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部落的居住地虽然历经了50年（本书出版于1982年，译者注）的考古发掘，但大多数遗址的情况仍属于未知——或者实际点说还未经公布。实际上，相比那些时代较晚并有丰富的绘画史料作为佐证的图画，这些彩图的准确性不可同日而语。存留下来的人工制品和像罗马人凯旋门上的雕刻这样的当时的写实图像性资料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这些彩图能否完整全面地呈现历史真实留下了疑问。不过，相比假设性的描绘，我们更多的还是依据史料。我们相信这些图——建立在作者广泛的资料研究和精心的草图准备的基础上——能够合理地重塑那些出色的“野蛮人”的特有风貌。

一个通常的看法往往会被提及——在谈论这一时期的服装时往往碰到诸如“粗鄙的缝制”或“制作粗糙”这样的说法——但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事实上，罗马的史料作者促成了日耳曼部落材料匮乏这一观点的形成，但物品的种类与范围和时间的跨度都是巨大的，所以这种概括性观念有害无益。我们推翻通常认为的早期人类较为“粗鄙”的历史偏见。他们保存下来的工艺品也一次次的完全反驳了这一观点。在一个对熟练的手工技艺有极大需求的社会，对工具、材料和技术的掌握往往伴随的是高超的艺术天分。保留下来的早期凯尔特人的武器和铠甲由无师自通般的金属作坊中制造出来；毫无疑问的，他们的女性通过母女相传的方式已经掌握了纺纱和织布技术从而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这不都是同样的佐证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秉持自己无理由的傲慢而固执的认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缺少我们所已经拥有的能力呢？

北方沼泽中少量珍贵的古代织物服装的发现切实证明了耐穿的面料是通过掺入动物毛发来增加强度的；虽然给人一种“毛刺般粗糙”的感觉，但这些残迹显示这并不意味着做工上的粗糙。从重量上简单区分，布料分为轻量的大衣面料和较沉的粗呢面料。（有趣的一点是现代实验表明饥肠辘辘的高地山羊产出的羊毛的质量要比肥硕的低地羊的羊毛好。）我们还有关于服装边缘带有简单却漂亮的装饰的证据。文字资料描述它们是多变的图形和条纹图案，这一点被残存下来的一些小的复杂而做工整洁的“方格布片”文物所证明。另一个这样的证据是在Huldre沼泽（地名，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译者注）发现的女尸身上的袍子和围巾，长袍的剪裁落落大方，褶皱优美雅致，缝制工艺也非常高超。一开始它可能由当时使用的植物染料染成相当亮丽的颜色，今天则已褪为暗淡的色彩。

无疑，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服装、铠甲和武器的材料和做工各不相同，而我们也应该记住当时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边界一说。在地中海世界和持续几个世纪中并不安宁的欧洲北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罗马帝国的边疆是弹性可渗透的并充斥着大量贸易活动。可以推想的是，一旦大规模的移民上路，不同地区不同部落联盟之间风格的融合将更加迅速更加自由。

A:早期日耳曼武士，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

图A1这名骑手骑在一匹吃苦耐劳但可能体质孱弱的小型马上，我们可以推断这匹马事实上是来自罗马的，因为罗马人广泛使用这种能在训练之后更好地组成编队行动的马匹。骑手的马具是金属配件匮乏的原始形态；“马鞍”实际上就是一张被强韧的皮制肚带箍紧的折叠的毯子。带有流苏的斗篷、上衣以及脚踝部扎紧的长裤都是毛料制品。他的盾牌是木制蒙皮的，带有铁制中轴，窄条镶边为铜制，铁轴穿过盾面在内侧连接一只握把。武器仅限于一支轻质长矛（framea）、两把短标枪和一支小型青铜腰刀。

图A2和A3人物属于数量众多的苏维比（Suebic）部落中的其中一支；他们的头发被束成著名的“苏维比抓鬏”，它或者为顶端束起头发或者是偏向右侧在鬓角之上束起头发。图A2人物拥有一面日耳曼式盾牌，其金属中轴在战斗中具有攻击性。他的武器是一把匕首和一把晚期的凯尔特人剑，后者采用拉坦诺（La Tene，瑞士地名，这里发现了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译者注）式设计；战斗中他还会携带一些标枪，就如图A3人物那样。图A3这名年轻的武士只穿一条天然毛料制成的短裤，携带一面凯尔特人的椭圆形盾牌，其突出的中脊在中轴位置隆起的更加明显；除了标枪，他还可能携带了一把小刀。

