部的过滤水厂可能受到伤寒杆菌和致死性细菌的污染。

警方立即对芝加哥2座主要的水处理设施采取了高度严密的保护措施，并搜捕皮拉和史克旺德，2天后逮捕了他们。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发现他们持有伤寒沙门氏菌，分别存放在芝加哥学院的实验室和史克旺德的住所。警方还怀疑他们有肉毒毒素和白喉病菌。但通过进一步的查证，证明他们没有肉毒毒素。1972年5月初，皮拉和史克旺德在保释期间，从牙买加逃到古巴。后来，史克旺德被古巴政府逮捕，并以“反革命活动”罪判处6年监禁。皮拉在1974年下半年回到美国，并向警方自首。

1981年10月10日，自称为“黑色收获”(Dark Harvest)的组织在英格兰威尔特郡波特镇的一家化学防护公司里安放了一个桶，桶里放了一个纸包裹，里面装有被炭疽污染过的土壤。经化验，被污染的土壤浓度很低，大约是1克上壤中含有10个炭疽杆菌。

该组织声称，这些土壤是从格林亚德（Gminam）岛挖掘来的。英国曾在1941年在该岛进行炭疽炸弹实验，引起的污染至今仍对当地人们的生活形成极大危害。该组织警告，如果政府还不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的话，他们以后还会在适当的地点安放这样的包裹。1981年10月14日，第2个包裹在保守党会议地点的屋顶上被发现，此次是一个装有土壤的金属盒子，经化验不含炭疽杆菌。这是一起明显的保护生态目的的恐怖主义行为。英国政府随后也同意清除格林亚德岛上被污染的土壤。

1983~1987年，斯里兰卡的一个泰米尔军事组织发布公报，威胁使用生物武器对付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政权。

他们声称要将病毒感染过的物质传播到水库、河流，将带有黄热病毒的蚊虫播撒到南部，用含有病毒的茶叶污染茶叶种植园，用卷曲叶病造成橡胶种植园减产或绝收，污染北方和东方军队的供水系统。泰米尔猛虎组织想通过这些极端恐怖手段，破坏国家出口产业，削弱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扩大国际影响，迫使政府做出让步。

1984年9月，美国爆发了国内第1例后来被确认的生物恐怖事件。

美国俄勒冈州的达尔斯市卫生局在数天内接连获悉市内爆发了多起肠胃炎案例。疫情持续扩散，最终导致75人受到感染。哥伦比亚医疗中心的病理学专家从病人的排泄物中发现，这次疫情元凶为沙门氏杆菌（Salmonellatyphimumnl）。调查人员证实实施袭击的为一个名为“拉金尼什教派”的宗教组织。1985年秋天，该组织的骨干分予在法庭上描述了1984年7月或8月间的生物恐怖活动：将细菌撒在杂货市场商品摊的莴苣上；在餐馆的咖啡伴侣和蓝色奶酪酱里投人沙门氏菌；把细菌撒在生菜色拉档的水果与蔬菜上。他们还想把细菌注射到盒装的牛奶中．但担心店员看出盒装的牛奶被动了手脚而最终放弃。此外，他们还试图获取小镇的供水系统，企图污染小镇的水塔。

有一次甚至正要向水塔里投放细菌，所幸一辆警车的出现把他们吓跑了。实际上，在1984年前，该组织就实施了多次攻击。最早的一次是在1983年8月底，一个信徒使用一小瓶“带点儿腐烂气味的淡咖啡色浑浊液体”（事后查明是沙门氏菌），在一家餐厅和该组织所属的一家农场对一位调查该组织的法官连续下毒u当月．一个信徒将沙门氏菌洒在该地法院的门把手和旋轴上。此外，曾经袭击过一个护理院，甚至还袭击过哥伦比亚医疗中心的生菜色拉档；在一次政治集会上，一个女信徒将一些受秒门氏菌污染的液体涂在手上，与坐在她身边的一位年长的绅士握手。

