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46号：凯撒到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军队-The Roman Army From Caesar To Trajan。原作者Micheal Simkins，绘图Ron Embleton。以下是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46号：凯撒到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军队-The Roman Army From Caesar To Trajan。原作者Micheal Simkins，绘图Ron Embleton。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1:罗马军团步兵，共和国时代晚期

本图人物的重建很大程度上依据了卢浮宫所藏的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圣坛上的浮雕。那上面的雕塑描绘了罗马军团士兵穿着无袖长锁子甲的形象，锁子甲肩部为双层加固设计，表面覆以装饰适当图案的皮革。

可能是被作为制式用品装备的蒙特福尔迪诺式（Montefortino）头盔的盔顶装饰的马毛是通过一支嵌入头盔顶端突起的塞钉来固定的。

盾牌是早期的scutum式，测量尺寸约为4英尺高。这一类型的盾很有可能是从凯尔特人的橡木制平板盾牌发展出来的，后者为单一一张木板制成，边缘呈锥形。在水平握把和木制的盾牌中心轴设计得到了保留的同时，盾板方面罗马人创造性地采用了夹板层理且形状为两侧呈弧线弯曲的颇具必要性的盾板设计。

A2:罗马军团步兵，奥古斯都-提比略时代晚期

为纪念公元21年第2奥古斯塔军团镇压高卢人的叛乱，提比略在今天的法国奥朗日修建了奥朗日凯旋门，根据凯旋门上的雕塑我们描绘了这名人物的护身装备。他身上的主要防御措施是锁子甲，但大腿部的保护则由下垂的的被称作“pteruges”的皮条所组成的短裙来提供，同样的皮条还加装在了肩头。“pteruges”被固定在可能同为皮革制成的穿在锁子甲下面的一种紧身武装上衣上。加固的护肩钉在皮革制成的支撑上，胸前则用挂扣连接；后者是设计来防止护肩向前滑落的，因为护肩的设计容易造成这种困扰。

Coolus C型头盔是以列支敦士登的Schaan发现的文物为依据绘制的。这种头盔制作精良，带有前端相对厚些的起加固作用的“帽檐”设计以防止受到戳打时盔顶破裂。系紧头盔的绳带在末端分开两股并简单地固定在两边护腮甲外侧突出来的栓头上。很难理解为什么罗马人不使用牢固头盔的更安全的方式去替代绳带在下巴下系紧的办法。

图中的盾牌显示出盾牌在最早阶段的改进，它使得晚期的scutum式盾牌向着半椭圆形的形状发展。顶端和底端的弧形设计被取消，从而使高度减少到大约3英尺4英寸（大约1米，译者注）的高度。盾牌两侧的弧形设计被保留，并且可能越往边缘盾版越薄。这一时期的腰带是成对佩戴的，每条都固定一件轻兵器。

A3:罗马军团步兵，奥古斯都-提比略时代晚期

这名步兵所穿的长锁子甲同样是依据奥朗日凯旋门上的雕塑形象来描绘的，这是两种锁子甲中更为普遍的一种式样。这种锁子甲的加长设计让形如苏格兰裙的“pteruges”式短裙变得毫无必要；然而，在肩头的三角肌区这种皮条装饰仍然被保留使用，也许是这一时期罗马的裁缝们还没有找到如何用更令人满意的方式去保护肩头。高卢人就显示出制造护肩甲来保护肩膀以解决这一小小的问题的能力，这一点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展现在法国南部Vacheres发现的一件保存完好的晚期凯尔特人武士的雕像上。推测起来，上述这种皮条护肩是作为一件紧身衣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因为在友邦领土上行军而挂在胸前的头盔是Coolus E型，它以大英博物馆中所藏的沃尔布鲁克（Walbrook）头盔为依据描绘。和在Schaan发现的头盔不同，这一版配上了实心的铜制突脊和两侧插羽毛的管状物。突脊上插的马尾毛样式与共和国晚期时的式样类似，但其小的插马毛的突脊槽的设计能让马毛更直挺地矗立。