B:达契亚人，公元2世纪

图B1这名酋长戴弗里吉亚人（Phrygian）式样的青铜盔，穿“树叶形”甲片制成的铁制铠甲以及在边缘和小腿部装饰红白两色装饰图案的黑色毛料上衣和裤子。毛料的斗篷是简单的“格子呢”式样，在战斗之前它可能会被丢弃掉；采用单一色彩的“人字斜纹”纹理的斗篷也在使用。在图拉真石柱上出现的达契亚人的盾牌是椭圆形的，同样石柱上的雕刻显示它们尺寸巨大并拥有繁复的装饰。现在（本书出版于1982年，译者注）还未公开的在罗马尼亚Pietra-Rosie发现的一面盾牌上画有植物主题，中央则有类似于公野猪的图案。在图拉真石柱上表现凯旋场景的浮雕中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达契亚人的盾牌今天在君士坦丁拱门上也可以看到：其中一面长椭圆型的装饰有花卉图案的盾牌被一名下马行走的执政官所携带，还有一名达契亚人携带着一面六边形的盾牌，上面装饰四对凯尔特人的喇叭（carnyx）和项圈图案。

图B2是一名下马作战的达契亚骑手，他穿一件用银制环形扣固定的带流苏的斗篷、一件自然原色的亚麻布上衣以及一条裤子，后两者在边缘、袖口和小腿部都装饰着红黑两色的图案。他的武器是7英尺长的长矛和一把固定在带有铜制腰带板的腰带上的拉坦诺文化（La Tene，以瑞士这一考古遗址命名的欧洲铁器时代的文化，即拉坦诺文化，译者注）式样的青铜剑，这种剑可能被东部欧洲的凯尔特人金属工匠们持续生产着。相比图A1人物的那匹小型马，这名骑手的马匹更高大强壮。

图B3这名达契亚人部落武士只穿了一条奶油色的裤子，有时它们会装饰上黑色刺绣条型图案。图中这种双手持握的武器是拥有致命威力的falx——一种作战用的铁制镰刀，但刀刃在弧形的内侧；与单手持握的sica（一种被认为起源于奥地利哈尔施塔特的古代弧形反刃短刀，译者注）相类似的falx是达契亚人本民族常用的武器并且所有的达契亚兵团中都有部分步兵在使用它们。

C: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日耳曼一部落，译者注）和夸地人（Quadi，同为日耳曼部落名，译者注），公元1-2世纪

这些人物代表了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时日耳曼部落中政治组织最先进凝聚力最强的团体。他们的生活与罗马帝国紧密相连，因此，理所当然的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在他们身上鲜明显现。图C2这名酋长所戴的青铜头盔的准确细节依据今天保存在罗马国立浴场博物馆（即戴克里先浴场，译者注）的一名晚安东尼时期将军的石棺上的雕刻来描绘。我们描绘给这种与罗马骑兵的战斗头盔类似的头盔安装上一只传说中野兽的兽头用以符合野蛮人的风格；事实上，一种去掉了被称作“trilobate”的面具的作为常见装备的罗马骑兵运动会头盔也可能被采用。他的锁子甲衣是铁制的，并有可能是本部落自己制造的；凯尔特工匠在其他蛮族中持续性的制造武器的可能性是一件确凿却又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椭圆形的盾牌具有凹进去的顶端和底部；这种所谓“双裂口”式盾牌为苏维比（Suebic）日耳曼人所独有，不过他们使用更频繁的是六边形和圆形盾牌。源自罗马的剑采用鹰头形状的剑柄头，这是跨越边疆地区相当可观的对罗马帝国造武器进行贸易的结果。