1984年11月30日，美军潜艇基地发生了士兵集体中毒事件，造成63人感染，50人死亡。经调查发现，从地方订购的感恩节食品（罐装桔子汁）被人污染了肉毒毒素。后来，有一个组织声称与此次行动有关，但一直未查清该恐怖组织的具体身份。

1989年5月，南非一个称为“平民合作局”的秘密组织为了对付“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指示一名成员污染纳米比亚一个难民营的供水系统。该成员企图在8月底利用霍乱弧菌和黄热病毒实施行动，但由于难民营的供水系统经过处理，氯含量较高，投入的病毒都很快被杀死，此次行动未能得逞。

1990~1991年．联合国委员会的检查人员发现，伊拉克计划在恐怖活动中使用生物制剂。一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伊拉克在欧洲有秘密战剂投放网络，目的是使用化学和细菌炸弹。目标包括机场、航空机构、工厂、学校，铁路、炼油厂、军队医院。特别指出的是，伊拉克人锁定了全球最大的炼油厂——荷兰西南部港市鹿特丹的炼油厂，以及一些媒体机构，尤其是像BBC这样的大媒体。

1991年5月，美国一个称作“爱国者委员会”的抗税组织计划使用篦麻毒素谋杀一名治安官。实施这一计划的2名恐怖分子——亨得森（Henderson）和欧瑞奇买来篦麻毒素的原料、说明书和工具，制造出篦麻毒素，并将其与二甲基亚砜混合。由欧瑞奇负责设法将其刺进治安官的皮肤。1995年8月，亨得森和欧瑞奇因购买篦麻毒素罪而被判处4年监禁。

1992年1月15日，英国一家新闻机构收到一篇报道，声称动物保护协会给1匹马注射了艾滋病毒，以抗议使用动物作研究和削减艾滋病研究经费。

1994年1月，一个自称“动物解放阵线”的组织向美国多个部门邮寄了大量沾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碎片。但由于及时发现，且艾滋病毒的存在受时间限制，此次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感染。

1994年12月，英国“动物解放阵线”发言人声称该组织一些成员已在英国多个药房安放了沾有艾滋病毒的炸弹，威胁英国政府必须做出保护动物权利的行动。政府随后证实威胁不实。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奥姆真理教制定了生物恐怖计划。

该组织是全球性的，总共有4~6万人，其中在俄罗斯有3~5万名成员，资金大约有10亿美元。与其他恐怖组织一样，奥姆真理教吸引科学家参加，建立了生物实验室。其生产的生物剂主要是肉毒毒素和炭疽杆菌，也实验过Q热和来自毒蘑菇的孢子。1992年，当扎伊尔爆发埃博拉病毒时，奥姆派出一个40人的小组到扎伊尔，为的是获得埃博拉病毒。

早在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之前．奥姆真理教就制造了一系列生物恐怖事件。据报道，奥姆真理教企图使用生物战剂气溶胶对9个目标发起攻击，对其中2个目标使用炭疽，对另外7个目标使用肉毒毒素。如1990年4月，奥姆真理教专门装备了3辆汽车来释放肉毒毒素。计划使用第1辆车在穿过东京市中心的过程中释放毒素，主要目标是日本的议会；另外1辆车直接针对横滨市和横须贺海军基地，后者是美国海军在东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设施；第3辆车的攻击目标是成田国际机场，这是日本最重要的机场之一。1993年6月初，奥姆真理教企图使用1辆经过特别改装的汽车，在东京市释放肉毒毒素，目标是日本皇太子的婚礼仪式。

1993年6月末，奥姆真理教试图使用安装在东京东部一座建筑屋顶上的喷洒装备．向东京释放炭疽。虽然日本奥姆真理教一直在研制生物武器，但由于肉毒毒素和炭疽等生物剂受各种条件制约太大，散布方式单一，使用不方便，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1995年3月15日在东京地铁释放肉毒毒素未遂后，奥姆真理教对使用生物剂制造恐怖的可靠性产生疑虑，转而使用了沙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

