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283号：早期罗马军队-Early Roman Armies。原作者N Sekunda和S Northwood，绘图Richard Hook。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早期罗马武士，约公元前700年

如果罗穆卢斯和瑞摩斯（罗马神话中的两名战神之子，受狼哺育的罗马保护神，译者注）存在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是图中两名人物的形象。

A1人物使用的头盔和盾牌是基于那些在埃斯奎力诺（Esquiline）94号墓发现的文物所描绘的。94号墓中还发现了包括作为车轮轮胎的加上铆钉的铁皮在内的一部战车的碎片，不过这些残骸还不足以复原整部战车。木制长矛和铁制矛头也在94号墓中发现，但由于腐烂程度过高而难于修复。因此，本图中所示的长矛是以39号墓中的一件文物、胸甲则以86号墓中的一件文物为依据描绘的。这名武士还携带一把“Cuma”（古希腊的一座城市，译者注）式短剑，其实物在罗马地区被发现。我们不认为这一时期的个人服装看起来与伊特鲁利亚（意大利中部的古国，译者注）人或拉丁姆（Latium）人的相似，所以这些人物被描绘为穿着更为粗糙但带有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几何图案装饰的服装。无论服装的精确样式如何，它们都被起加固作用的铜制搭扣（fibulae）所连接，这一点被众多出土自武士墓葬的同类文物所验证。这一时期的鞋具是怎样的完全是个迷。我们暂且将其描绘成伊特鲁利亚人的装饰性的靴子，但带尖鞋头的这类靴子则只在伊特鲁利亚人的艺术历史中（约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475年）出现过。

A2人物所使用的装备完全基于埃斯奎力诺98号发掘组发现的材料来描绘（除了头盔、长剑和剑鞘）。头盔是基于Zschille的收藏，长剑是基于来自罗马的“Rocca di Marro”式长剑实物，而剑鞘是基于发现自其他地方的文物资料。图中前景中躺卧的是一名伊特鲁利亚武士，其军事装备以发现自塔奎尼亚（Tarquinia）墓葬中的文物为原型复原。背景中的小棚屋依卡庇托山（Capitoline）地区挖掘出来的铁器时代早期聚居地遗址的房屋式样描绘。

B:罗马武士小队，公元前7世纪

图B1试图去表现一名公元前7世纪时的武士的形象，其服装样式被共和国时代晚期的舞蹈祭祀（Salii）们所记录。已知带紫色装饰的上衣被晚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代的舞蹈祭祀穿着，并且与前代武士们所穿着的款式相比可能更华丽一些。斗篷（trabea）并没有绕在肩头而是以一种“加比尼亚式”穿着方式使用，也就是卷起来围住腰部和/或肩头。据说这种方式是从罗马以东12英里的加比城（Gabii，公元前493年之后就成为了罗马的盟友，虽然该城最初是起源自伊特鲁利亚人的）传过来的。斗篷上装饰着猩红色的条纹和紫色的镶边。胸甲是以来自埃斯奎力诺（Esquiline）14号墓中的公元前七世纪稍早些的同类文物为依据描绘的。

图B2尝试复原这一时期祭司（flaman）在祭祀的最初穿着。图中祭祀戴带尖头的头盔，尖顶的式样则为猜测性描绘，缠绕于身的斗篷被称作“Laena”（初期的伊特鲁利亚人的款式），但最后则演变成了希腊人的“chlaina”（外套）式样。祭祀们的服装是白色的，这与他们具有宗教纯洁性的职务相适应。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代的舞蹈祭司们穿了独特的靴子。鞋子通过独特的形状和装饰物来表示等级的做法看来是源自伊特鲁利亚人并影响到了罗马人身上。本图中的这名祭司所穿的式样独特的白色靴子是根据一尊伊特鲁利亚的小雕像来描绘的。

C:贺雷修斯（罗马传说中的一名英雄，译者注）在桥上，公元前508年

大约公元前509年伊特鲁利亚最后的国王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从罗马驱逐并转而寻求克鲁休姆（Clusium）王拉斯·波塞内（Lars Porsenna）的帮助以求恢复对罗马的统治，而后者则可能就是当时伊特鲁利亚联盟的首领。波塞内行军到罗马并在一次突然袭击中占领了贾尼科罗山（Janiculum）；这也意味着台伯河穿城而过的这座城市的剩余部分门户顿开。李维（Livy，罗马史学家，译者注）记录了贺雷修斯·柯勒斯（Horatius Cocles）的传说，故事中他连同斯普利乌斯·拉提乌斯（Spurius Larcius）和提都斯·贺米尼乌斯（Titus Herminius）一起疾奔到台伯河上的桥梁，在身背后出现整个伊特鲁利亚的军队的时候，他们无视敌人仍然继续奋力地破坏桥梁。在劝退另两名勇士后，贺雷修斯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坚持挡住敌人前行的道路。最终，伴随着轰鸣声和尖叫声，通往罗马的桥坍塌了。在向台伯河神祈祷之后，贺雷修斯跃入水中并安全地游回对岸。

