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247号：罗马-拜占庭军队(4世纪-9世纪)-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原作者David Nicolle PhD，绘图Angus McBri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247号：罗马-拜占庭军队(4世纪-9世纪)-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原作者David Nicolle PhD，绘图Angus McBride。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君士坦丁的胜利，4世纪中叶

A1:金色战车上的君士坦丁大帝

文字和实物资料显示罗马帝国晚期庆典用盔甲和王权标志物的使用仍然延续了古代的模式，但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图中的君士坦丁以一顶金色皇冠来替代原来胜利者所戴的月桂树枝头冠，而他的斗篷通过一只日耳曼式搭扣固定。细小的铜片制成的胸甲下面是一件红色软皮制的“武装马甲”，在其肩部和腰部垂缀着带流苏装饰的皮条（pteruges）。装饰华丽的金色铁制头盔是罗马帝国晚期的式样，但他手持作为权力标志且具象征意义的带金色装饰的长矛则已经延续使用多年。图中主要资料来源：来自意大利巴列塔（Barletta）的4世纪中叶的一尊罗马皇帝的青铜雕像；罗马4世纪初的君士坦丁拱门上的浮雕；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中4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一名罗马帝国晚期皇帝的半身像。战车以及御手的绘制依据的是罗马的君士坦丁拱门上的雕刻。

A2:塞西亚团的装甲骑兵（Cataphract），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

这名罗马晚期的装甲骑兵其风貌与罗马早期的骑士相比已经鲜有相同。他的头盔为分段制造的质量上好的铁盔，组成胸甲的铜片直接彼此互相铆在一起，而他的武器则是一把长的骑兵用剑（spatha）和一把短匕首（gladius）。龙形军旗起源自中亚并有可能是由塞西亚人带入罗马的。新式的马鞍可能部分的采用了木框结构但仍然缺少马镫。专家的意见是相比早期带四个柱头的罗马式马鞍，这种马鞍事实上缺少对人体的支撑除非它是配套使用了马镫的，而也许是出于某些原因，晚期罗马时代的艺术家们并没有将它们展现出来。本图主要参考：荷兰莱顿国家博物馆的4世纪的头盔；牛津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所藏已经遗失的4世纪初的卢克索壁画的复制品；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艺术画廊所藏的来自叙利亚杜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os）的护身甲；罗马君士坦丁门上的4世纪初的浮雕雕刻；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来自罗马的4世纪的马颈轭。

A3:辅助步兵部队（Cornuti）的步兵卫兵，4世纪初-4世纪中叶

与骑兵完全相反，步行的士兵仅拥有一顶装饰华丽的头盔和一面巨大的盾牌来保护自己，因为相比早期罗马军队，他们与骑兵的角色已经掉换过来了。除了一支顶端带镀银色胜利女神像的标杆之外，士兵还携带了两只轻标枪（verutum），其中一只采用了加沉的短枪头。本图主要参考：罗马君士坦丁门上的4世纪初的浮雕雕刻；纽伦堡德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来自Augsburg-Pfersee的4到5世纪的头盔；以梅顿斯（Mertens）为命名的来自比利时奥斯坦德（Ostend）附近乌登堡（Oudenburg）的扣别、胸针和刀具。

 

B1:西罗马的瓦解，5世纪初

B1:某贵族家族的私人部队（Buccelarius），5世纪初

本图展现的是罗马帝国瓦解之后迅速出现的各种“私人军队”中一名武装侍从的形象，这些人根据他们主子财富和个人喜好的不同而呈现各种不同的风貌。这名戴4到5世纪时流行的平顶皮帽子的男子身穿带有刺绣条带和图案（claves）纹饰的上衣，这些纹饰根据使用者在拜占庭时代的军阶而定。除了坚固的狩猎长矛之外他还拥有一把小型的狩猎用十字弓。一些军事理论家声称它们是用于作战的，但罗马军队是否在最后的那些混乱年代使用了它们则不得而知。图中主要依据资料：西西里阿尔美里纳广场4世纪初的镶嵌画；法国勒皮（Le Puy）克罗扎捷（Crozatier）博物馆所藏2到3世纪的关于十字弓的浮雕雕刻；以马西（Massy）命名的亚眠4世纪雕刻上的矛头形象。