1997年4月24日，一家驻华盛顿的犹太组织总部的收信员在拆开一封收件人不明的包裹时，里面流出了红色液体．并有氨水的气味。后来发现包裹里有一个实验室用培养盘。经海军医学研究机构化验，盘里的物质只是实验室常用的琼脂，排除了炭疽、肉毒毒素、蓖麻毒素等生物战剂的可能性，但不排除有人想使用生物恐怖的手段。

1998年白人种族主义者拉里·维恩·哈里斯声称自己获得了鼠疫病原和炭疽杆菌，并威胁用喷洒农药的飞机来播撒这些生物病菌。这起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旦利用飞机播撒生物剂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也可能会给其他恐怖分子提供实施恐怖的新方式。哈里斯因涉嫌用炭疽孢子制造生物武器遭到逮捕。

1998年8月18日，美国自由兄弟会成员在芬兰驻美国堪萨斯州领事馆投放了一些疑似为炭疽的白色粉末，造成了整个大楼的人全部撤离，引起相当大的恐慌。

1999年，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政府发出警告，一些基督教极端组织可能对其使用生物武器。美国安全机构声称，这些组织可能从多个渠道购买了细菌和有毒物质，并寻求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来发展生物武器。

1999年2月，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车臣恐怖组织威胁如果俄政府不释放两名女恐怖分子的话，便将从俄罗斯实验室里武力夺取生物武器，同时声称要对俄罗斯人使用生物武器。俄军副总参谋长称，车臣恐怖组织可能拥有生物武器，车臣武装力量中爆发的疾病就是因为对生物武器的不当操作而引起的。但车臣恐怖组织反驳说是因为俄军使用生物武器引起的。

2000年5月，据一封在网上广为传播的电子邮件称，美国一基金会组织通过信件的方式，邮寄污染了病菌的海绵。已经造成23人感染病毒，其中7人死亡。据疾控中心称，该邮件所言只是一个恶作剧。尽管如此，由于造成了公众恐慌，而且政府机构也采取了一定的应对行动，因此它可视为一种威胁。

2001年10月，美国爆发震惊世界的炭疽粉末恐怖事件。恐怖分子通过邮件和包裹邮寄炭疽芽孢，以平民为目标制造恐怖，造成3个州和纽约市、华盛顿特区发生炭疽感染病例。

2001年10月4日，美国《太阳报》图片编辑史蒂文斯被诊断感染吸人性炭疽热，10月5日死亡，成为美国第一例死于吸人性炭疽热的病例。直到10月12日，在史蒂文斯去世后1星期，才弄清楚多起炭疽感染事件是由炭疽杆菌信件引起的，那时已有数十乃至数百人受到炭疽孢子的侵袭。10月12日在纽约发现了一封寄给NBC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装有炭疽孢子的信件。疾病控制中心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新闻媒体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普遍搜查。这之后又在《纽约邮报》的办公室发现了另一封没有封口的炭疽信件。接着发现了两起纽约新闻工作者受皮肤性炭疽热感染的病例。在布罗考的信件被发现之前，10月8目前后，从普林斯顿发出了第2批炭疽杆菌信件，2封寄给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一封于10月15日早晨在哈特办公楼汤姆·达施勒（时为参议院多数派的领袖）的办公室被打开。1小时之内，国会山警方确认粉末为炭疽杆菌，经迪特里克堡分析后，在第2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达施勒信件中的炭疽杆菌被认定是“武器级的”达施勒的信件被拆开1个星期后，10月17日，在附近的德克林办公楼邮件室里发现了炭疽孢子，那里的信件是寄给哈特办公楼的。各参议员的办公室被关闭，哈特办公楼的去除污染工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出现怀疑炭疽和报警达2300起，公众对“白色粉末”忧心忡忡。