为了行军，盾牌临时性的用皮套包裹住。这类皮套可能只在执行站岗任务或在临近交战前才被除掉。行军中，盾牌通过一条肩带背在肩上，同时肩头还扛着挂满装备的杆子。实验显示盾牌需要如图中所示背的位置很高，从未为腿部腾出空间以方便行动。

 

B1:百人队长，第2奥古斯都军团，奥古斯都-提比略时代晚期

这名人物的形象同样依据奥朗日凯旋门上的浮雕来描绘，通过护胫甲的使用就很容易判断出他作为百人队长的身份。护身甲的样式与图A3人物非常类似，但这名百人队长的胸甲扣上固定着一枚巨大的蛇发女妖美杜莎浮雕式头像的胸章，它的目的是作为一种护身符保护使用者不受伤害。腹部沉重的板型腰带可能也是百人队长这一军衔的特殊标志物，它同样出现在位于英国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的Marcus Favonius Facilis（1世纪死于英国的一名罗马军团百夫长的名字，译者注。参见图E1）墓碑雕像的身上。

头盔上的羽冠并非如墓碑雕像上的那样是横向的，雕塑如此表现可能是为了展示出一种相比标准化的版本更具识别度的头盔。图中所重建的头盔是依据在英国Bosham港发现的一件Coolus F型头盔的铜制盔顶和多塞特郡的霍德山（Hod Hill）所发现的一片护腮甲片来描绘的。

Scutum型盾牌出现在奥朗日凯旋门的人物形象上，那上面的盾牌上的一角出现了一个小的L型装饰，这可能是最早的表现盾牌边角处固定背带的支撑垫情况的实例了，这也许还意味着一种较轻的盾牌结构的出现。盾牌中心轴是带夹层式样的，也就是说在盾板叠加制作过程中它可以提供较窄形式的固定棱边。

B2:标杆手（Signifer），第14革米纳（Gemina）军团，提比略时代

本图所依据的墓碑雕像上的人物穿了一件带护肩甲设计的锁子甲，这种款式在1世纪的罗马骑兵身上更常见；当然，已知早期凯尔特人就是用了这种锁子甲设计，而凯尔特人在武器装备上对罗马人的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影响力同样有可能扩大到了宗教习俗领域甚至是标杆手的身上，这包括了使他们显眼的著名的“运动”头盔以及他们所参与的战马秀（Hippika Gymnasia，罗马骑兵训练展示技艺的活动，译者注）。图中这名士兵还拥有较为厚重的皮条（pteruge）来防身，它们负载在腰部和上臂位置，其中后者被覆盖在护肩甲之下。

配匕首的军用腰带同样连接着巨大的护裆带（sporran，这一词汇今天有时仍在使用）。这种可能发展自带有多头末端的凯尔特人腰带（见图C2）的额外防护措施在公元1世纪初开始采用。

墓碑雕像上人物的左肩上方空出的位置可以看到仅有的一顶带面具和尖盔檐的头盔，它与在苏格兰纽斯特德（Newstead）发现的铜制骑兵“运动”头盔的盔身实物具有明显的类同之处，如上所提及，它们可能是关系到标杆手岗位作为军队灵魂象征物的保护者的具有最重要意义的装束。这种头盔在作战时是否会换成普通的野战头盔则是无法确定的事情，但无疑这种“运动”头盔无法提供最优良的防护效果。

B3:鹰徽标杆手（Aqulilfer），第11“忠于克劳狄亚”军团，公元1世纪中叶

以维罗纳博物馆中保存的Lucius Sertorius Firmus（人名）的墓碑雕像为依据描绘的这一人物，他所在的军团由于在达尔马提亚的一次叛乱中保持了对克劳狄亚皇帝的忠诚而在公元42年得到了其正式的名衔。