图中三名人物的形象都基于公元前6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表现重装步兵的彩绘画来绘制的。

以位于Falerii Veteres（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的Sassi Caduti神庙中保留下来的中部基座的雕刻碎片为依据描绘了图C1，他表现了那一时代伊特鲁利亚重装步兵们的形象。

图C2的原型是埃斯奎力诺山（Esquiline）一座寺庙的山墙上一名女战士赤土身体上的绘画。这一装饰片段是否精确地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武士的着装情况还有很大的争议。胸甲的式样和装饰通常在对于女战士的艺术表现法中标志性地普遍存在，但这不一定真正适用于男性的罗马武士，此外原型雕刻采用的是希腊式的工艺，而且艺术表现方式也显然是希腊式的。当然我们还是将其元素引入图中，以便能利用上这一时期所有表现手法的色彩证据。

以Satricum的曙光女神（Mater Matuta）庙中保存的陶画片段为资料描绘了图C3。拉丁重装步兵是否与拉斯·波塞内（Lars Porsenna）结盟参加了战斗不得而知，但这位国王使用了雇佣军这一点却是确定的。有关这一点的一个证据就是关于穆齐·斯凯沃拉（Mucius Scaevola）的故事，斯凯沃拉曾试图在伊特鲁利亚国王的营地中暗杀国王但错误地杀死了国王的书吏，后者是花钱雇佣到军队中的。

D:维尼提亚人的作战系统，公元前5世纪

本图以来自希托萨铜罐（Certosa Situla）上的雕像为依据描绘，这些雕像表现了维尼提亚人不同类型的作战阵型组合。这里并不能确切描绘所有类型队列的全部细节，因此只表现了4人一组的单独前进阵列模式。

D1人物所使用的盾牌的复原并非如一目了然般简单，原始证据无法说明所示的这种护住身体大部分的盾牌是只是边缘和中心轴为铜制的非金属制品还是整个表面覆盖了一层铜板。图D2的那种简化版的盾牌同样不清楚是非金属制品还是覆盖了铜板。根据彼得·康诺利（Peter Connolly，英国著名历史学者，2012年去世，译者注）的观点这些盾牌是非金属的但中心轴为铜制。

图D3展示的是重步兵使用的青铜盾。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重步兵的盾牌带有青铜制的边缘和用于将盾牌固定在肘部的内侧的青铜制把手，有时候前端还固定着青铜制的装饰，而盾牌的其余部分是多层牛皮制成的。在接下来的世纪，当然不能确定准确的年代，整面盾牌开始覆盖上青铜薄片以起到加固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确定这里出现的维尼提亚武士们的盾牌到底是全铜的还是只是覆盖青铜薄片的。这些维尼提亚人的盾牌看上去像是当地生产的——盾牌边缘的三角形装饰与希腊本土生产的重装步兵盾牌上具绝对优势的多重线条图案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时我们给重装步兵配上了铜制护胫甲，虽然这一点并未在铜罐上得到表现。

图D4要表现的是希托萨铜罐上一队维尼提亚人斧兵的其中一名人物的形象。胸甲的准确细节无法从铜罐上准确得知，我们认为这些胸甲是由不同颜色的厚亚麻布或其他织物材料制成的，这与希腊人的被称作spolas的薄胸甲没什么不同。铜罐上的雕刻向我们完整传达了服装和装备上的一些标准化的情况，但可以确定这仅仅是艺术设计上的需要。很难相信在如此早的年代维尼提亚人已经在服装和装备的配备方面具有了统一性。

E:被凯尔特人击败的罗马重装步兵，公元前4世纪

包括拉丁姆（Latium）在内的公元前4世纪的意大利都曾经周期性地遭受过凯尔特人部落的入侵。本图描绘的就是在这类入侵战斗中溃退的一支罗马人军队的情况。

图E1是以来自帕莱斯特里纳（Praeneste）的一片公元前4世纪的象牙镶嵌画版来描绘的，图E2和E3则分别依据佛朗索瓦墓葬中的史料和圣彼得堡所保存的一件石箱上的图案来描绘。肌肉胸甲和护胫甲式样的一致性是他们的标志，这或多或少可以作为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重装步兵的军用装备已经实现标准化——至少是部分种类——的一个证据。另外，上衣的红色依据的是弗朗索瓦墓葬中的绘画实证。E2人物的盾牌图案式样（被称作minotaur的牛头人身怪物）以一面伊特鲁利亚人的镜子文物为依据描绘，不过其他人物所使用的“军团式”盾牌纹章则多少参考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货币上的纹样。描绘这些人物所依据的这些公元前4世纪的考古资料同时显示拉丁人的重装步兵是不蓄须的，相比于仅仅在随后的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开始保持蓄须的传统这一点来说，两者显得有点自相矛盾。