B2:边防军区（Limitani）的守边士兵，5世纪中叶

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时代“边防军区”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很难得知他们当时是否已经转型成了地方武装，可能只能从基本的装备上证明这点。图中这名士兵还能很幸运地拥有一件短身锁子甲，这种护身甲一直被使用到12世纪。他的软皮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帽具，而裤子则依据图画类历史资料而描绘成膝盖部位之下被扎起来的样式。他的剑采用了铸造铜工艺的“鸟头”剑把。这可能是一件传家宝，因为其构造和设计表明它至少已经有1个世纪的历史了。本图主要依据：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5世纪初的维吉尔梵蒂冈（Virgilius Vaticana）手稿和5世纪末的维吉尔罗马（Virgilius Romanus）手稿。图中的牛力车可能是根据车上的彩色色块来标明归属，它根据西西里阿尔美里纳广场的4世纪初的镶嵌画来描绘。

B3:东部弓骑兵部队的装甲骑兵（Cataphract），5世纪初

有关5世纪时的罗马骑兵外貌的信息相当少。可视资料一来奇缺，二来破旧而且程式化或者都是后人复制的。文字资料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对实际情况的歪曲夸大。因此，这名骑兵的装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测。举个例子，头盔的式样是比照不同的镶嵌画来描绘的，并且这种罗马头盔可能是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萨顿胡（Sutton Hoo）头盔的原型。虽然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发现了一些年代不明的面具类文物，但事实上面具形象仅出现在描绘已经消失不见的雕刻的后期绘画上，这点与带装饰的斧子的情况一样。作为常见的护身甲的衬衫式锁子甲与薄片护腕甲搭配，前者根据晚一个世纪的中亚的铠甲来描绘，后者依据的则是对雕刻作品的记录性描述。薄片式护腿甲同样依据的是对已经消失的雕刻的描绘，但描绘它们参照了可能是作为阅兵用铠甲的易碎的铜制护腿甲文物。甚至弓箭装备也依据的是模糊的手稿资料；但他的剑则是新的式样，这在日耳曼入侵者的墓葬雕刻上出现的非常普遍。无需惊讶的是马缰绳的式样明显反映出中亚的影响，而且其样式得到了雕刻文物的证实。图中主要参考资料：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所藏的4世纪的斧子；爱丁堡古代博物馆所藏的罗马人的铜制护腿甲；剑桥三一学院图书馆所藏的描绘已经消失的约公元400年时的阿卡狄奥斯（Arcadius，东罗马皇帝名，译者注）石柱的图画；慕尼黑州立图书馆所藏的5世纪初《罗马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的后世复制品；罗马圣玛利亚教堂镶嵌画上的“亚伯拉罕的传说”（公元432年-440年）；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5世纪初的维吉尔梵蒂冈（Virgilius Vaticana）手稿。

 

C:东罗马帝国的军队，6世纪

C1:“狮子”重装骑兵团的色雷斯人骑兵，6世纪末

很少有描绘东罗马时期整装士兵形象的图画保留下来并且与前一个世纪的艺术作品相比少了些程式化的表现。文字上的描述也更加接近真实。图中这名男子拥有一顶意大利-日耳曼式的分段拼接的头盔（spangenhelm）。他的薄片胸甲具有鲜明的突厥-中亚特征，这点与他的弓箭装备一样。腰间尺寸很长的长剑对于伊朗和大草原上的骑兵来说是非常普遍的，而罗马-拜占庭骑手可能也使用了它们。文字资料描述拜占庭人的马匹护甲的样式是源自土耳其人和伊朗人的，当然没有关于拜占庭人早期的马匹护甲的图画资料保存下来。本图主要参考了：萨格勒布考古博物馆所藏来自巴塔伊尼察（Batajnica）的5-6世纪的头盔；罗马中世纪博物馆（Museo dell'Alto Medioevo）所藏来自意大利诺切拉温布拉（Nocera Umbra）古代墓地的马具和武器文物；维罗纳Castelvecchio博物馆所藏的6-7世纪展示武装骑手形象的伊索拉里扎（Isola Rizza）圆盘。