护身甲是所谓的“羽毛铠甲”（lorica plumata），顾名思义，甲片中央带有凸起使之形似羽毛。皮条所组成的上臂保护物和以及下身的“短裙”都带有底端的垂饰，这成为了1世纪和（可能在）2世纪时principales （相当于高级士官）以上军衔人员的身份象征。另外，额外的护肩甲则作为这些皮条在肩头位置的补充。

头盔和兽皮装饰都纯属推测性复原。在罗马雕塑中，鹰徽标杆手往往是不戴帽具的形象，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还没有已知的证明鹰徽标杆手戴头盔的实物证据。当然，即使出于一些宗教或其他方面的原因，鹰徽标杆手们通常会不戴任何式样的帽具，但仍然可以认为在作战行动中他们是会戴一顶头盔的，特别是对于一个会频繁暴露在极端危险的战斗岗位上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墓葬雕像上人物通过一条背带在身背后携带了一面盾，虽然盾牌的情况并不清晰，但它极有可能是一面parma式盾牌——一种相对较小的可以简单地不用手持携带的圆盾。

 

C1:罗马军团步兵，第8奥古斯都军团，公元1世纪中叶

以德国威斯巴登城市博物馆中所保存的Caius Valerius Crispus（人名）的墓碑雕像为依据描绘的这名人物。主要的护身甲具几乎和B2人物一样，只是加层肩带采用了“希腊式”的剪裁方式而非所谓的“斗篷式”。锁子甲被腰部的沉重的军用腰带紧紧束缚，腰带上还垂着一束长长的护裆带。

支撑短剑的背带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前半叶，之后它被两条设计精细的腰带中的其中一条所取代，但是佩戴佩剑腰带的做法并未完全终止。

盾牌内侧显示了奥古斯都时代晚期采用的支撑结构的情况。在许多早期的墓碑雕像上都可以看到盾牌表面边角都有L型的护片，历经几个世纪之后在最初的雕刻上很可能存在的这种设计的着色部分早已经消失不见了，但现实中它们很可能是金属制品。

头盔是帝国意大利C型的，年代属于公元1世纪的第2或第3个四分之一世纪。当时的盔冠在庆典仪式——比如军团诞生日庆典——上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挂有花环的鹰徽标杆。

C2:鹰徽标杆手，第14革米纳兵团，公元1世纪上半叶

以美因茨的中莱茵国立博物馆（Mittelrheinisches Landesmuseum）所藏Gnaius Musius（1世纪第14军团的一名标杆手，译者注）的墓碑雕像为依据描绘的此图中，这名标杆手穿的很可能是一套庆典服装，因为没有任何可见的铠甲的出现。他所穿的外套可以搭配被称作“pteruges”的皮条，身上绑缚的条带上固定着被称为donae的奖章，这些是他在服役期间所应得的，虽然罗马人将它们作为一种死后的奖励。

他身上的奖章包括了两只被称作“凯尔特人领子”的圈环和九枚金属圆章（phalerae）。作为进一步的奖励，右腕上佩戴了可能是赢得自一次与凯尔特人掠夺有关的战斗的被称为“armilla”的手镯。男性戴手镯的情况仅限于军用，市民生活中，罗马人认为它们纯粹是女性的装饰品。

士兵们也系带有最简单形式的胯部条带的军用腰带，四条条带的末端简单地打成小结，其中只有一条带子用以系紧腰带。

战斗中，Musius可能还会穿一身质量上好的锁子甲和一些头部护具，这些已经在图B3的说明中论述过了。

C3:百人队长，第11“忠于克劳狄亚”军团，公元1世纪上半叶

以同样保存在维罗纳博物馆的Lucius Sertorius Festus（可能与同时代的Lucius Sertorius Firmus有亲缘关系）的墓碑雕像为依据描绘了这名军官穿着庆典服装的形象。他的鳞片护身甲在下摆处带有两层扇面圆头的甲片，在上臂位置带有一层被称为“pteruges”的皮条。他在铠甲外面佩戴的装饰物包括了两枚“凯尔特人领子”圈环（torgues）和固定在附身的背带上的九枚巨大的带有精细浮雕图案的金属圆章（phalerae），而他的头上则是一圈金色橡叶花冠，暨civica冠（原始石雕表现这一情况的区域破坏严重，所以这一花冠的形制并不确定，他也有可能是“aurea式”冠）。