截至2001年ll月30日，美国先后有22人感染炭疽，其中18人确诊，其中5人死亡。在这22人中，11人感染了皮肤性炭疽，另外11人感染了呼吸性肺炭疽，5人都是死于呼吸肺性炭疽。这一系列炭疽恐怖事件发生突然，暴露人群多．涉及面广，通过污染的邮件和包裹达到了远距离投送和攻击。杀伤人群覆盖了所有年龄组，经吸人和接触途径感染，吸人性炭疽发病率高．病情危重，病死率达45％。袭击隐蔽，使用的炭疽芽孢毒力很强，使人们真正感受到了生物恐怖的可怕。

自美国出现炭疽事件后，俄罗斯莫斯科先后接获了54个有关不明白色粉末的案件，这些白色粉末主要通过邮件寄出。俄对其中44个案件的白色粉末进行了化验，没有发现有害物质。在韩国，有关部门共接到1000余起发现可疑白色粉末的报告，警察和119急救队共出动400余次，送到国立保健院进行检查的案例有95次，但没有发现一起带有炭疽杆菌。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几起通过邮寄白色粉末进行恐吓、勒索和报复的案件，经鉴定都是干燥剂等无害物质，没有一起带有炭疽杆菌。

2003年9月8日，一名塔利班高级官员告诉记者，“本．拉登在4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说，他正在策划一些重大项目，“首要目标是使用生物武器”。该官员声称“基地”组织已拥有此类武器。

2004年1月，法国警方在里昂抓获了多名来自中东的武装分子，他们承认正在积极筹划使用肉毒毒素或蓖麻毒素对法国发动袭击。

2004年2月2日，美国国会大厦参议院办公楼中发现了可疑粉末，经检测确认为蓖麻毒素。

2005年4月，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布尔加斯克及其同伙计划袭击英国的希思罗快速列车，他们准备将自制的蓖麻毒素涂抹在列车扶手上和洗手间里，后来计划未能成功。

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后，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危险大幅度降低。至今仍在从事生物军备的国家大幅减少，且受到多方面限制、监视和控制。与此同时，生物剂的非战争使用，尤其是实施生物恐怖的危险性却大幅上升，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生物武器的主要应用场所。

实施生物剂刑事犯罪和生物恐怖的个人、组织不受生物武器公约限制，不顾忌使用后果，不顾忌对人类和环境的长期毒害效果，使用门槛比国家使用要低得多。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和普及，在生物剂的获取和使用更便利的条件下个人和组织非战争使用生物剂的可能性会进一步提高。

非战争使用的生物战剂与供战争使用的战剂有所不同

许多非战争使用都没有记载具体战剂种类。从有记载的史例发现，有几十种细菌，毒索、病毒、真菌等被用于非战争伤害行动。诸如：有毒真菌、箭毒、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蛔虫卵，蓖麻毒素、霍乱弧菌、天花病毒、肝炎病毒，肉毒毒素、炭疽杆菌、白喉病菌、军团病菌、黄热病毒、O热立克次体、狂犬病毒、蛇毒、疟原虫、鼠疫杆菌、结核病菌、葡萄球菌、手足口病毒、艾滋病毒、卷曲叶菌等。

与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战剂相比，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常用的战剂种类不同。现代战争首选战剂依次是炭疽杆菌、天花病毒、肉毒毒素、马鼻疽杆菌，布鲁氏菌，而非战争使用次数最多的是艾滋病毒，蓖麻毒素、肉毒毒素、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和痢疾杆菌。

• 二是有些生物剂战争中不会或很少使用，非战争破坏却常使用。如艾滋病毒，蛇毒，箭毒，蛔虫卵等。

造成这两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生物战争选用的战剂必须适应大规模气溶胶播撒，主要通过呼吸道实施感染，而非战争使用则无此要求。小规模，通过皮肤、消化道感染是非战争使用选用生物剂的主要考虑。