C2:卫队步兵，6世纪中叶

维罗纳圣维塔勒（San Vitale）的关于东罗马帝国卫队士兵的镶嵌画所表达的细节说明他们是不穿铠甲并仅仅手持盾牌和长矛的。作战时他们的装备情况可以在其他地点看到，从而证明晚罗马时期的带盔缨的分段式构造的头盔的使用，与头盔搭配的还可能有一条布制的包头头巾以及一件锁子甲。作为一名卫队士兵，他保留使用了带有华丽装饰的盾牌（见于圣维塔勒的镶嵌画）。项圈也在使用，这一点在穆斯林占领之后几个世纪中埃及人的表现军事伟人的作品中得到展现。主要参考资料：二战中遗失的原藏于柏林柯尼格（Koenig）博物馆的科普特人（埃及基督徒，译者注）6世纪的木雕作品“Siege of the Citadel Faith”；开罗科普特人博物馆所藏的6世纪埃及石灰石浮雕雕刻；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兹（John Rylands）图书馆所藏6-8世纪的赞美诗书卷中的表现全副武装的“圣徒弭纳”（St Menas）形象的册页；来自阿尔巴尼亚布特林特（Butrint）以Anamali为命名的6-8世纪时的斧子；维罗纳圣维塔勒（San Vitale）教堂的6世纪中叶的镶嵌画“东罗马帝国的卫队”。

C3:狄奥多西时期地方部队的非正规军，6世纪

这名轻步兵代表了6世纪时大多数拜占庭军队的形象。这一时期清晰的镶嵌画图像稀缺。人物所穿的这款护身甲在6世纪以前的拜占庭艺术作品中频繁显现。它的具体构造不明但被认为是多层毡子制成的一种软铠甲。本图主要依据：伊斯坦布尔镶嵌画博物馆所藏的来自君士坦丁堡大皇宫的“狩猎场景”镶嵌画；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所藏君士坦丁堡制作的6世纪手稿《科顿图书馆版创世纪》（Cotton Genesis）；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来自塞浦路斯的拜占庭7世纪初的银制品“大卫银盘”（David Plates）上的“扫罗（Saul，以色列国王名，译者注）的卫队”。

 

D:叙利亚和加萨尼德（Ghassanids），5-6世纪

D1:加萨尼德贵族，6世纪

加萨尼德的军队从拜占庭人的军工厂中得到了大量的装备。这名阿拉伯贵族拥有一顶罗马晚期的头盔和一件带有罩头设计的锁子甲，这点依据罗马晚期的史料来描绘。他的剑也在早期拜占庭艺术中出现，虽然并没有真实文物保存下来。红白两色的旗帜根据之后一个世纪对加萨尼德部落旗帜的描绘来绘制。他身上特殊的阿拉伯人的风貌也仅限于长发了。本图依据的资料包括：叙利亚Suwaidah地方博物馆所藏的5-6世纪的表现早期加萨尼德武士形象的浮雕雕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来自塞浦路斯的7世纪初拜占庭银器“大卫银盘”（David Plates）；约旦奈巴山（Mount Nebo）Deacon Thomas教堂中的6世纪镶嵌画；约旦马代巴（Madaba）埃波利托（Ippolito）教堂中的6世纪镶嵌画。

D2:加萨尼德部落武士，6世纪

只有人物所戴的一顶早期拜占庭式样的头盔能证明他作为拜占庭帝国盟友的身份。此外他的装束包括了伊斯兰化以前时代阿拉伯部落民族典型的绕身包裹的白布服装——izar。他的巨大但构造简单的弓也是阿拉伯人的典型武器，同样典型的还有他的凉鞋和棕榈茎叶交织编成的盾牌。本图主要依据：约旦Kerak城堡博物馆所藏的6世纪-7世纪初的来自伊拉克哈迪赛地区（Hadithah）的头盔；约旦奈巴山Kayanos修道院中表现阿拉伯游牧武士形象的6世纪镶嵌画。