一对带有浮雕图案的护胫甲是这一时期百人队长阶层特殊拥有的物品。葡萄藤做的手杖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但它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出现方式，那就是作为百人队长们的负重背在身后。

在凯撒时代佩戴上述装饰物作战还是一种习俗，但是要让那些精美的金属圆章——比如在德国南部桑腾（Xanten）附近发现的那些精美的圆章和著名的Lauersfort圆章——遭此待遇则看来未必可信，除非他们认为这些熠熠生辉的显眼物品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是必须要戴出来的。

 

D1:标杆手，第5Asturum（西班牙西北部的西班牙-凯尔特古代居民，译者注）团，公元1世纪。

本图人物以伯恩的莱茵兰国立博物馆（Rheinisches Landesmuseum）中的Pintaius（人物名，译者注）墓碑雕像为依据描绘。短身锁子甲式样的护身甲的下缘围着一条皮带，皮带低端是一圈流苏，锁子甲的腰部被一对军用腰带系紧，固定点各在左右两侧。墓碑雕像显示腰带是水平排列的，这点有些不同寻常，也许只是个人雕刻家或匠人的一种雕刻习惯。

同D3人物一样，兽皮覆盖的头盔下显露出他去掉面具后的面目，这一做法可能的解释是这支部队是由非罗马公民身份的人员组成的或者士兵本人并非罗马公民。

腹部护裆下摆上的纽扣在原来的雕像上并不明显，它的出现有点假定的意味，也因此，其上图案的细节今天也已不可见。

D2:辅助步兵，公元1世纪中叶

这名人物的形象部分依据了在第4达尔马提亚步兵大队（Cohort）中服役的Annaius Daverzus的墓碑雕像来描绘。他穿的是最简单式样的罗马锁子甲，采用短袖设计并且领口可能是拉绳式松紧的，其重量大约为14磅。

腰带和制作精美的护裆皮带是按具有出奇精确的雕塑表现力的Daverzus的墓碑雕塑来复原的，并参考了其他的考古发现。Daverzus本人可能还是一位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平民，因为墓葬雕刻中他的上衣的腰带之上位置还别着一支青铜制的特权文书之类的东西。

头盔是便宜的铸造式样，在德国Fluren发现了这种头盔的盔壳部分，与之匹配的护腮甲则来自附近的梅尔布施（Buderich）。护腮甲的简单式样清楚地标识出这名士兵隶属于辅助部队，尽管盔顶并没有铭文证实这一点。

这名士兵携带的是一支矛和一只普通的辅助士兵用盾牌，也就是椭圆型的“clypeus”。来自美因茨的一件面目相当粗糙的Vespasianic Praetorium（人名，译者注）的浮雕显示同类士兵中的一员除了长矛之外还携带了两支轻标枪。

D3:帝像标杆手（Imagnifer），公元1世纪

以第7李希厄（Raetian，古代阿尔卑斯山地区一民族，译者注）步兵大队的一名帝像标杆手Genialis的墓葬雕刻的残块（今天保存在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为依据描绘了这名人物。作为护身甲的锁子甲采用了保护住肩部的护肩加层，并用普通的胸扣在胸前扣紧，而一对腰带则是用来固定兵器的。

原本的雕刻显示这名光着头的标杆手将兽皮和头盔背在左肩头。从兽皮下突出来的是已经去掉面具的“运动”头盔的尖头帽冠。

相比于图B2那名第14革米纳军团的标杆手，我们的主人公显现出一名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标杆手的形象，虽然出于特殊目的他戴了一顶“运动”头盔——当然可能由于他的非公民身份，面具被摘掉了；同样具有表示身份功能的兽皮也出现在了图D1人物的身上。帝像标杆上展示着皇帝或其家族的一名成员的头像。在作战中，假如帝像标杆手卷入战斗，他可以换上一顶更坚固的头盔。

