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塞拉利昂，一队英国驻塞拉利昂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因为车辆拐错了一个弯，被当地 “西部男孩”(West Side Boys)的叛军民兵俘虏。这场大规模的人质危机一下子成为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面对的首要难题。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出动SAS。

作者：Phil Campion

译者：Covert Operator

来源：SOFREP

2000年9月，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塞拉利昂，一队英国驻塞拉利昂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因为车辆拐错了一个弯，被当地 “西部男孩”(West Side Boys)的叛军民兵俘虏。这场大规模的人质危机一下子成为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面对的首要难题。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出动SAS。

SAS，也被称为“那个团”，由四个独立中队组成，分别是A、B、D和G中队。我所在的是D中队。正是我们中队从位于赫里福德的总部得到了部署到西非的命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才刚从非洲回来，D中队之前正在非洲东海岸进行山地和丛林作战训练。

90年代末在塞拉利昂活动的SAS

几天前，我还放松的呆在一处狩猎保护区内美丽的旅游驿站中，为即将在肯尼亚山上开展的一场突击演习进行准备。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自己能否带着超过100磅的装备，顶着高温登上山顶。我的卑尔根背包(Bergen)中的重量大部分来自于攀登绳索。尽管我处在我体能状态的顶峰,但仍然....

随后，我们接到命令，紧急赶赴英国在纳纽基（Nanyuki，肯尼亚境内）的军事基地，并等待进一步指示。

当我们在纳纽基空等着下一步的指示无所事事时，突然有悲剧消息传来。我们的两个小伙子马蒂（Marty）和艾迪（Adey）刚结束在蒙巴萨的丛林训练，正赶来与我们会合，他们一路飙车以便赶上回英国的飞机，但是却在事故多发、臭名昭著的肯尼亚公路上，死于一场连环追尾车祸。

因为这起悲剧，我也受伤了——手部骨折，源于交通事故当晚在酒吧的一场争执，我无意中听到一群当地人把事故归咎于SAS士兵的危险驾驶行为，便准备使用暴力让他们闭嘴，幸运的是，我的同伴汤米及时把我的出拳挡向了最近的墙壁。

汤米的这个本能反应是正确的。如果我在酒吧斗殴的话，可能会被猴子(宪兵)关起来，这样便没有机会再去执行任务。坏消息是，对着墙壁挥出去的右勾拳打坏了我自己的手!如果我去看医生的话，肯定会被确诊不适合出任务，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对自己受伤的事保持沉默，只能不停默默地吞下阿司匹林。

我们乘坐最早的包机返回英国。虽然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应该保密，但空姐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身份，并在整个飞行中持续提供酒水。我们对失去战友都感到非常伤心，但在飞行过程中我们强行把这段记忆抛在脑后。但是对刚刚发生的悲剧的回忆，使得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复仇气氛。回到基地，马蒂和艾迪被以军人标准安葬在赫里福德的圣马丁教堂。然后我们对他们的离去进行了哀悼。紧接着，22团军士长宣布他需要一些志愿者来进行先遣部署。当时我们只知道这次任务涉及到人质危机。

SAS圣马丁教堂玻璃

作为先遣队员，我们在总部整理完装备，随后就登上了等候在那里的大力神运输机。飞机把我们带到了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我们在机场外的一个大型机库安顿下来，在那里建立了先遣基地，等待D中队的其他成员到来。就是在达喀尔的先遣基地，我们开始收到报告和情报，都是关于数百英里之外的塞拉利昂海岸发生的那些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概情况。被抓的英国士兵属于在塞拉利昂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来自爱尔兰皇家兵团。他们原本是一个特遣队的一部分，该特遣队负责帮助外国公民从非洲这场最恶毒和血腥的内战中撤离。

渐渐地，我们也了解了更多关于看押者的信息。他们是自封的西部男孩——一群拿着ak -47的疯子，多年来一直在恐吓人们。他们的最臭名昭著的一点是，只要有人挡了他们的路，就会被他们用着锋利的弯刀(他们称之为“短袖或长袖”)截肢。整个塞拉利昂的乡村到处都是被暴徒砍下的肢体，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我们都知道IS有多糟糕，这批人和IS在同一水平上。

西部男孩

西部男孩队的领导是“准将”福迪卡利(Foday Khalley)，一个特别残暴、情绪不稳定的人。像所有这些噩梦般的“士兵”一样，卡利大规模的滥用毒品。毒品包括大麻、可卡因和安非他明。毒品帮助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实施令人作呕的暴行。这也意味着几乎不可能与他们谈判。卡利吸食的可卡因让他变得偏执。同时大麻使他健忘。他几乎不记得他五分钟前做出的决定。这就是一个噩梦。卡利的二号人物和主要发言人是另一个自称为柬埔寨上校的白痴(西部男孩是红色高棉的狂热粉丝)。柬埔寨上校习惯于给位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打电话(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并列出他的要求。这使得我们的信号专家能够精确地确定他的信号源，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时清楚的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一点一点地，我们开始把从多个来源得到的信息拼凑起来。我们知道人质被关押在一个叫格布里巴纳（Gberi Bana）的村庄里，这个村庄位于该国最长河流的支流，罗克尔溪（Rokel Creek）的岸边。在河的另一侧，在废弃的马克贝尼（Makbeni）村，也有一群全副武装的西部男孩。很显然，任何攻击都需要同时打击这两个村庄。