D3:来自安提阿（Antioch，叙利亚的古首都，今土耳其境内，译者注）的叙利亚贵族，5-6世纪

作为安提阿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的他也有可能是“蓝色”锡鲁斯（Cirus）派系的成员。按照“匈奴人风俗”将头发前脸和两侧剃掉的做法至少能判别出他是名叙利亚的牧师。中等长度的裤子按照风俗卷短。他的强力复合弓是用于狩猎的，由于相比长弓更有效所以备受加萨尼德的阿拉伯部落男子的青睐。马鞍拥有凸起的前鞍而没有后鞍设计，这一点显然是受了伊朗人的影响。本图主要依据：马塞诸塞州伍斯特（Worcester）艺术博物馆所藏来自Harbiye（土耳其地名，译者注）和安提阿的6世纪-7世纪初的镶嵌画；约旦马代巴的殉教士西奥多（Martyr Theodore）小礼拜堂中的6世纪末的镶嵌画；约旦奈巴山Deacon Thomas教堂中的6世纪中叶的镶嵌画；约旦马代巴的“殉教士罗特和普罗科匹厄斯”教堂中的6世纪镶嵌画。

 

E1:7世纪的拜占庭军队

E1:装甲步兵，7世纪

7世纪是又一个缺少幸存的图像资料的时代。装备最好的步兵穿着短袖的锁子甲和引人注目的巨大盾牌，此外还要加上长矛和剑。图中这名士兵的头盔根据在中欧发现的一顶可能是拜占庭式样的头盔文物来描绘。增加的套头锁子甲是假设性描绘的，这反映出突厥，特别是阿瓦尔人（Avar，高加索一民族，译者注）很高程度上的影响。他的剑根据与众不同的看来受到来自拜占庭的影响的一把斯堪的纳维亚式样的古剑来描绘。本图主要依据：布拉格国家博物馆所藏来自捷克Prag-Stromovska的7-8世纪的头盔；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兹（John Rylands）图书馆所藏6-8世纪埃及科普特人赞美诗中的绘有全副武装的“圣徒弭纳”（St Menas）形象的册页；埃及Bawit的第三礼拜堂中7-8世纪科普特人的“亨利二世讲道坛”上展现军事圣人形象的象牙雕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来自塞浦路斯的7世纪初拜占庭银器“大卫银盘”（David Plates）；罗马圣玛利亚古教堂（Santa Maria antiqua）中7世纪的殉道场景壁画中的士兵形象；丹麦Kragehul沼泽地发现的6世纪以奥克肖特（Oakeshott）的名字命名的剑。

E2:装甲骑兵，7世纪初

这名骑手在他的头盔外面戴了一顶和伊朗-高加索武士使用的类似的戴羽冠的帽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7到9世纪的拜占庭艺术中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特殊外形的头盔的原因。围在他脖子上的巨大加衬护领是根据文字描绘假设性重建的。突厥人和阿瓦尔人（Avar，高加索一民族，译者注）的影响可以通过他的腰带、剑和弓袋反映出来，这些都在幸存下来的文物和图画资料中得到体现。本图主要依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来自塞浦路斯的7世纪初拜占庭银器“大卫银盘”（David Plates）；罗马中世纪博物馆（Museo dell'Alto Medioevo）所藏来自意大利诺切拉温布拉（Nocera Umbra）的表现装甲骑兵形象的7世纪象牙版雕和同样来自该博物馆的在意大利Castel Trosino发现的剑鞘、盾牌残迹和马刺文物。

E3:贵族指挥官，7世纪末

新近发现的（本书出版于1992年，译者注）一件不同寻常壁画遗迹为研究7世纪时拜占庭精锐部队的着装习惯提供了线索，当然，不那么幸运的是他们的军用装备的情况还不得而知。采用被称为“claves”的富丽刺绣装饰的七分袖长袍穿在长袖衬衫外面，并与软皮马术靴或图中这种显示人物身份地位的装饰华丽的鞋子相搭配。刺穿被击败的反叛者的头颅或手掌的做法估计是为了以儆效尤，这一习惯在当时的拜占庭非常普遍。本图主要依据了：希腊萨罗尼加（Thessaloniki）圣迪米特里教堂（Hagio Demetrios）中的7至8世纪的壁画《凯旋皇帝队列图》；开罗科普特人博物馆所藏6到7世纪的埃及腊彩木版画《全身甲胄的大天使加百利》；罗马中世纪博物馆（Museo dell'Alto Medioevo）所藏来自意大利诺切拉温布拉（Nocera Umbra）的带装饰的7世纪意大利-拜占庭盾牌轴。