 

E1:百人队长，第20“英勇”军团，公元1世纪中叶

根据英国科尔切斯特发现并保存在当地的埃塞克斯博物馆的Marcus Favonius Facilis（1世纪死于英国的一名罗马军团百人队长的名字，译者注）的墓碑雕像，我们描绘了此人物。雕像上护身甲延伸到三角肌区域帮助我们明确确定这身甲胄不是皮革的而是锁子甲，而在过去，它的形制有很多种假设。为了这一延伸设计的成功制作，它们需要新雇佣的锁子甲制作者，因为一开始罗马人并没有制作完成这项技术的能力；当然为什么罗马人对于锁子甲制作的一两项基础型工艺都无法掌握的让人难于理解，但无疑最终他们从凯尔特人那里学到的这些技术。墓碑雕刻显示胸甲的三面边缘都有镶边，并且固定披肩甲的皮带相比通常的款式更长。

本书作者（Michael Simkins，译者注）根据科尔切斯特博物馆所藏复制品的实验得出结论，证明那些护肩的皮条是固定在甲胄之下武装上衣上的而非直接固定在盔甲上。

墓碑上的雕像是不着色的，但部分雕刻露出石膏遗迹显示其是经过上色的，这些部分很可能装饰着浮雕图案。

虽然墓碑雕刻并没有表现头盔，但铁制头盔在Facilis死的时候（据认为在公元43到49年之间）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因此他也可能拥有一顶，不过他也会同样钟爱铜盔；这一时期，横向的盔冠也是存在的。至今这类头盔会配什么样的盔冠也是一个未知数，但它们很可能与那些普通的步兵头盔没什么不同，区别也仅限于位置的变化。

这一墓碑雕像上缺乏奖章（dona）的事实说明和一些现代军队不同，罗马人没有颁发嘉奖的定额，因而这名普通的百人队长没有任何嘉奖能来证明自己。也有可能他是作为一名下级军官被直接任命为百人队长的或者他死的时候相当年轻。

E2:罗马军团步兵，公元1世纪中叶

这名人物身上的装备综合依据了同时代不同地点的文物来源以便表现出大多数装备获得发展的提比略时代末期一名罗马军团士兵可能的形象。

胸甲是科布里奇（Corbridge）A型的，通过皮带将铠甲的肩部和腰部部分系紧连接，而腰身部位则是8对甲板组合而成的。头盔是帝国凯尔特E型，它是根据来自荷兰法尔肯堡（Valkenburg）的一件保存相当完好的头盔盔顶来复原的。相搭配的剑鞘的重建以英国多塞特郡的郎温莎（Long Windsor）发现的文物残片为依据描绘，这些残片可能最初来自该郡Waddon Hill的一处公元1世纪的堡垒遗址中，今天它们则被阿什莫尔（ashmolean）博物馆所收藏。标枪的式样原型发现于德国上阿登（Oberaden）的一座堡垒中，在那里，有1世纪时期的这类武器的三种款式被发现。裹覆和携带盾牌的方式在这里同样存在，而这种方式被认为造成了很多肩部背带的损害。

E3:罗马军团步兵，公元1世纪下半叶

又一次的，这名人物的装备综合了不同的资料依据，代表了这一世纪后半叶罗马军团士兵的风貌。

胸甲是科布里奇（Corbridge）B型，腰部甲片只有7对而不是8对，铠甲肩部和腰部两部分通过套环和挂扣扣紧。这种胸甲可能早在公元1世纪40年代就已经制造并装备了，因为位于奇切斯特（入侵不列颠最初5年中所占领）的第2奥古斯塔兵团入侵供应基地遗址上较为新近（本书出版于1985年，译者注）发掘出的一片铠甲肩部背带的残骸与B型胸甲所使用的非常相似。当然，这一文物是否真的适合一件胸甲的使用则还存在争论。