图C3这名高级武士穿两件毛料上衣和普通的长裤。外面这件上衣的短袖边缘可能从袖口中央开始带有“锯齿状”的装饰，这一点见于一名在多瑙河中部流域与这些部落作战过的罗马将军的石棺上的雕刻。他的发型也是“苏维比人式抓鬏”但发束歪在右侧鬓角上方。他的武器是本地制造的用皮革背带连接的一把剑以及一把斧头。视情况而定，C2和C3人物都可以或骑马或步行的方式参加战斗。图C1人物则只是名苏维比部落的普通武士，穿着粗陋的毛料服装和皮毛或羊毛制成的保暖坎肩。他携带一支标枪、一把sax（一种类似于瓦刀的刀类武器，译者注）和一面老式的盾牌，戴琥珀和海泡石珠子制成的两排项链。不能完全确定这么早的时期是否有人物腿上这种交叉绑定的绑腿带，但一些在北欧地区的沼泽地中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凯尔特和罗马铁器时代的尸体——比如1871年在Rendswuhrer沼泽的发现——却显示这一类型的绑腿带的使用。兽毛鞋在丹麦日德兰的Fraeer沼泽被发现——它们是双层兽皮制成的，内层的兽毛朝向鞋子内部，外层兽毛展露在外。背景中那面龙形“军旗”是由空心铜兽首加彩色布料制成的“兜风带”所组成的。

D:哥特重骑兵和步兵，公元4世纪

图D1这名作战中的骑兵携带了一支长矛、一些较短的标枪和他的“萨尔马提亚式”长剑。他的带有镀金色铜制表面的铁盔为罗马帝国末期骑兵的式样；锁子甲上衣为镀金色铁制，斗篷则用带镀金色表面的铁制弓形扣扣紧。服装的边缘和袖口往往装饰皮毛或刺绣图案；亚麻布上衣有时在上臂、领口和下摆位置会出现几何形图案。圆形的轻微凹陷的盾牌采用罗马人的铁制轴。他的坐骑大约16手（hand，测量马高度的单位，一手等于10.16厘米，译者注）高，拥有带铁制和青铜制配件的马具和拱形马鞍，后者覆盖着带戳印的铜板，这在哥特人的墓葬中被广泛发现。图D2这名步兵穿两件上衣，外面一件边缘带有皮毛，绣制或额外加上去的布块装饰也可以看到，它们或是条状、或是简单的几何图形，亦或是“齿状边饰”之类，这些都可以通过来自当时被认为受哥特人影响的罗马器物的彩绘上得到印证。盾牌上也绘有基础性颜色的几何图案。注意本图和其他一些图中我们故意把像剑这样的一些物品置于有些似是而非的角落里以便更多角度地呈现它们的细节。

E:哥特武士，公元4世纪

图E1和E3这两名步行的士兵穿着不同式样的毛料或亚麻制服装。有些人可能还会穿边缘装饰富丽的锦缎或毛皮的上衣。这些尚武的游牧民族肆虐并与许多族群为敌，它们包括了斯拉夫人、萨尔马提亚人以及罗马人；而且可以推断他们的成功也得益于此。一些人可能在面部、胳膊和胸部刺青。武器的范围涵盖从成捆的标枪、长矛到sax（一种类似于瓦刀的刀类武器，译者注）、长剑和斧头再到弓箭在内的不同种类。图中所描绘的弓大约168厘米长，两端带有铜制“弦口”；箭大约90厘米长，有些带有具穿甲功能的箭头。盾牌是圆形或椭圆形，盾轴为铁制，有些盾的盾面上可能还绘有几何形图案。图E2这名不穿铠甲的骑手携带一支长矛、许多标枪和一把单刃长刀。当时罗马人的彩绘文物告诉我们上衣的“齿状边饰”的存在。椭圆形盾牌大约3英尺长2英尺6英寸宽（大约91.4厘米长，76.2厘米宽，译者注），配备一条挂臂用的中心绳带和一只盾面边缘附近的握把。注意图中还描绘了木制马镫这一细节。