 

F:拜占庭“黑暗时代”，7-8世纪

F1:东安纳托利亚的农民，7世纪

随着帝国东部边防的崩溃和穆斯林占据了亚美尼亚的大片土地，拜占庭人的反抗演变成为了一场埋伏战和奇袭战。东安纳托利亚的山地民族、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为交战双方同时出任向导和扮演非正规军的角色。他们巨大的熊皮或羊皮斗篷保护他们抵御恶劣的天气并可能同时被作为一种护身甲来使用。有时这一地区的农民被描绘为使用一种长刃长握把武器的形象，这有可能是对匕首或早期的马刀的错误性描绘，也有可能是从一些晚些时期的中世纪棍棒类武器发展出来的一种真实存在的武器。强健耐劳的驴子成为险峻的东安纳托利亚山区主要的负重畜力资源。骡子负重的鞍韂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就在使用直至整个中世纪。本图主要依据：亚美尼亚Mren 大教堂的约公元640年的亚美尼亚人的浮雕雕刻；伊斯坦布尔狄奥多西（theodosius）石柱基座上的描绘贡品呈献者的浮雕雕刻，约公元390年；巴黎卢浮宫所藏描绘狄奥多西（theodosius）石柱失落部分的16世纪绘画；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所藏叙利亚的6世纪《维也纳创世纪》（Vienna Genesis）手卷。

F2:东方正统教派（jacobite）修士，7-8世纪

这个动荡的年代东安纳托利亚的僧侣们都躲避于偏僻的避难所中，但他们之中也有些被卷入战争，在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带有防御工事的基地中服务。东正教派自然地成为帝国的支持者；亚美尼亚的僧侣们则给予本民族以照顾；聂斯脱利派则倾向于支持穆斯林；如此一来，东方正统教派就身处于众多的冲突的风口浪尖之上。虽然几乎每个教派的僧侣或修士都身着一席黑衣，但他们之间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其中一些今天仍然反映在中东地区教堂中牧师们的身上。图中这名东方正统教派修士头戴装饰着花纹的套帽，反之聂斯脱利派可能已经开始使用黑色头巾了。本图主要参考资料：今天下落不明的来自伊拉克萨迈拉（samarra）的绘有一名僧侣形象的陶制“酒罐”；华盛顿弗瑞尔艺术美术馆所藏10世纪的伊拉克光面彩绘罐；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12世纪初的埃及光面彩绘碗；开罗国家图书馆所藏埃及13世纪初《歌之书》（Kitab al Aghani）的卷首插画；伊拉克摩苏尔附近的Mar Behnam修道院中的13世纪的浮雕雕刻。

F3:亚美尼亚贵族，7-8世纪

除了华丽的服装，他的装备都属于亚美尼亚轻骑兵普遍使用的款式。源自伊朗风俗的巨大的帽子从7世纪开始被许多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所采用。事实上他的装束和武器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伊朗和早期突厥人的影子，而这些在整个地区将开始变得日益普遍。举例来说，腰带的式样源自中亚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军事贵族的标志性装备。马鞍开始出现，但现在也只是确定它们有马前鞍而没有翘起的鞍尾设计。马镫这时也开始采用了。本图主要参考资料：格鲁吉亚Mtzkheta圣十字教堂中的约600-650年的格鲁吉亚浮雕雕刻；亚美尼亚Mren 大教堂的约公元640年的亚美尼亚人的浮雕雕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来自塞浦路斯的7世纪初拜占庭银器“大卫银盘”（David Plates）。

 