标枪是新式的，带有更大更重的枪头以增强这种武器的穿透能力，其式样一直沿用到罗马帝国末期，并最终随着重型标枪一起消失。帝国高卢F型头盔事实上完全依照今天保存在贝桑松博物馆中的在贝桑松阶梯剧院中发现的完整实物来复原。带剑鞘的短剑的参照物来自德国，但其式样与庞贝出土的三支短剑的残骸非常类似，这三支短剑也以庞贝这一遗址的名称作为它们的现代命名。

 

 

F1:罗马军团步兵，第2辅助军团，1世纪末

以布达佩斯阿昆库姆（aquincum）博物馆中所藏盖乌斯·卡斯特里希乌斯（Caius Castricius，人物名，译者注）的墓碑雕像为依据描绘的这名人物所穿的护身甲和公元1世纪初年的式样非常相像，因而也成为罗马人在装备政策方面注重耐用性而无视其年代的活生生的证据实例。当然，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在肩头配置双层锁子甲的习惯这时已经消失了，可能这一习惯被看成是增加了不必要的额外重量，而毋庸置疑，任何减少负重的措施都会受到步兵们的欢迎。

墓碑雕像显示士兵的头盔上展示着马毛制的刷字形盔冠和两侧的羽冠，但是头盔的前突出部向后缩暴露出整个面部和部分头发。这一头盔是根据位于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发掘出来的帝国凯尔特I型头盔重建的。最初这一头盔属于一名在第1辅助军团（与卡斯特里希乌斯同时期出现的一支军团）服役的士兵的。

墓碑雕像上展示的另一件不同寻常的装备是一面椭圆形的盾牌，盾牌中轴上做工清晰的显示着一张脸——有可能是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像。吸引人的是类似的盾轴还在荷兰发现并且现在保存在奈梅亨（Nijmegen）的G.M. Kam国立博物馆中，根据它我们复制出盾牌的颜色。

连接短剑的背带上钉满钉扣的方式也许并不存在，但无论是否有其实，卡斯特里希乌斯的墓碑雕像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而剑带上的扣件的在其他雕刻上通常会被省略掉。

F2:一支骑兵大队的辅助步兵，图拉真时期

几乎是罗马军队中最低军衔的这名士兵所穿的是简单的锁子甲，其底端是平直的或是如图中的“匕首尖”型的。为了御寒他穿了一条可能被称为“Bracae”的长裤，这在野蛮人所组成的罗马联军中非常普遍，也因此这些人因这种裤子得到一种具有贬低性的绰号“bracati”。这名士兵脚上还穿了一双“perones”——一种更适应寒冷天气的鞋子，也许可以认为，相比可见到的雕塑所表现出的概率，它们的实际使用要普遍的多。

辅助步兵的C型头盔样式简单但非常坚固，而且其颇具效能且外观冷酷的设计给使用者一种尚武善战的感官。它的重建依据的是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中所藏的一件头盔盔顶文物，而这种头盔的晚期版本护颈部分被裁掉了，盔顶底边一圈被冲出一系列小洞用以支撑内衬；显然后者并非罗马人的作品，因为他们往往是将内衬粘在头盔里侧。另外，在图拉真石柱上可以看到许多这类头盔。

显而易见，人物的短剑是多种同类武器中价值最低廉的，它的握把可能是全木制的并配以非常基础型的剑鞘和肩带扣，这类短剑在苏格兰的纽斯特德（Newstead）被发现。

F3:罗马兵团步兵，图拉真时代

这名人物身上装备的复原主要依据两点：来自苏格兰纽斯特德（Newstead）的胸甲板和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畔的Brigetio发现的头盔。胸甲的式样在这一时期有相当大的改变。过去的都是挂在肩头并用扣带系紧固定，而主护肩甲此时变成一片而非三片。领子一圈由总共6片板甲串成，开领设计也更大更舒适。每半圈领子用绳子和栓钉绑紧以防领子打开始时甲片的任何位移。这里展示的胸甲已经是第4种了，叠片式甲板设计已经全面延伸到颈部以下、前襟和后背，然而对此的证明只限于雕塑证据并有待结构法原理的证明。