我们的主要情报来自于实地侦察。第一次部署的是一支SAS的先遣分队，他们从伪装良好的近距离观察哨中，将两个村庄的所有动态都传回了基地。由于罗克尔多变的暗流，先遣小组的水路渗透非常棘手，好在我们得到了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致命的特别舟艇中队（SBS）的帮助，他们把我们的先遣分队送上了岸。

论操舟，还是SBS专业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情况每小时都在变化。与以往一样不可预知的是，卡利居然冷静的坐下来接受了人质谈判小组。谈判小组(其中包括两个乔装成皇家爱尔兰团士兵的SAS)奇迹般的以食物和药品为筹码，成功交换了11名士兵中的5人。

这些被释放的爱尔兰皇家团士兵对格布里巴纳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报。他们描绘了我们目前正在面对的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在看押者长时间的酗酒和吸毒后，人质多次遭到了模拟的枪决。这支巡逻队的塞拉利昂军队联络官穆萨·班古拉(Musa Bangura)中尉经常遭到虐待和折磨。他被拴在一个坑里，西城男孩把这个坑当作公共厕所。

显而易见，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救援行动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整个中队都集结在一起后，我们飞向南方，来到位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西南30英里的黑斯廷斯（Hastings）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营地。

在这里，另一支特遣部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来自伞兵团A连的一个分遣队。这些伞兵在牙买加的一次联合演习后加入了我们。SAS和伞兵团这两个部队在传统上有密切的联系:SAS从伞兵团招募的新兵比其他任何团都多。他们在离我们的地方几百码远的地方扎营，但没过多久，两边就都有一些呼喊，因为双方都有成员认出了对方开始打招呼。

伞兵与他们的路虎突击车

我记得我看着他们的一些小伙子，觉得他们太年轻了，不适合在那里(当时我27岁)。后来我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几周前才完成基本训练!当时的决定(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应该是让他们立即离开，尽管伞兵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从其他连队借调了一些更有经验的战士:专业狙击手、机枪手和迫击炮支援单位。

接下来的几天都在计划和训练。情报仍以小时为单位进行更新。除了SAS派出的侦察小组，我们现在还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帮助。一天早上，一个三十多岁穿着时尚便服的高个子男人突然来到黑斯廷斯。他随身带着一个大公文包，从来没有做过自我介绍(当然，我们也没问过)，但他说话带着美国口音。

我们的新朋友在作战室打开了他的特殊公文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3D化的格布里巴纳村地图，每一个微小细节都在图上展示了出来。似乎身居华盛顿高位的某个资深人士已经好心地替我们调动了一些侦察卫星资源。上帝保佑美国!

卫星图像(如汤米所说“清楚的能够数出蚊子屁股上的毛发”)被证明是无价的。我们已经在营地里按照目标村落的样子建立了一个缩比模型，但是卫星技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得以借此熟悉这个区域内的每一间房屋和每一片树叶。

该是最后敲定计划的时候了。很多方案被提出来又被逐一否决。从到了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清楚的知道，陆路进攻是不可能的，西区的男孩们有相当多的战斗经验，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通道，而且还安排了定期的徒步巡逻队。从河道发起攻击的方案也曾考虑过，但最后还是排除了这个选项。SBS的小队报告，河道满是危险而强力的暗流，水路进攻几乎就是自杀行为。

所以，最后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直升机突击。最后的分工很简单。D中队将从格布里巴纳解救人质，而伞兵们则将在河的另一边对付马克贝尼村的民兵。

行动总体示意图

行动箭在弦上，虽然你永远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如此。自从我完成了“那个团”的选拔后，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完成了任务的各项准备后，行动却在最后一刻取消。现在，在西非的丛林深处，当我们最后一次校准武器时，我不禁想知道，这是否只是又一个假警报。

我记得我的寻呼机第一次响起时，自己正在超市购物，我赶紧把手推车扔在过道里，用比尤塞恩·博尔特跑得还快的速度赶回了基地。等我回到营房，却发现我们的“紧急任务”是为当地的乡村节日搭建帐篷!