G:一位皇帝的宣讲仪式，9世纪

G1:拜占庭皇帝，9世纪

这位拜占庭皇帝的庆典服装已经与他的罗马前辈们所穿的大相径庭了。扮演着基督教领袖角色的他在宣讲仪式中所身着的过分华丽的装束是以牧师的服装式样为基础的。早年间的冠冕已经被新的王冠所取代。七分袖的丝绸庆典长袍（dalmatic）外面披了一条刺绣繁复花纹的被称作“pallium”的长披肩。在这些之外他还会穿一件被称为Maniakion的斗篷，它可能起源自伊朗，因而并非一件宗教性质的服装。小号的长矛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缀满珍珠的靴子则是仅有的非宗教性装束。描绘本图主要依据了：里昂纺织品博物馆所藏8-9世纪的带有骑马皇帝形象的丝织品；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所藏约公元860年的《克鲁多诗集》（Chludov Psalter）中的图画“一位皇帝的崛起”；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约公元945年的象牙雕版“君士坦丁七世皇帝”。

G2:Excubitores（拜占庭皇帝的禁卫军，字面意思是“床边警卫”，译者注）卫队军旗手，8-9世纪

来自中亚和伊朗-伊斯兰的影响现在已经主宰了拜占庭人的军事装备。拜占庭艺术品仍然描绘武士们使用着老旧的伪罗马式的装备，但其他一些可见的图画证据则更接近真实。极少量的拜占庭自己的护臂甲和护身甲的碎片保存下来，但在黑海东北部海岸的库班地区（距离拜占庭统治的克里米亚和深受拜占庭影响的格鲁吉亚很近）发现的同类文物残迹也有可能是来自拜占庭帝国的。直接用铆钉拼接的分段式头盔与锁子甲头套相连，这是常见的突厥-伊斯兰式头盔的一个拜占庭变种。薄片铠甲被拜占庭精锐部队所采用，有时可以看到它被一种所谓的“衬衫”部分罩住，这可能是作为一种军团的制服来穿着的。手套则被骑手和水兵们保留使用。保护腿部的护胫甲有被提及但没有当时的艺术品记录下来；图中所展示的这种则是基于库班地区发现的年代估计为8世纪以后的文物残迹来描绘。本图主要依据：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所藏约公元860年的《克鲁多诗集》（Chludov Psalter）；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所藏库班地区图阿普谢（Tuapse）附近发现的8世纪头盔和护胫甲残片；俄罗斯新罗西斯克（Novorosijsk）当地博物馆所藏的新罗西斯克附近发现的9世纪库班地区的头盔。

G3和G4:步兵，8-9世纪

拜占庭步兵的装备和装束可谓五花八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穿铠甲，不过头盔的使用相当普遍，同样普遍的还有双面直刃的剑。月牙形刃的斧子可能是从伊斯兰人的najikh式斧子发展过来的。长矛很久以来就是最普通的武器，而盾牌在尺寸、装饰和构造上则种类各异。史料提及的盾牌材质包括了木头、皮革甚至铁，后者可能只是指盾牌拥有巨大的铁制中心轴而非整面盾牌都是金属构造的。本图主要依据资料：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所藏约公元860年的《克鲁多诗集》（Chludov Psalter）；希腊圣山（Mount Athos）Pantocrator修道院中的9世纪的拜占庭圣诗集。

 