护裆皮条的长度仅有当初的一半（依据图拉真石柱），而短剑还是陈旧的式样。

头盔原型来自匈牙利Brigetio堡，形制为帝国高卢J型，伦敦塔内保存着这种头盔的遗物，它拥有完好的厚护颈甲和完美性状的盔壳，盔檐的尖端则微微上翘。护腮甲的多角形状几乎可以使人确定这是只有在英格兰切斯特才有发现的一种款式。同样的，人物的装备也必然来自同一地点的同一工场。

 

G1:省的使节，早期帝国时代

这名人物的形象是根据这一时期与之相关的普通雕塑描绘的，其中最多依据的是那些在帝国全境通行的产量巨大的那些雕塑，还有就是由于特殊的个人失事而造成雕像被损毁所留下的残存。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现在肩头的双层pteruges（条带式服饰），而有时候下身的“苏格兰裙”也采用了三层这样的条带，只是其中一层比另外两层短许多。推测起来这些条带都是连接在紧身上衣上的。在上衣外面是一身短身的肌肉胸甲（如果人物是骑马的话）或是步兵式样的长度延伸到腹部的胸甲，并且胸甲下端的会装饰一排垂片。盔甲上的人物或图案有时候是从铠甲上直接凸起的浮雕，有些是用小铆钉将小片图案钉在铠甲上的。头盔是以来自法国欧坦（Autun）的实物为依据描绘的，确定无疑这是一种高级军官使用的阅兵头盔，但并不肯定它会用于作战。护颈甲是甲片覆盖内置三层皮铠的式样。

G2:下级指挥官，早期帝国时代

上衣上的窄条装饰决定了这名军官的军衔，而这种上衣也意味着他拥有罗马市民特权阶层的地位。每支军团中有五名这样的军官，还有一名高级指挥官。后者用服装上的宽条装饰来表明身份，这也意味着他具有将进入元老院的资格。

人物所穿的过膝马裤有可能被称为feminalia，这个词来源于femen——指大腿的少为人知的一个拉丁语词。人物的外衣对于司令官和高级军官而言，对于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的辅助部队而言都是相当普通的，这一点在图拉真石柱上得到显现。但军团的步兵们却不穿着它们，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这名军官穿的肌肉胸甲相比于使节们穿的，特别是阅兵时穿的胸甲少了许多装饰，虽然指挥官也在胸甲腰部围上打结的绳带来表示军衔。

头盔是假设性复原的，以一件凸浮雕上所表现的元素为依据。当然，护眉板是复制自荷兰莱顿国立博物馆中的一件实物的。这种古希腊式的头盔频繁出现在罗马人的雕塑上说明其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至今还未发现一件相对完整的实物证据。

G3:传令官，图拉真时期

根据图拉真石柱上所表现的司号手的形象描绘了这名人物。这名士兵身穿用质量相当好的甲片制成的鳞片铠甲，其底端为串起的垂片，边缘则用皮革包起。甲片可能是缝在一张粗糙的亚麻布底面上的，这与在苏格兰Carpow新发现的（本书出版于1984年，译者注）一件塞维鲁（Severan）时期的鳞片铠甲的片段类似，也就是背面为两层叠压一层斜纹亚麻布的设计。头盔为帝国意大利C型，其样本在以色列的希布伦（Hebron）的一处洞穴中被发现，这件头盔今天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中。环形角号（cornu）是一种非常老的乐器，起源可能追溯到伊特鲁利亚时期。罗马人版的这种角号可能能吹出高调音节，从而能够响彻喧闹的战场。这种角号也用于平民生活——德国萨尔堡地区嫩尼西（Nennig）保留的一件镶嵌画显示一件角号与一件管风琴相连以作为角斗士格斗时的伴奏乐器。