图E4是以莱比锡的一座红色图案的双耳喷口罐（crater）为原型描绘的，而图E5人物是以公元前3世纪埃斯奎力诺（Esquiline，位于今天的罗马的康塞巴托里宫）的壁画为依据描绘的。

F:萨姆尼人（Samnite，意大利中部古民族，译者注）武士，约公元前293年

本图尝试着还原了公元前293年的阿奎罗尼亚（Aquilonia）之战中萨姆尼军队可能的着装。

图F1设法还原的是一名萨姆尼军团士兵的形象。他的所有着装和武器不是被涂成白色就是被涂成银色。胸甲是式样是基于Bardo胸甲来描绘，而头盔（注意其头冠样式曾被罗马史学家李维所提及）和护胫甲上重复出现了展现在胸甲上的同样的装饰图案主题。

图F2连同背景中的不同人物形象一起反映了穿着自己“杂色斑斓”服装的萨姆尼军队的通常状态。萨姆尼人的上衣出奇的短并且下缘呈曲线形状，也就是勉强覆盖住生殖器；它们采用短袖式样，款式类似于今天的T恤。装饰金属物件的带子应用在肩头、袖子、腋下、腰间等等不同位置，就像图中所表现的一样，它们的根据都基于Paestan墓葬中和Lucanian花瓶上的武士图案绘画。装饰的色彩和图案同样出现在盾牌上。他们的武器是否真的是镀金的，也或者只是罗马史学家李维的艺术性描述或其引用的资料采用了（针对于铜制武器的）夸张式的修辞，这些则不得而知。一些武士携带了长矛，还有一些人携带的是标枪，后者基于希腊武尔奇式（Vulci）标枪来描绘。

G:罗马与萨姆尼人的条约谈判中的祭献仪式

图中心和背景场景都依据柏格塞美术馆（Museo Borghese）中表现为战神马尔斯所举行的一次祭献活动的镶嵌画来绘制。

图G1和G3人物是以收藏于柏林的帕莱斯特里纳（Praenestine）铜罐上的两名人物的形象为基础描绘的。两个人都戴着橄榄树花冠，这可能是为了庆祝胜利而戴的，并且有可能是一名将军在凯旋之后作为凯旋者（triumphator）庆祝自己胜利的身份标志；而接下来的，他们穿着的是极其复杂服饰。文字资料的记述对于罗马的将军们在怎样的环境下会穿着猩红色或深红色服装是有出入的，所以这里重建的两名人物的着装色彩多少可能会有些不符史实。最后我们在红色服装上描绘了繁复的金色刺绣装饰。将军还会穿一种边缘为棕榈树叶宽度的斗篷，同样装饰繁复的金色刺绣装饰。

图G2以埃斯奎力诺（Esquiline）的一座墓葬中一幅历史性绘画上的萨姆尼人将军Marcus Fannius的形象为蓝本绘制。

图G4为祭司（Priest）。

H:与皮拉斯王（Pyrrhus，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译者注）的一头战象作战的罗马枪兵

伊庇鲁斯的战象的形象是根据今天保存在国立伊特鲁利亚博物馆中的一块表现一头大象及其幼崽形象的画板来描绘的。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象上的乘员穿着肌肉胸甲，而赶象人的胸甲则展现的相当清楚。他们的服装连同象背上的布饰都是深红色的。头盔上插了三组头饰，它们很可能是白色的马毛制成的。象背上涂成黄色的塔楼（推测可能是木制的）在每一边都用重装步兵使用的那种铜盾保护起来，底端则用三条粗锁链绑定在象身上。

图中与大象作战的是一小队罗马枪兵（hastati）。这里的枪兵没有使用肌肉胸甲、护身锁子甲或胸披铠甲（pectorale）。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三个级别的罗马步兵支队的士兵（manipular）所负重的装备越来越多，而在晚共和国时期，步兵支队士兵们都开始穿上了带锁子甲的外套。罗马部队使用的是蒙特福尔迪诺式（Montefortino）头盔，他们所携带剑和盾都是依据沉铜（aes grave）硬币上的图案来描绘的。士兵们的支撑腿上附上了单个的护胫甲，这是以帕莱斯特里纳（Praenestine）铜罐上的罗马号号手形象为依据的。

罗马帝国时期兵团士兵穿天然白色的上衣。这种“统一化”的单色调外观非常利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罗马军队的大规模扩充的需要，大量被临时性重复征召的新的罗马武士选择穿着这种最便宜的未经染色的服装。同样出于节省成本上的原因，公元后的17世纪末，快速扩充军队的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同样选择了便宜的天然原色服装做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