H:拜占庭人的反攻，9世纪

H1:皇家近卫团（Tagmata）的骑兵，9世纪

本图可以清楚的区分开君士坦丁堡周围的皇家精锐部队和地方军队在装备质量甚至可能在装备式样上面的区别。再一次的，这名装备华丽的骑兵的形象综合参考了不同的程式化的图画资料和更详细的文字描述证据。事实上，除了个别的衬衫式锁子甲和盾牌轴、少量腰带扣别和一些可能起源自拜占庭的巴尔干人的武器文物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幸存下来的这一时代拜占庭的军事装备。马的面部护甲（chamfrom）依据新近（本书出版于1992年，译者注）在苏丹发现的独一无二的实物来描绘，并且几乎可以确认它的穆斯林-埃及起源。文字资料明确表示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与拜占庭军队非常相似。这名人物服装上的装饰和色彩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叙事史诗《Digenes Akritas》对10世纪叙利亚边境情况的描写。不过，人物的盾牌上描绘着圣徒的形象是在一份描述一场穆斯林与拜占庭战士之间的战斗的阿拉伯文报告中提及的。这名皇家骑兵拥有一顶装饰着仿阿拉伯文文字装饰并配备护面锁子甲的分段拼接成的头盔。小型薄片铠甲里面是一件絮有棉花的袖子用绳带固定的套衫（epilorikon），套衫同时部分暴露出里面穿的锁子甲。除了铜制护面甲，马匹还受到一件用多层毡布粘接缝合而成护身甲（bard）的保护。本图主要依据：喀土穆国家博物馆所藏苏丹Soba附近发现的8-14世纪的马匹护面甲；阿勒颇考古博物馆所藏镀金色青铜盾轴；索菲亚考古博物馆所藏10世纪的锁子甲罩衫；希腊荷休斯卢卡斯（Hosios Loukas）修道院10世纪壁画上的约书亚形象；土耳其格莱美（Goreme）带扣教堂（Tokali Kilise）中的壁画；土耳其Cavusin的鸽舍教堂中公元963-969年的壁画上的“四十殉教烈士像”；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所藏来自埃斯基谢希尔（Eskisehir）的9-10世纪的浮雕雕刻；巴黎国立图书馆藏约公元880年的《纳齐安（Nazianzus）的圣格雷高利纪事》；希腊圣山（Mount Athos）Pantocrator修道院中的9世纪的圣诗集。

H2:安纳托利亚一行省的东部边防部队（Akritoi）骑兵，9世纪

与君士坦丁堡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东方省份的骑兵采用的是轻便的毡子或硬皮革制成的铠甲，并依轻骑兵的角色参与作战。图中人物头戴三层毡子制成的被称作kamelaukion的护帽。他仅有的护身装备是布面薄加衬的铠甲（kabadion），铠甲腹部带有横穿的裂口以便在骑马时方便弯腰。裤子外同样绑着多层毡子制成的护胫甲。巨大的斗篷（epanoklibanion）是暗灰色的，在所谓的“阴影作战”中，这一具有伪装功能的色彩很受欢迎。除了带有仿阿拉伯文字的小硬皮盾之外，他还携带了一只原始式样的单刃马刀，一支钉头锤则掖在他的马匹的腹带上；另外边防军们还会携带套索。马匹的鬃毛、尾巴和蹄子等部位被涂上了颜色，这种做法被不同的诗歌史料所提及并在之后传播到了东欧和中欧地区。本图主要参考：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所藏约公元860年的《克鲁多诗集》（Chludov Psalter）；巴黎国立图书馆藏9世纪末的拜占庭诗歌集；埃及西奈圣凯瑟琳修道院所藏的9-10世纪的拜占庭肖像画；出自尼德勒（Niederle，人名）收藏的俄罗斯或拜占庭的镀银钉头锤，9-10世纪，发现于俄罗斯Tagance；土耳其卡帕多奇亚Cavusin的鸽舍教堂中的公元963-969年的壁画上的“四十殉教烈士像”；希腊荷休斯卢卡斯（Hosios Loukas）修道院的10世纪末的镶嵌画“圣普洛科彼斯”（St. Prokopis）。

H3:轻步弓手，9世纪

在拜占庭帝国处于守势的几个世纪里步弓手成为了主角，但随着帝国的再次扩张，他们的重要性下降了。他们一直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并被描绘成使用巨大的复合弓但通常缺少其他武器和护甲的形象。文字资料还提到了所谓“片箭”（solenarion，一种情况不明的拜占庭弓或弩，译者注）的使用，而图中额外推测性地描绘了用来装短镖——也就是拜占庭人称之为“老鼠”（muiais）的武器——的箭袋。他的粗劣的盾牌（mantlet）是小树枝、荆棘或其他在拜占庭军事文集中提及的可利用的材料制成的。本图主要依据：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所藏约公元860年的《克鲁多诗集》（Chludov Psalter）；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厄赫拉热（Peristrema）河谷Bahattin教堂中的10-11世纪的壁画；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所藏的10-11世纪拜占庭牙雕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