 

H1:骑兵，诺里库姆（Noricum，罗马一行省，在今奥地利，译者注）骑兵部队，公元1世纪中叶

本图人物的形象是根据在骑兵中队（turma）服役的克劳迪厄斯·加比图（Claudius Capito）的墓碑雕像来描绘的，这一雕像今天保存在德国美因茨的中莱茵国立博物馆。虽然雕像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护身甲是锁子甲还是鳞片式铠甲的信息，但当时骑兵使用鳞片铠甲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相较于锁子甲，在雕塑上雕刻鳞片式铠甲显然更容易些。

头盔的复原参考了大多是来自下莱茵地区的不同的文物残片资料。从这些文物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已经对骑兵的头部起到了相当大的保护作用的这一时期的头盔不再像在德国科布伦茨发现的版本（参见图H2）那样带有帽檐。大英博物馆所藏的Witcham Gravel头盔也是这类无帽檐头盔中保存相当完好的一个实例。虽然确切年代难以确定，但无帽檐头盔相比有帽檐的同类年代应该稍微早些。当然，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几乎所有1世纪以前保留下来的头盔都配有某种式样的帽檐——除了那些最低档次的厚重的青铜盔。

矮马马具的胸带和臀带上装饰着小的青铜铸件，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这类物品保存至今，并且曾经被错误地认为是装饰在步兵的护裆皮带——或者按考古学的说法既所谓的“末端围裙”（apron terminals）——的上面的。通过幸存数量极少的硬板铜马鞍头文物和保留下来的马鞍上的皮革判断重建了图中所示的罗马人的这种配有相当厚的坐垫和一对必须存在的腹带的马鞍。

H2:骑兵，诺里库姆（Noricum，罗马一行省，在今奥地利，译者注）骑兵部队，公元1世纪中叶

以弗拉维安（Flavian）时期在Fabius Puden的骑兵中队服役的Titus Flavius Bassus的墓碑雕像为依据描绘了这名人物。这座墓碑雕像在科隆被发现，今天保存在科隆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中。雕像显示骑兵身穿普通的不带袖子的锁子甲和额外的披肩甲。锁子甲的下缘两侧带有开口使得使用者在马鞍上时感觉更舒适。图中人物的头盔是根据在科布伦茨-布本海姆（Koblenz-Bubenheim）发现的头盔碎片样本来描绘的，这可能代表了罗马骑兵帽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大而平的具保护功能的帽檐设计是骑兵所特有的，而护腮甲片凸浮雕出耳朵的图案是为了在内侧为耳朵留出适当的空间。所有这一级别的头盔最初都是铁制的并装饰浮雕图案的铜制蒙皮；如图所示，也有部分蒙皮是银色的。这名士兵还穿了一条feminalia（一种贴身的过膝短裤），这是1世纪以后所有骑兵的通常装束。他还穿了一双与步兵相同版本的鞋子，只是加上简单的马刺。

骑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向前持握时可以作为刺枪来使用，也可以过肩挥舞作战或者是纯粹作为标枪投向敌人，然后骑手返回自己的阵列从他的助手手中拿到新的长矛，而这些助手经常在墓葬雕刻上被雕琢成处于骑兵后方携带两支或更多长矛的形象。这一时期的骑兵用剑还不是一种相对沉重的武器，它们只是作为长矛的备用品来使用。除了相对较长的剑刃之外，这种被称为spatha的剑实在与步兵用剑没什么本质区别。

骑兵所乘的小体型马的马具显而易见地装饰着相当沉重的装饰，在那些骑兵所出现过的地点曾经发现大量同类的装饰物。这可能是为了让罗马兵团的骑兵部队（alae）相较于骑马步兵部队（cohors equitata）更显潇洒的一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