在袭击的前一晚，团指挥官来到我们中队，他向我们确认行动将会按计划开始。随后他非正式地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来到我面前停下来，和我谈起整个行动中最糟糕的秘密:我的伤势。我正在摆弄我的比利时产米尼米轻机枪，试图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手没有任何问题，我百分之百的强壮，也同样百分百的渴望执行任务。

“你确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吗”团指挥官问。我之前很少有和军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一般发生在我的军旅生涯中，遇到相当大麻烦的时候。但是我一直相信坦诚相告是最好的应对策略，所以我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回答。

 “长官，如果你能把这个机枪我这儿夺走，那么欢迎你来取代我的位置。”

老男孩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去。

由于兴奋，那天晚上没人睡觉。那时候我是个烟鬼，当天晚上一定吸了有一包半的烟。不抽烟的时候，我就在吃东西。除了“种植者”(growlers)——一种军需部发放的标准香肠之外，我似乎没别的可吃，再也没有其他人能吃得下这些香肠。

黎明时，我们全体集合，作最后一次的任务简报。简报结束前，中队指挥官放下笔，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去给那些该死的家伙们一个来自英国的猛击!”这一命令之后，团军士长开展了战前动员——这可以说是我听过的最鼓舞人心的一次演说。虽然我现在连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但我敢肯定其中95%不是翻来覆去常用的那些陈词滥调的，这确实起了作用。当我们登上支奴干直升机的时候，我的体内里充满了肾上腺素。这次我们绝对是要来真的。

然而起飞后不久，就有一种扫兴的感觉袭来。这支由三架支奴干直升机和两架山猫直升机组成的空中突击集群并没有向南推进，而是进入了悬停状态，简直让人不敢相信。难道英国政府打算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人质危机?我们会不会再一次被迫取消行动?

但随后，随着波音公司产发动机的强大推力，这个双旋翼的怪物动了起来。我们飞得又快又低。我简直不敢相信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技术：他们让飞机离罗克尔河那肮脏的棕褐色水面如此之近，我甚至觉得伸出手就可以用手指触碰到水面。我是如此兴奋，以至于站在机舱内敲着我的队友丹的头盔，用我这辈子最大的声音喊着:“上！上！上！”。

行动中的营救部队

我们绕过河湾，突然，地狱之门一下子打开了。从看到直升机的那一瞬间开始，西部男孩就拿着他们手头所有的武器朝我们开火。我们则用支奴干机上的高射速链炮予以回击。看着这些四面八方射来的子弹和我们还击的火力，我只能想到一个场景与之类似，那就是那些在迪斯科舞厅里向各个方向反射光线的闪光球。

我们指定的着陆地点是村里的足球场。虽然这让飞行员的工作变得轻松愉快，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个大问题。我们将被扔在一场没有掩护、完全开放的交火中心。与大多数新闻媒体报道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小队都是用绳索垂降着陆的。英国皇家空军(RAF)的飞行员把我们带到足球场上，飞机后轮触地实施机降突击。我们的计划是跑下飞机，右转，然后在直升机重新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利用直升机做掩体进行移动。

和大多数情况一样，任务开始几秒钟内就偏离了原本计划的轨道。当我们踏上地面的那一刻，就开始遭到林线附近多个方向的火力打击，我们在空旷的地方被压住了。尽管我的手受伤了，我还是设法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架好了米尼米机枪，对着树林深处的枪口焰位置进行还击。我不断地对他们打出短点射，直到那个地方再也没有枪口焰——然后继续攻击下一个目标。

随后，村落方向也有人开始朝我们射击。我们突然意识到:在我们对林线附近的火力点进行还击时，我们面对的是与目标相反的方向。当小队长丹喊道:“伙计们!方向错了!”我们都回过头来，开始对付我们背后的敌人。这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该死的演习。

我们开始按计划扫荡整个区域。到处都是零星的交火。突然我们遭到了来自一个房间内的大量自动武器的射击。在有人用LAW火箭筒反击之前，我已经用米尼米给那个房间送上了完整的“客房服务”。目标西面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SAS开始逐屋清扫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战斗逐渐平静下来了，然后再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又有突发情况出现。我从对讲机里听到丹被击中了。我不知道那有多严重。也没有时间考虑它，身边又一场交火爆发了。我在最近的坑里寻求掩护。没问题，对方既看不到这里也射不到这里，这位置非常“舒适”。除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还有比受伤的手更疼的地方。我的整个腹股沟和腿的顶部都受到了比西部男孩更致命的攻击——火蚁!数以百万计的火蚁!我面临着一个并不十分困难的决定:我可以留下来忍受无休止地注射甲酸的痛苦，或者杀出一条血路，奔向20码外的草地。我若是想冲到草地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将带着半个蚁穴的火蚁在身上，剩下的时间我将不得不一边寻找敌人，一边四处乱跳一边痛苦地嚎叫。

被俘的西部男孩

没人知道那天西区有多少男孩死了。但不管死了多少，在我看来，都还不够多。当那些手臂在手腕或手肘处被截肢的年轻女孩伸出她们唯一的四肢在路边乞讨食物时，你就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正义只有一种形式，也就是我们2000年9月的早晨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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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Phil Camp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