非战争使用的生物剂一般制备简陋。从来源看，有的是偷来的，有的是从病人处搜集来的，有的是从污染地采集来的，有的是自己用简易方法提取的，如：“从一个花园商店购买了10包蓖麻籽，并从中提取蓖麻毒素”。细菌培养过程通常也十分简单，如“收集各种类型人的排泄物，并将这些粪便、从别人脖子上长的疖子上挤出来的脓、病人的尿等混合在一起，在培养皿培养”。这样制备的生物剂很难保证其毒性和存活率。只有个别恐怖组织具备有较好的生物战剂制备条件，如奥姆真理教建有专业的生物实验室。

非战争使用的生物剂投放方式明显异于战争使用

根据史例记载统计，非战争使用的主要方式依次是：污染水源，包括井水、河水、城市供水系统、水箱水罐水瓶；污染食物，包括水果、奶制品、饮料、面包和药物（药丸、药水等）；皮下注射感染，包括皮肤切口、针刺等；污染生活用品，如门把手、牙刷、内衣等；污染商店商品；空气污染，尤其是炭疽粉空气污染，成为2001年后生物恐怖的主要方式。

投放手段主要是用桶、瓶、勺等民用器具泼洒、涂抹细菌，用医用针管注射，甚至通过握手传染。用信封或邮件投递病菌，尤其是炭疽干粉，是近期的流行手段。收件人打开后会造成炭疽粉飞散，吸人或皮肤接触都会造成感染。专业化的手段和工具主要出现在反间谍使用和大规模恐怖活动中，如克格勃特工通过针刺、锥刺在暗杀对象皮下埋设有毒金属小球，奥姆真理教设计有专用投放的容器和布撒罐。

与战争使用相比，非战争使用的手段和工具是原始的，多数情况下这些手段和工具是就便使用，没有经过专门的设计、制造和训练。因此它的效率很低。但另一个方面，它的就便性使得对其控制和防范十分困难。

医生、科学家等科学犯罪是生物战剂非战争使用的一个恶源

不少事例都是医生，医科学生为了获得科学数据，为了完成学位论文、为了获得自己满意的治疗效果或追求奇异的效果而使用致病、致残甚至致命的生物剂。这可能是非战争使用能够长期存在的一个恶源。

科学犯罪是随着科学发展而不可避免的现象，科学人员的科学追求有时会触犯人的道德伦理，形成扭曲的人格。人类遏制生物武器的战争或非战争使用。都需要警惕、关注防范科学人员的道德沦丧。

生物战剂的非战争使用与战争使用：其发生率、成功率和破坏率都很低

根据搜集到的各地的生物剂非战争使用的案例统计，30余个国家都有相关报告和报道，遍布各大洲。在民众心目中，生物恐怖似乎是一个多发、常发案件。其实，分散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生物谋杀、生物恐怖等案件都是偶发案件，一年可能都不会发生一次。

同使用其他武器、犯罪工具和方式相比生物武器的使用率很低，无论战争还是非战争使用。生物武器使用后的成功率，即达到预期伤害效果的几率也很低，伤害的人员远不如预期，一些行动甚至根本没有造成伤害。

与其他武器和工具相比，生物武器不易操作，效果不易控制。生物战剂的获取、制备，储存，运输，分发、使用各环节都难于其他武器和工具，需要专门知识，设备和装具。这就限制了生物武器的使用。决定生物武器效果的因繁更复杂，如气候、受害者身体情况等。生物学家和生物武器专家至今没有解决投放生物剂与致病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至今没有掌握人为制造瘟疫的可靠办法，今后一段时间仍将如此。

在看到生物武器使用率和成功率低的一面，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紧张的同时，也要看到生物武器的威慑效果．很少的人员伤亡却能够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其他武器和工具难以达到的。

生物武器的使用者往往不追求死伤数据，而追求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人们由于过度恐慌而刺激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有效消除生物武器使用后的社会恐慌。在良好的公众卫生保障条件下迅速平息慌乱，是遏制生物武器再次使用的重要条件。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