F:法兰克武士，公元5世纪

最能联想到法兰克人的武器是一种被称为angon的带长铁杆的标枪（它可能源自罗马人的pilum标枪）以及一种有锐利的斧头的投掷用斧子。盾牌带有显眼的中轴，轴头或为尖形、或为圆弧形、或为圆弧形中央带一颗扣型物。注意他们标志性的发式，两侧带小辫，头顶留抓鬏，后脑勺则髡发。5世纪的一名目睹了法兰克人入侵高卢的高卢-罗马人Sidonius Apollinaris在其著作中描述法兰克人的上衣是染色的并装饰鲜亮颜色的条纹，毛皮腰带则嵌入点状装饰物。他还描述了一种红边的绿色斗篷，但墓葬发掘而得的斗篷文物缺少围在胸前固定用的扣别，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斗篷的使用并不普遍。在5世纪的入侵之前，法兰克人和高卢人之间还醉心于彼此的紧密联系，因此可以相信法兰克人的服装上会显现出一些高卢风格的影响。

G:“盎格鲁-撒克逊”武士，公元5世纪

公元4世纪和5世纪进入不列颠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奇袭者或入侵者并非全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或朱特人（Jutes，古日耳曼一部族名，译者注）。进入德国西部的还有弗里斯兰人（Frisians，古条顿人的一支，译者注）、法兰克人，可能还有阿勒曼尼人（Alemanni，古日耳曼一部族，译者注）；此外还有大量的温德人（Wend），这是斯拉夫人的一支。本图三名人物分别代表了上述三支不同的社会人群，甚至早在公元1到2世纪时塔西陀（Tacitus，罗马历史学家，译者注）就对他们有清楚的记述。图G1这名酋长头戴撒克逊历史晚期的一种头盔，它的原物在本蒂格兰奇（Benty Grange）被发现，年代属于7世纪，也就是他们在东不列颠定居的200年以后。以星形盔（spangenhelm）构造为基础的这种形式复杂的头盔却从3世纪开始在欧洲一直被沿用到12世纪，而自始至终其外观无明显变化。其铁制框架结构最初被置于一些款式的加衬帽子外面。框架之间的空隙填充上兽角板，给人一种带绿灰色调的奶白色感观；盔壳由兽角/兽蹄板粘接而成，并用银色的“中间圆盘两侧斧刃型”铆钉固定。（原始文物中）被称为“托尔（Thor，北欧神话中的雷神，译者注）之锤”的小的银色十字装饰在护鼻上；头盔的顶端是一只头朝前的公野猪像，猪身上装饰4排金色珠子，四肢上各一块银色“印记”，底座为中央铆上铁条的一块曲型板。图中所示衬衫式样的锁子甲随着一次航海旅行而留下锈迹——酋长的奴隶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将其抛光并涂抹上动物脂肪。带有漂亮复杂装饰的剑依靠背带挂在身前，背带则用华丽的铜扣别扣紧；作战中，武士们也会携带长矛。小圆盾锥形的盾轴可用来进攻。毛料服装则往往在边缘和袖口留有装饰物。

图G3是一名装备精良的武士，也是酋长手下作战小队的成员之一。除了他的带长铁杆的标枪（angon）之外，他还携带一把投掷用斧头（francisca）和一把被称作sax的单刃短剑（长刀）。他巨大的椭圆形盾牌拥有小圆面包形状的铁制盾轴。“托尔之锤”形状的护身符挂在脖带上。他的服装的质量也比图G2人物好，后者只是名普通的武士/农夫，穿的是简单的毛料手织服装。作战时，这类人通常装备一支长矛或图中这种手斧，并配一把小型的腰刀。

H:罗马帝国军队中的日耳曼士兵，公元4世纪-5世纪

H1和H3人物来自君士坦丁大帝建立的著名的精锐日耳曼军团Auxilia Palatina（字面意思为“宫廷辅兵”）；图H2人物则是日耳曼皇帝卫队（Germani Corpris Custodes）中的一名着宫廷勤务服装的卫兵。这一时期的普通服装往往拥有很好的装饰，帝国内的平民风尚因追随野蛮人的口味而改变使得刺绣装饰和贴花工艺大行其道，这点从发现的罗马晚期镶嵌画、浅浮雕、金属盘和手稿资料中出现的大量对装饰华丽的军用服装进行描绘的证据上得到印证。带有华丽的铁制配件的皮腰带上固定的长剑与古代凯尔特人式样的剑和罗马骑兵的spatha式剑形成比对——随着步兵地位的下降，罗马军团的老式短剑（gladius）显然已让位于这种武器。巨大的椭圆形盾牌有时插有一截大约30厘米长的短标枪，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已经被刺入盾牌的内表面了。